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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壹週刊/蘋果日報專欄 p.3


1.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一) 11. 臨淵無須羨魚
2.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二)
3.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三)
4.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四)
5. 意想不到的災難——與華叔商榷
6. 與阿團闖蕩街頭
7. 巨機起飛的故事
8. 從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論
9. 隨筆以起筆為優
10.《經濟解釋》的意外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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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一)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 五 常 1999.12.16

還有十多天我們就踏進千禧的最後日子。好些刊物、傳媒找我訪問,要看一下我根本沒有的水晶球怎樣說。我不勝其煩,就決定下筆寫一些自己對千年回顧的感受。

千禧之慶究竟是今年末還是明年末,是個有爭議性的問題。我為此作了考查,得到的答案是今年末,因為耶穌誕生是從零開始的。是的,再過十多天,我們就踏進二十一世紀。

拿起筆,想到毛潤之的詞,我就在空白的稿紙上寫下《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這個名目。老毛可不簡單。我只借用他三個字,文采就溢於紙上。

作為炎黃子孫,我要寫的回顧當然是從神州大地那方面看。沒有讀書三十年,而手頭又沒有歷史書籍,要「話千年」不容易。可幸三十多年前我讀書博而雜,為了過癮古今中外無所不涉,且過目不忘(其實細節忘卻了不少)。經過漫長的日子在腦中消化,對歷史免不了有自己的觀點。且讓我憑記憶中的消化所得說一些吧。

一千年前,中國是北宋(九六○——一一二七)時代,很了不起。當時美國有的是「紅番文化」,與我們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差不多水平。歐洲呢?一千年前是那所謂「黑暗時代」,文藝復興還要等四百年。那是說,一千年前,中國的文化與經濟,高出歐西不可以道?計。

北宋的陶瓷藝術,無與倫比。論畫,我們只要看範寬的《溪山行旅》就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米南宮的行書與黃山谷的狂草,就是今天也算是一級的抽象藝術。蘇東坡與李清照等人的詩詞,光芒不可方物;到了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辛棄疾也非同小可。是的,八百年前,中國雄視天下。

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來了一個致命傷。這段時期的困難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視中國文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是毛潤之說的。好些中國文化專家認為元代的文化大有可觀,但文化的發展不是朝夕的事,就是急劇倒退也不是一下子就變得面目全非。

整體來說,比起宋,元的文化跌得很厲害。馬致遠算是高手,但怎可與蘇學士相提並論?鮮于樞的書法大有可觀,但與米芾根本不是同一水平。元代的陶瓷藝術,有青花釉紅的始創,但整體卻是跌得一塌糊塗。宋代五大名中的鈞,起于唐而達於今,從來沒有中斷過。所以我喜歡研究鈞的演變來作一個大略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文化衡量。是的,鈞極精于宋而極劣於元。

話雖如此,元代當時還是勝於歐洲的。馬可孛羅(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可能是當時唯一的主要證人。他的「遊記」把中國捧到天上去,就是將他說的打個八折也勝來容易。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國的一個文藝復興,與歐洲的文藝復興(大約一三五○——一五八○)是同期的。看官要知道,文藝的盛衰永遠跟經濟的盛衰連帶在一起,中外皆然。所以若沒有可靠的經濟資料,以文藝來衡量經濟雖不中亦不遠矣。

明代的文藝復興,主要是先「復古」然後創新。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就是其中幾個代表人物。此「復興」與歐洲的很不相同。明代的有「古」可複——宋代的傳統是一個大金礦。另一方面,起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沒有了不起的傳統的。

大名鼎鼎的達文西(一四五五——一五一九)、米開蘭基羅(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等人,其天才絕頂毫無疑問,但他們對文藝的主要貢獻,是打破了當時宗教的傳統約束。純從藝術本身及其思維哲理來評品,歐洲當時的水平與我們的明代所差尚遠。

以視覺藝術來說,好些學者認為空間處理的思維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衡量。這方面,北宋所達,歐洲要到十七世紀中葉才達到。那是說,一千年前,在藝術的一個重要思維上,中國比歐洲先進六百多年。

明代之前,中國比不上歐洲的,是建築。建築不單論藝術,也論科學工程。科學上,不管我們怎樣高舉自己的傳統,引證於青銅、陶瓷、紙張等的神乎其技,但整體來說,在阿基米德(西元前二八一——二一二)之後我們的科學就比不上歐洲。然而,從經濟那方面看,科學在歐洲要到工業革命(十八、十九世紀)才大派用場。科學在中國為什麼那樣不濟,是個重要的話題,我會在本文的第四篇(四之四)試作解釋。

中國的經濟給歐洲追近,大約是十八世紀中葉,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於歐洲,我個人的估計,大約是始於幹隆下位(一七九五)至鴉片戰爭(一八四○)之間。

從文藝發展那方面看,中國到了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紀,達到了宋代之後的另一個高峰。然而,此高峰在當時只能與歐洲打個平手。我們的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與荷蘭的倫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是同期的人,勢均力敵,各擅勝場!八大推出一百五十年後歐洲才有的印象派概念;倫勃朗則直追我們北宋的範寬,而範寬的氣派與功力,八大是有所不及的。

一踏進十九世紀,無論科學、文藝或經濟我們都給老外比下去,輸得面目無光。神州大地烏雲一片是二百年前開始的了。

「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是稼軒說的。(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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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二)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 五 常 1999.12.23

驚回首,感慨話(二)千年以來,中國最好的皇帝是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毛潤之在他的《沁園春》?低貶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等人,但卻沒有提到康熙。要是提到康熙,他應該不敢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康熙是個獨裁者,對政敵或爭位的人絕不手軟。但他對人民的生活與自由,永遠放在第一位置。這個皇帝聰明、勤勞、客觀、好學。凡有傳教士不遠千里而來,他必虛心求教,要多知一點怎樣才可以改進人民的生活。後來慈禧太后動用海軍軍餉來建頤和園,是因為差不多二百年前康熙訂下「永不加稅」。 

一個明智的獨裁者,當然理解繼承問題的重要。康熙看中不是長子的雍正,也看中年僅幾歲的孫子幹隆,使清代能連貫地有三個好皇帝,國泰民安一百三十多年。這是個歷史奇績。 

我認為康熙最聰明的地方,就是作為外族管治神州大地,他重視中國的文化。這與元代是截然不同的。自康熙到垂簾聽政的慈禧,每個清代的統治者都學中國的書法。雍正的書法最好,有近于書法家的水平。不是皇帝的成親王算是個書法家。幹隆寫得笨,而其詩俗不可耐,但他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慈禧的書法很難看,但她的畫「了不起」,顯然是槍手代筆的。喜歡「請槍」而把自己的印章蓋上去也算是重視中國的文化了。 

令我拍案叫絕的,是納蘭容若(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這個早逝的滿族皇室子弟的詞品,可與宋代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大師平起平坐。精于騎射的納蘭容若肯定是個天才絕頂的性情中人,但他的詞藝能雄視神州七百多年(稼軒之後到今天),顯然是自小父母就要他在中國的文學上痛下功夫。 

幹隆之後,繼位的幾位皇帝不是暴君,而是庸材。這是中國二百年前開始走下坡的一個原因。然而,與歐洲相比,我們給老外節節追近,在相對上步步敗退,卻起自康熙。最好的皇帝也保不住我們的相對優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們歷來科學落後於人;其二是歷來閉關自守的意識,應付不了無可避免的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後者起於歐洲工業革命之前,讓我先談吧。 

一六六四——康熙登位後兩年——大約一公斤的中國茶葉運到英國去。茶杯也同時運到。老外不懂得用,把保熱的杯蓋放在杯底下,後來演變成為今天我們喝咖啡的杯與碟。但茶老外不僅懂得喝,而且認為是天下妙品。 

半個世紀後,一位英國紳士說:「中國有天下最佳的飲品,茶;最佳的糧食,米;最佳的衣料,絲。有這一切,他們是不需要與我們貿易的。」據說這是當時老外的一般意識。他們渴望與中國貿易,屢派說客到中國來,要求貿易開放。但康熙與他的孫兒幹隆一樣,對老外的產品沒有興趣。 

這個後來被歷史學者笑掉牙齒的「沒有興趣」、「夜郎自大」的意識,其實有點道理。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強迫中國開放貿易後,老外商人到中國大力推銷刀叉、鋼琴之類的產品,與中國的文化格格不入,力竭聲嘶也賣不出去,又使歷史學者笑掉牙齒。 

康熙為了應酬,謝世前兩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了「公行」,起初是七家,後來增至十三家。這就是今人在廣州的老人還依稀記得的、曾經是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一八四二年取締,但地區之名解放後仍在。)一家公行的主事商人叫作「行商」,每家公行指定與一個老外國家貿易,有絕對的壟斷權。對中國貿易最有興趣的是英國,而成交量也最大。英國方面的中國貿易也是有壟斷權的,由東印度公司禦准主理。因為有大利可圖,英國到中國的走私商人不計其數,而其中最有名的走私英商是今天香港怡和的創辦人。 

公行於一七二○年成立後,與老外相安無事大約半個世紀。中國的茶與絲在歐洲大行其道,但老外商人卻沒有什麼產品是廣州的行商樂意接受的。行商最喜愛的,是金與銀,尤其是銀兩,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是以銀為本位的。 

以銀換絲、茶,皆大歡喜。說當時主要是英國人喜歡喝中國的茶,是不對的。一七七四年數以噸計的茶把美國的波士頓海港染了色(美國歷史上著名的Boston Tea Party),全部是中國的茶葉。 

不幸事情的發生,起於一七八○年的前前後後。英國老早就禁止本土的銀兩出口。英商運到中國的銀兩,是從歐洲大陸搜集的。主要是西班牙,因為該國與盛產銀的墨西哥有密切關係。但一七七六起,西班牙有一連串的戰爭,又與墨國不和。這導致銀兩的供應短缺。 

英商與中國貿易,銀兩不足,就想到盛產於印度的鴉片。中國在一七二九年就禁止鴉片進口,但走私易過借火。起自銀兩短缺的英商鴉片走私,廣州的行商有暴利可圖。這暴利與鴉片進口在中國急升的數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任何版本都是驚人的。 

以鴉片代替銀兩,中國的銀兩進口立刻減少,理所當然。但過了不久因為鴉片進口量大,銀兩就開始外流。因為銀兩是中國的貨幣,這外流引起通縮及經濟不景。這應該是十九世紀初,幹隆謝世後不久的事。 

再過三十年,江河日下,銀兩外流變本加厲,林則徐見勢頭不對,給皇上的陳辭擲地有聲,在廣州大燒鴉片。可惜林前輩不明白一百年後經濟學者才弄清楚的貨幣理論,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是後話。(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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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三)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 五 常 1999.12.30

話說十八世紀後期,西班牙的不斷戰爭使英國商人不容易找到銀兩到中國換取絲茶,他們就以生產於印度的鴉片代替。走私鴉片,英商與行商皆有暴利可圖。幹隆謝世後的十九世紀初期,鴉片進口的急升導致銀兩外流。 

林則徐說銀兩外流會窮國,是不對的。問題是銀兩是當時中國的主要貨幣,這外流使貨幣量減少,導致通縮與經濟衰退。要是當時中國懂得改變貨幣制度,像太平天國那樣大的災難可以避免。當然,我不是說鴉片進口是不應該禁止的。 

上述的衰退是現代貨幣理論的重點。以我所知,第一個中國人清楚明白這重點的,是宋子文。這個以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對國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確大有才華。他在一九三四年為經濟學大師費沙(I. Fisher)榮休而寫的一篇關於中國財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陳述銀兩外流對貨幣供應及經濟衰退的關係。有資格為費沙榮休下筆的人不多,而費沙是貨幣理論的大宗師,宋先生若不是胸有成竹,怎敢班門弄斧? 

一八三四年,當鴉片進口與日俱增之際,一件少受注意但極為重要的事發生了。英國政府取締了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專利權。自公行在一七二○年成立後,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只由東印度公司一家包辦。雖然走私的英商不計其數,但他們不敢明目張膽,費用當然較高。 

合法的一家公行對一家東印度公司,專利對專利,相安無事百多年,而東印度公司賺錢所付給政府的稅,達英國庫房的十分之一。問題是,走私的英商越來越多,而他們又要付走私費用,所以他們聯手迫使英國政府在一八三四年取締了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 

這專利取締之後,此前的專利對專利變作英商自由競爭對一家行商的專利。這家行商當然大發其達,左推右擋,使英商「冇啖好食」。英商於是從東印度公司遷怒於公行,不斷地建議政府要設法廢除中國的公行制度。 

一八三八年,見外交途徑無效,怡和的James Matheson上書英皇,主張出兵,以武力強迫中國開放貿易。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加大圖書館的陳年檔案中讀過,過癮精采,今天記憶猶新。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英國是以一些雞毛小事為藉口而派軍艦的。炎黃子孫為了面子,就推到燒鴉片那方面去。其實,人家長途跋涉、糧食不足的一小隊軍艦,就把我們的天下大國殺下馬來,還有什麼面子可言呢?(一九○五年,俄國也如此這般地攻打日本,話都冇咁快就全軍覆沒。) 

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一開頭就廢除公行。港島及界限街以南割讓,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城市外貿開放,也是在這條約之內。當然,鴉片隻字不提。 

一八五八年,見地方不夠用,英國以天津條約租用了香港的新界。那時太平天國(一八五○-一八六四)搞得天翻地覆,英國要怎樣就怎樣。他們當時不「割」而「租」,是因為見到俄國在北方虎視眈眈,一「割」起來,中國給外人瓜分,貿易之計豈不是廢了? 

是的,大英帝國是個「殖民地」老手。他們在印度中過計,知道要「殖」中國那樣大之「民」,蠢事也。既不能「殖」整個中國,為了貿易,他們不要外人佔領中國的土地,是不難理解的。 

說起殖民,英國對香港的處理有九十分。他們不像康熙那樣重視中國的文化,但重視香港人的知識。他們顯然認為,香港人增加知識會減低他們對中國貿易的交易費用。 

大約一百年前,先父從惠州到香港來,在街上被一個鬼佬以午餐為誘,進入灣仔書院學英語、數學。其後到天祥洋行作學徒,獲授當時算是高科技的電鍍之法。滿師後先父要自立門戶,鬼佬老闆認為對香港會有貢獻,大事嘉許,多方協助。戰前的香港,這樣的故事多的是。 

戰後,港英出了一個郭伯偉。在我認識的朋友中,維護香港最甚的是郭伯偉、夏鼎基與彭勵治這三位連任的財政司,期長共四分之一個世紀。此三君皆是老香港,懂經濟而又智力非凡。「東方之珠」可不是浪得虛名的。 

太平天國的動亂起自銀兩外流而導致的貨幣減少及經濟衰退(我可能是這個論點的始創人),長達十五年,是中國的又一個致命傷。自相殘殺三千萬人(從比例算,大約是今天的兩億人)!太平天國中斷了茶葉供應。嗜茶如命的英國佬,見中國缺茶,就試在錫蘭(今天的斯里蘭卡)種植。一試成功,之後到今天鬼佬所喝的大都是非中國的紅茶了。 

太平天國後,神州大地更乏善可陳。一九○○年的義和團,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跟而來的軍閥時代,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三反五反,百花齊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把炎黃子孫弄得死去活來。神州大地不是風雲色變,而是烏煙瘴氣。 

一九八五年我白紙黑字寫得清楚:二百年來,中國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兩年多前鄧小平先生謝世,我破例地穿上黑西裝,結好黑領帶,也要太太穿上全黑的,一起到新華社鞠躬。一位朋友嘲笑我這樣做,我說:「你沒有讀過中國的歷史吧!」(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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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四)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 五 常 1999.12.30

一個國家由盛轉衰而甚至沒落,歷史的例子有的是。但這些不是小國,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書特書的。中國是一個例外。這不是我個人之見。老外學者朋友,一提到中國的歷史,都為我們從極盛下降至極衰的這一千年搖頭歎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國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國也曾經有經濟大衰退。但這些都不像中國的例子:從雄視天下到民不聊生;從道德倫理到腐化入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炎黃子孫受到了什麼詛咒? 

維持一個民族的尊嚴,文化是極為重要的。英國本土算是小邦,但因為文化有厚度,其尊嚴曆久不衰。我們的文化曾經高不可攀,但尊嚴也曾跌到無影無。這悲劇之悲,應該破了世界紀錄。 

說中國有優良的文化傳統,老生常談,但還是把我們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來,神州大興土木,推土機第一次普及運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館的專家從來沒有見過的。為了好奇,我曾經在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過功夫,所得的結論有二。其一,中國古代的文化,比我們歷來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騷人韻士怎樣哭呀哭的,我們曾經相對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顧,我們不難發現,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們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學家的人物是出現過的,但一個傳統就談不上。在歐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學天才的崛起,其傳統可上追西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西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科學發現——半導體與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頓及達爾文。為了應用科學,訓練工程師的學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國開始了。 

我們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國人的數學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沒有連結隊,近數十年來我們拿得科學諾貝爾獎的也有好幾個。科學天分我們有的是,但為什麼我們沒有科學的傳統呢? 

這個老問題不是我發明的。我個人發明的答案,是歷史上我們沒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從來不論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師這個行業,在二十世紀之前我們是沒有的。在歐洲,法律學院始於羅馬帝國,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國之道是講倫理(不是法理),論風俗(不是前案例)。我們試行孔夫子的理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我們論孝,也高舉儒家學說。不要低貶這些事。以論理、風俗治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費用低廉。昔日包公審案或鄭板橋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師、法庭,其費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不要忘記,鄭板橋是個詩人,精于書畫;只因為讀過書,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倫理治國費用低廉,在一個不變、安定或緩進的社會中,大有可取。但說到日新月異,風起雲湧,倫理治國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價。 

第一方面,在倫理治國的制度下,以讀書識字來考什麼進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職。歷史上,從陶淵明到蘇東坡到鄭板橋,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算是有學之士是沒有做過官的。那是說,求學是求官,求生計及一點「治」權。倫理學問可治,科學學問不可治也。讀書識字的,或多或少要向倫理那方面下功夫,論什麼君子、小人,科學的興趣也就不容易培養出來。要是我們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師專業處理,懂得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蘇東坡,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是的,我們歷來科學人材的缺少,不是沒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講倫理,談詩論詞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會造成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歷史上,我們從商的可能富有,為官的學者生活挺不錯。餘下來務農或工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用不讀書識字。以學問治國就有這樣的一個困難:沒有一個純以學問生產而謀生的空間。 

第三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沒有彈性。倫理、風俗、習慣,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歐西法律那樣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與大衛德(A. Director)論法律,他的高見是英國始創的普遍法的費用,比歐洲大陸的成文法為高,但較有彈性。相比之下,我們的倫理治國費用最低,但彈性最少。 

彈性不足的倫理,遇到日新月異的發展,風起雲湧的演變,就應付不了。我們要搞一個革命才能把辮子割下來!歷史上,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要是倫理治國有足夠的彈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驚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說一次:二百年來,我們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北京的領導人要放棄成見,大膽地引進老外可取的法門,用之于炎黃子孫的天才上。這樣,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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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想不到的災難——與華叔商榷
2003-02-13 , 壹週刊 - 專欄 
如果沒有記錯,母語教學是民主黨幾個重要成員首先提出來的。那是以司徒華為首等俠士。當時九七在望,反對母語教學豈不是反對國家,不愛國了?是敏感的政治問題,香港也算倒楣了。可能是俠士們的無心之失。要是他們知道今天的後果,不知會怎樣想?他們可能堅持己見,不肯認錯,也可能知道是闖了大禍,但死不悔改。我是最近才知道的。隨茈擊y教學的口號,一九九三年起,香港的中學會考容許學生選考中文試卷,以中文作答,或選考英文試卷,以英文作答。十年之後(是的,只過了十年),學生選擇的變動是災難性。我選出八項傳統的正規科目,展示前後十年會考學生選擇中試及英試的百分比的轉變。資料數據羅列如下表。記荂A是學生自己的選擇。那是學生考慮自己的英文與中文的應對能力才選出來的。這是說,一般學生的自我衡量,是他們的英文水平江河日下!試題是先出英而後譯中,不容易譯得準確,選考英文試卷有「蚍ヾv,但學生還是大量地按年增加捨英取中,這是放棄英文了。最可怕的證據是凡是英文重要的科目——商業、經濟、地理、西史——捨英取中最嚴重,而英文不重要的——生物、化學、數學、物理——其捨英取中的傾向則明顯地較小。西史是西方歷史,上帝呀,怎可以急速地轉用中文作答的呢?難道學生不想知道拿破崙的情婦的名字嗎?華叔應該同意,當今之世,商業是國際性的,其交易洽商以英文為重,但十年以來,每年平均有四點三二個百分點的學生捨英取中,以致去年百分之八十一選修商業的學生認為自己的英文不成。可謂慘情矣!細看數字的轉變,竟然發覺整體上,捨英取中的趨勢加速。這是說,繼續下去,不出十年,絕大部分的香港中學畢業生對用英文會失去信心。香港的教育制度不知所謂,歷來以考試為求學的重點。讀書不為求知,而是為考試。這樣,考試對學生所學就有決定性。可以用中文考,慳水慳力,英文學之作什麼?還是多玩一下電子遊戲機吧。相比之下,國內的青年今天追學英文,追得如醉如狂。以北京為首而滿佈全國的新東方教學生考TOEFL、SAT、GRE等英文試,每月一轉就有六萬多個學生。這樣訓練出來的不一定真的懂得用英文,但他們考英文試的成績,使美國的大學懷疑其真實性。我知道是真實的,因為他們認識的英文字彙好些我也不懂。不少投考這些美國入學英文試的青年不是準備到美國求學(他們經費不足),而是以之作為資歷,找工作有幫助。

 我們常說香港的學子比國內的學子優勝,主要是英文水平較優。然而,今天的發展是此衰彼長,不出十年,香港學子的英文水平比國內的不過。難道國內的學子不愛國了?我們像傻佬那樣高舉一國兩制,是怎麼樣的兩制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但九七以還,我沒有感受到兩制的存在,只是某些地方香港辦得好一點,比較自由,但那些「好一點」不足以支持價格與工資的大幅差距。公務員的高薪有政府的維護可以支撐久一點,但不出五年,香港的青年一定要與國內的在同一市場競爭。今天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已下降至每月六、七千元,如果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大幅上升,香港的還要繼續下跌。如果我們的母語教學的蠢政策繼續下去,知識青年的工資,香港的會跌至國內的水平之下。這些日子來,雖然退了休,到我家來問前程的學生絡繹不絕。我重複地對他們建議:如果大學畢業後香港的月薪是七千,國內是三千,選國內!是的,到國內學普通話,知道一點風土人情,交一些新朋友,是香港青年可以看得通的路。我說過了,英文很難學,比中文難得多。前者的表達能力較強,但困難上升數倍。問題是英文已成為固定國際通用語言,而世界漸趨大同了。被西洋鬼子佔據了國際語言的地盤,有點不公平,但這是歷史的裁決,我們是不能更改的。英文難學,但我這一輩在香港出身的番書仔,沒有一個不可以用中文表達的。倒轉過來,無論是國民黨時期的國內學校還是香港昔日的中文中學,高舉英文重要的,我沒有遇過一個寫得出兩句算是英文的學生。華叔和我都是老一輩的人,對中國文化茪F迷的。我欣賞他的中語文字,見過他的書法。有時我真想邀請他與我比拼一下,背誦詩、詞、古文,或即席揮毫,或十步成詩。不比拼,對酒當歌,大家想淵明,論東坡,倒也寫意。華叔喜歡龔自珍的詩,我也喜歡,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我不同意的,是欣賞中國的文化,學好中文,需要推行母語教學。文字與文化的進取要以興趣培養出來,而只為考試的香港教育是培養興趣的大忌。可以靠死記而學得一點的科目還略有可為,但文字是另一回事了。想當年,作為番書仔的小同學——江潤祥、韋子剛、華叔認識的王柏泉,就連我這個留級生——有誰不可以寫些中文詩或散文投稿而發表於報章上?今天又怎樣了?是因為政府的左右而使語文教育潰不成軍吧。華叔欣賞中國文化,是能手,高舉母語教育可能是真心話。然而,老實說,好些其他大叫大嚷的我就看不出是什麼中國文化專家。應該是政治的意識吧。這是香港的悲哀。可憐納稅人的錢!

(作者保留版權,如要轉載,請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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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阿團闖蕩街頭
2003-02-27 , 壹週刊 - 專欄 
我大約是一九五一年認識容國團的,比他年長兩歲多。那時喜歡逃學,讀書不成,但街頭巷尾的孩子玩意很有兩手。樹叉射雀鳥、彈玻璃珠子、放風箏、釣魚、擲毫等皆有過人之處。下象棋不俗,雖然在西灣河一帶比不過徐道光,但其他的棋手總可以安心地下賭注。是的,我也喜歡乒乓球。但當年沒有方便的球桌與場地,要收錢的付不起。灣仔書院的走廊有球桌一張,小息時搶茈h打的同學甚眾。打的是四分波,被淘汰又要排隊輪候了。到哪裡去打乒乓球是頭痛的問題。當時在西灣河的太古船塢的工人俱樂部有四張乒乓球桌,正規的,場地算是上選。但俱樂部只限於太古的員工享用。我和朋友們偷進去打。不速之客不受歡迎,場地的管理員不開燈,而到了晚上,太古員工進場,我們就要讓位了。但在下午四時偷進去,到六時窗外還有光,日漸黃昏,球室很暗,看不清楚,我們還是打下去,到燈亮要讓位而止。是一個快要讓位的暗淡黃昏,鄰桌有一個個子不高的孩子,踮虒}尖拍球,其聲甚響。我好奇地去看那孩子的球拍,與我所用的沒有分別,但球聲怎會這樣響呢?這孩子不懂得怎樣打,是初學,但拍球的響聲顯然與時間有關:觸球的一剎那球拍的速度最快。我教這孩子怎樣打,一教即明,給他上了幾課我就知道自己沒有乒乓球的天分。他起板那樣自然,那樣舒暢,真教我羨慕。不到兩個月,我不能勝他。不敢再教了。過了兩年,報章的體育版幾次讀到筲箕灣出了一個東區小霸王,名容國團,乒乓球如何了得云云,很想去找他賭一手。跟茼b巴士上,途經大坑道之際,我依稀地認得站茠漪O兩年前我教過的徒弟,但長高了那麼多,不敢肯定。我還是問:「你是我兩年前的徒弟嗎?」他高傲地回應:「是的,但我現在是東區小霸王。」「你是容國團!」我與阿團成為好朋友是一九五三年開始的。五四年我被逐出校園,不用逃學了。阿團是筲箕灣慈幼學校的學生,不知成績怎樣,但也不用上課。從五四到五七這三年間,好些時日夕與共,大家有空就闖蕩街頭。他不多說話。他少說,我也少說,只是在街頭找對手,賺點小食。阿團是難得一見的天才。他有三項絕技所向無敵,差不多逢賭必勝。乒乓球是一項,打康樂棋是一項,踢毽子也是一項。毽子有一種踢法,叫騎龍。那是把毽子拋高,落下時人跳起,左足跨過毽子,右足的鞋底把毽子踢上去。要踢得很高、很直,才有機會連貫地踢第二次。能連貫地這樣踢兩三次的很少,但阿團可以連貫地踢十多次。上述的三項絕技是阿團的天才的小部分。他的大天才不是動手動腳的玩意,而是耳朵。是的,阿團是個音樂天才。他可以聽一次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只聽一次,就全首背出來。那時我的家較為富有,比我大一歲多的哥哥是古典音樂迷,彈得一手好鋼琴。哥哥常要我邀請阿團到家中,用當年的黑膠唱片播一首古典樂曲給阿團聽,跟茈s阿團背出來,然後大叫:「莫札特!莫札特!」哥哥讀書好,阿團和我讀不成書,這樣的相聚倒也愉快。

 和阿團闖蕩街頭,找對手賺小食,是有默契的。好比賭象棋,五角錢一局,永遠是阿團先下。我要看清楚對方的實力才決定要不要自己出馬,賭不賭,賭多大。形勢不對就忙顧左右而言他,走了。在荷李活道的孔聖會是賭乒乓球最繁盛的地方。與阿團初到貴境,當然是由我先上陣。不敵,稱我為師傅的阿團出馬,先用正規球拍,執直板,勝了數局,對方不賭,轉執橫板,跟茧社野u守不攻,跟茈H書作板,跟茈峖a上的痰盂……阿團和我闖蕩街頭搵食的困難,是過不多時願意下注的都認得我們。擲毫與彈玻璃珠子之類,對手見到我倆大駕光臨,或不賭,或要讓太多,我們認為賭不過。筲箕灣、西灣河一帶算是我們的地頭,過了不久不言賭了,但街坊鄰里老是招呼一下,有喝的,有吃的。後來阿團和我的闖蕩,到灣仔,到西環,最後到九龍城去。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開始學人家搞藝術攝影,及在父親的店鋪幫忙一下。阿團則在修頓球場隔鄰的一所工會找到一份圖書館工作。大家較少見面了,但闖蕩街頭之舉久不久還有的。奇怪,我們從來不賭什麼牌九之類,一般賭錢的賭永遠不染指。我們只賭技藝,可能是因為有滿足感吧。勝多敗少,但從來沒有賺過小食之外的錢。阿團寫得一手好楷書,在二百平方英尺的圖書室工作是稱職的。我到過那裡多次,沒有見過一個書客。書室之外一個比較大的房間,竟然放茪@張乒乓球桌。被困球室,沒有對手,阿團獨自在那裡研究發球。今天的高手發球如怪蛇出洞,是源於當年那工會的斗室的。我的乒乓球技相差太遠,但懂得想。後來阿團想出持直板的四個基礎打法——發球、接發球、左推、右掃——是大家想了好一段日子而決定下來的。當時我告訴他,乒乓球發展下去要論體力,所以遲早橫板勝直板。他是同意的,但當時直板當道,日本的荻村伊智朗所向無敵。一九五七年的春天,荻村到香港來,與當時是香港冠軍的容團團在伊利沙伯場館戰三局,阿團勝二比一。因為在工會工作算是左派,贏了大名鼎鼎的荻村後,更衣室內只有阿團和我兩個人。沒有記者,太不成話了。還是我先開口說話:「勝了荻村,怎樣想?」「不要忘記第三局十九平時,他發球出界。我勝得僥倖。」「有沒有想過世界冠軍?」「談何容易?與荻村打三次我或可勝一次,但匈牙利的西多很麻煩。」一九五九年,在匈牙利,阿團在男子單打的決賽中,輕易地以三比一勝了西多而拿得世界冠軍。是我和其他一些朋友鼓勵阿團回到國內的。不這樣他沒有機會參加世界賽。可不是嗎?作為一九五七的香港冠軍,但跟蚇鴷X東南亞乒乓球賽的香港代表,阿團竟被遺忘。五七年底他進入大陸。是香港的反左政治趕他回國;是文革的反右政治殺了他。政治多麼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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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巨機起飛的故事
2003-03-13 , 壹週刊 - 專欄 
七十年代初期,波音的七四七巨型飛機開始使用,一位鬼佬朋友怎樣也不敢乘搭,認為那樣大的飛機不可能飛起來,而就算飛起來也不能持久,從天掉下、粉身碎骨的機會甚大。三十多年過去了,波音七四七的安全飛行紀錄是世界之冠。一九八一年(八二年發表)我開始看好中國的經濟前途,認為這個龐然巨國必定會轉向市場經濟,轉走近於私產安排的路。學術朋友認為我發了神經。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眾說紛紜,中國要走回頭路了。我說回頭無路,把中國的前途從一個好字加到兩個好字。一九八五年,中國的工業承包發展困難重重。我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住了幾天,臥薪嘗膽,向那裡的朋友建議清楚地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以徹底承包推行國有的私產制。跟茖鴘C州、溫州一帶觀察,見到數之不盡的障礙,但我還是多加一個好字,變作好、好、好,朋友們又說我發了神經。八五年後期我見到中國把貨物分類管制,擺明是走向印度的、把貪污權利界定的路,一旦走上了就把貪污制度化。於是大聲疾呼,破口大罵。跟茠漕滮T年,管制的增加與貪污的盛行,使我力排眾議,反對改革緩進,說寧可亂,但要快,不夠快就不能跳過印度那一關。一九八六年,在北京與一些搞經改的朋友相聚。他們同意我提出的印度之路的可能性,但不同意改革急進的建議。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人口多而背景、文化複雜,不像小邦那樣簡單,所以改革要小心地緩進。我笑茼^應:「你們說的是巨大飛機不容易起飛的理論。波音的七四七不是起飛了嗎?不是比小飛機還要快還要安全嗎?」當然,他們說的不是理論,我的回應也不是理論。跟荍皒挭擊﹛A曾經讀過一本名為《歐洲奇蹟》(The European Miracle)的書,作者正確地指出無論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歐洲皆出人頭地。作者又指出,這奇蹟的出現,因為歐洲是由多個小國組成,互相仿效與競爭。我跟蚖﹛A原則上歐洲可以是一個大國。中國要走歐洲的路,不用把一國分為多國,但中央要儘量把權力下放,讓地區市鎮有高度財政與管治的自主權,互相仿效,互相競爭。兩年多前在廣州會見廣東經濟大師王岐山,我建議他們要考慮效法英美常用的辦法,把市鎮以獨立公司的形式處理。提出這建議後我想,可能他們的市鎮處理方法不比公司方法差,甚或過之,因為廣東欣欣向榮,城市有相當可觀的財政與管治的自主權,而市與市之間的互相仿效與互相競爭明顯不過。我沒有對中國的市鎮安排作過研究,但這是重要的問題,年青的經濟學者不容錯過。

 說到緩進與急進的取捨,不久前一位幹部朋友問:「張教授,你主張急進改革,說緩進不成。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那麼好,你的急進主張要不要修改一下?」我想也不想就回應:「中國改革只二十年多一點,人民實質生活水平的上升何止十倍!這是急進改革的結果。」回頭說中國的經濟發展,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相當混亂。我個人的感覺是北京政權以增加經濟自由的辦法來平息政治意識的不安。無可置疑,天安門之後一年,香港政治刊物的銷售量大幅下降,跟茯O北京的政治或政權鬥爭越來越少人有興趣了。中國經濟的巨型飛機起飛,始於鄧小平一九九二年春天的南下。鄧老在退休前留了一手,是否限於眾說紛紜的他說的一番話,我無從考究。上海的經驗是明顯的證據。今天沒有誰不同意,上海經濟暴升突如其來,始於一九九二年。準私產與市場的合併確也神乎其技。十年來上海的經濟發展,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蹟。想想吧,九十年代中、後期,全世界用作建築高樓的起重機,百分之十七在上海!巨機起飛不能盡歸功於鄧老南下。當時中國通脹急劇,到了一九九三年,人民幣值暴跌。朱鎔基於該年六月接掌人民(中央)銀行,以約束特權借貸的方法治理通脹。很有效,但朱總理的功績,還是通脹下降至零而甚至有通縮後,能維持物價與幣值穩定,在眾人大叫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還有可觀的經濟增長率。今天,人民幣是強幣,中國的通脹預期去如黃鶴了。上述的一脹一縮有幾個重要的含意。其一是早些時到中國投資房地產的外資,無不損手爛腳,頭破血流。是的,今天欣欣向榮的深圳的樓價,只有十多年前的三分之一。這代表茪@項巨大的財富轉移,從外資之手轉到國內人的手上去。不是朱鎔基刻意的,而是外資當時不相信中國可以控制通脹。

 其二,我說過了,是中國的一脹一縮使亞洲一帶的幣值偏高,促成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這使中國能在安定的情況下搶先引進外資,搶先發展。其三,是穩定的物價促使中國的生產成本相宜。外資因為生產成本低,前景可信,紛紛到中國設廠。是的,以日用品而言,今天的中國是天下第一製造國。世貿協議的簽訂與履行火上加油,增加了中國的製造強勢。不要過於樂觀。中國還有很多問題:金融不夠開放,還有外匯管制,通訊壟斷,稅制複雜,法治欠佳,國企頑固,管制繁多,貪污盛行。但巨機還是起飛了。如果能清除上述的問題,中國這架巨機不知會飛到多高、多遠。自一九八一年起,所有在美國的經濟學者朋友都說我是世界上對中國最樂觀的人。然而,樂觀如我,二十二年前我做夢也想不到中國的經濟會進展得那樣快。我不由得想起拿破崙的話:「中國嗎?那裡睡茪@個巨人。讓他睡吧,因為他醒來會震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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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從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論
2003-03-20 , 專欄 壹週刊 
中日抗戰時,「疏散」乃「逃亡」之謂也。可能因為「逃亡」不雅,且大有怯意,國民黨就發明了「疏散」這一詞。日軍快來了,要保命,三十六荂A走為上荂A疏散是也。四十年代初期,國內的城市疏散頻頻。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但記得湖南長沙的疏散次數多。桂林疏散今天不見經傳,可能沒有人記得,或者身在其中的死得七零八落,沒有足夠的生存者勒碑誌之。我是知道的,因為我是桂林大疏散最後的其中一個。記不起正確的年份了,但應該是一九四三,那時我七歲。母親和我的哥哥與妹妹在柳州,三位姊姊在桂林醫學院就讀,我在桂林真光唸小學。這小學(是的,今天在香港大名鼎鼎的真光的前身)位於山坡腳下,很簡陋的。是寄宿生,膳食奇差。母親給我交了學費與宿費就讓姊姊們照顧我。桂林疏散突如其來,毫無先兆。其實所有疏散都是這樣的。我在真光小學寄宿,早上醒來不見了好些同學。過了一天又不見了另外好些同學。過了幾天,醒來全校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不知是發生了什麼事,但心底裡覺得情況不妥。三位在桂林醫學院就讀的姊姊曾經再三叮囑,不收到她們的指示,就不要動,不要跑,要等她們指導的訊息。後來我才知道,姊姊們見桂林疏散迫在眉睫,委託一位家中的世交前輩到真光找我,把我帶到柳州交給母親,而姊姊們各自為戰,先走了。她們想不到,那位世交前輩自己也忙於奔命,忘記了我這個孩子。話說那天早上醒來,真光校園空無一人。廚房內有東西可吃。在校中等待姊姊們來找我,等到午後也沒有影蹤,於是獨自步行到火車站。街上沒有人,但火車站卻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嚷茖漪O最後一班火車,叫的叫,哭的哭。一位婦人懇求一位男人帶她上火車,什麼可以做到的都可以,包括嫁給他為妾。這景象在我腦子中歷久不忘。火車早就滿了,車頂上也滿是人。我是兒童,個子小,順利地爬到火車頂上,在人叢中找一個小位置坐下,沒有誰說什麼。火車晚上起行,不少人掛在窗外的。記得穿過山洞時,一位車頂乘客可能坐得過高,或半站起來,碰撞死了。火車早上到柳州。下車只有三幾個人,我是其中一個。火車稍停後繼續行程。原來柳州也疏散了,市中不見人影。我步行到一條名為沙街的街道(不知此街今天還在否),是母親居住的地方。桂林真光之前我在柳州中正中學的附屬小學讀過幾個月,住在沙街,因此記得清楚沙街的家。找到家門,進去,母親見到我,哭起來。原來哥哥與妹妹都在病,不能起床。媽媽說,不夠錢再逃了,只是後園有一頭豬,肥而壯,殺了可能賣點錢。感到窮途末路,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我到廚房拿了刀,走到後園,一下子把肥豬殺了。

 母親和我把豬切開,在空無一人的街上找到一輛木頭推車,把豬推到位於河畔的市場出售。市場空無一人,沒有顧客,是夏天,蒼蠅滿布豬肉,黑黑一片的。母親知道賣豬無望,哭了。殊不知過了好一陣,近黃昏,數十艘船隻從江上趕到市場購買糧食,見到只有我們母子在賣豬肉。別無選擇,一下子搶購一空。這樣拿到一點可觀的錢,與一艘比較大的船議好了價,趕回家把哥哥與妹妹像豬那樣以木頭車推到江邊,上船向桂平(太平天國起於此也)進發。木船坐了數十人,只有我們一家四口是從柳州上船的。船不是機動,沒有帆,也不用船槳。船行由兩種方法推動。其一是由幾個人以竹竿在近岸之處撐水底之地而行。其二是由十多個勞工以繩子在岸上拖茞謒哄C岸上的山坡有明顯的拖船者走慣了的路。有時竹撐,有時拖船,一段一段處理的,每段船主議價很快捷。船程數天的行程中,有兩件難忘的事。其一是某天黃昏,船主突然大叫停船。原來江上有一隻大龜。船主拿茪@頭有網的長竿,只一下就把龜拿到船上。想來江龜不少,捕龜的工具早就準備好了。其二遠為重要。岸上十多個勞工拖船,有一個拿蚚@子的人,鞭打他認為是卸責或偷懶的。二十多年後書寫佃農理論,談到勞工合約時,我提出了卸責(shirking)與監管的問題。一九六九年,多倫多大學的一位學者朋友到我在西雅圖之家小住,聽到他正在下筆的公司理論,我提出「有形之手」是公司的重點,舉出廣西拖船與拿鞭子的人的例子。當時我說,有趣的問題是:拖船的人可能聘請拿鞭子的人鞭打他們。究竟誰是僱主?誰是被僱?這拖船與鞭打的現象後來在經濟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回響。多倫多大學的朋友(J. McManus)在文中說拖船例子與問題是我提出的。跟茪@篇大文(W. Meckling 與M. Jensen)說是多倫多提出的。跟茞頂*伔ヾA到後來誰是僱主,誰是被僱的一篇文章,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題目之內。應該是廣西拖船例子與卸責的思維觸發了後來艾智仁與德姆塞茨的有關公司的經典之作。此文導致威廉遜的機會主義的創立,以及七十年代後期捲土重來的博弈理論。我只是提出廣西的拖船、卸責與監管的例子。解釋公司的成因我選走的是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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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隨筆以起筆為優
2003-03-22 ,蘋果日報 -  港聞 , A18 , 還斂集 , 張五常 
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不一定是我獨有。自己有一連四次如下的為文經驗,怪現象應該是對的。

是這樣的。以隨筆為文,開始時有點生硬,但過了三幾篇就寫得比較滿意,繼續寫下去,其水平慢慢下降。自己的感受如是,結集成書的銷量也如是。有四個連串的例子。

例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信報》寫《論衡》,第一本結集是《賣桔者言》。這是我寫過的最暢銷的書:中、港、台三地加起來,再加盜版,可能超過五十萬冊,雖然大部分收不到版稅。《賣桔者言》之後的結集,《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不是隨筆,是非常用心寫的,是例外,但跟茠滿m三岸情懷》與《存亡之秋》的水平下降,而銷量也下降了。

例二,停了一段時期(此「停」重要),一九九○年在《壹週刊》起專欄,第一本結集是《z闌集》,自己滿意,銷量上升,但跟茼茖茠滿m隨意集》、《挑燈集》、《捲簾集》等,水平略遜,銷量也反映出來。

例三,停了一段較長的時期(這重要),復出,寫《南窗集》,第一本結集是《學術上的老人與海》,自己滿意,銷量又回升。跟荂m狂生傲語》與《離群之馬》的銷量雖然不錯,但比不上《學術上的老人與海》。

例四,最近出版的《偉大的黃昏》是《南窗集》與《還斂集》的合併結集。這本新書的隨筆水平明顯上升,如無意外,銷量又會上升。這次沒有停過一段時期才復筆,但《還斂集》的短文是新的嘗試,興趣與好奇心俱增,帶起了文字較多的《南窗集》的水平。

自己的判斷不可能有市場銷量那樣客觀。如果《偉大的黃昏》的銷量沒有回升的[象,我的隨筆以起筆為優的假說就被推翻了。

經濟學有一條大名鼎鼎的邊際產量下降定律,說的是如果其他生產要素不變而一種要素增加,邊際產量(這裡可指文章質量)會下降。我的增產導致質量下降,是因為一時間想不到好題材(目前一年要想出二百零八個題材,可真不易)。停一段時期復筆,是從頭再寫,可取的題材多了。這現象是遵守蚚隞痦ㄥq下降定律的含意的。

奇怪是在文章多產的高人中,我看不出他們有我的困境。林行止、董橋、楊懷康等人,文章質量平均,且歷久不衰。陶傑是不平均的,但三五篇有一篇精絕,也是歷久不衰。

我可能是例外。但為什麼我是例外呢?為文之道奇哉怪也。林行止天天寫,數十年如一日,永遠不乏題材!董橋文字好,題材略遜可靠文字過關。阿康閱讀刊物多,應該不愁沒有題材。陶傑打天才波,每有所悟,流水行雲。

只有我自己天可憐見,一下子想不出好題材,就縛手縛腳,受到邊際產量下降定律的左右。我認為這定律對我生效,主要是我不懂得——或操之過急而不能夠——調控下筆的時間節奏。每次停了一段時期從頭起筆,我忍不住立刻全力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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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濟解釋》的意外回響
2003-03-27 , 壹週刊 - 專欄 
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是在有困擾的日子中寫成的。有難以形容的衝動要寫,而能在兩年內完工,主要是《蘋果日報》。一項龐大的思想工程,如果沒有每星期交出三千字的承諾,可能永遠寫不完。心底裡有幾句話。寫到中途,黎智英說太深,希望我早日完稿。好些朋友也說太深。然而,草草了事、或半途收筆,我怎樣也不同意。有幾次我真的太累,不能繼續下去,希望能斷稿兩三個星期。但恐怕一停下來,《蘋果》給我腰斬。後來黎老弟說不會腰斬,使我安心,但我還是怕斷稿會給《蘋果》麻煩,堅持不斷。完工後,《蘋果》的有關編輯說《經濟解釋》是讀者評價最高的,而跟荌磥漯漲^響,把該書捧到天上去。這些使我覺得沒有辜負《蘋果》的篇幅。不容易有三十多萬字的學術分析連載在大眾化的報章上,從來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吧。但如果不是這樣連載而又知道很多讀者(尤其是國內)追讀,《經濟解釋》不可能兩年完工。動筆前考慮清楚了。我要寫一本有概括性的經濟學的書,而如果不能勝於前人就不應該寫。另一方面,清楚明白,我沒有資格寫一本勝於前人的經濟巨著: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大師的巨著,雖然容易找到不同意的地方,我五體投地,不敢言勝。但我想,我可以在某方面寫有概括性的勝於前人。這就帶來自己要劃定的概括範圍,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廣。如下三點是動筆前決定了的。其一,集中於解釋現象。任何對解釋現象可以不用的工具都撇開了,而福利經濟更是不談。其二,現象的概括,我沒有佛利民等人對貨幣及有關現象的操縱,也沒有史德拉等人對工商業資料的操縱。我的專長是街頭巷尾的現象。這方面我下了三十多年的功夫,知得比他們多,而街頭巷尾的好處,是現象變化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微不足道的現象的證實成本低,可以小應用到大那邊去,而又因為小現象、小觀察多得很,印證理論或假說可以容易地來去縱橫。其三,經過數十年對經濟理論的勤修,認為有解釋用場的理論要儘量簡化,於是簡化了數十年。《經濟解釋》動筆前我簡化後剩下來的只有一招:需求定律。是的,只有一條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一九九八年,我說經濟理論只有三招:需求定律、局限下爭取極大化,成本是最高代價。一九九九年,我說成本就是局限,所以第三招可以省去。二○○○年,我認為所有局限都可以看為一種價,所以第二招也可以省去。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雖然為了利便分析我以兩招下筆。下筆前我反覆推敲經濟理論的全面要點。經過三十多年的日思夜想,哪些理念可棄,哪些要留,胸有成竹,自覺可以用作解釋行為的理論,大致融會貫通。

 困難的地方只有一處。那就是生產成本的規律與分析。傳統的長、短線的供應曲線技術漂亮,但言不成理,而產出函數可用於數字資料的處理,但對解釋行為派不上用場。老師艾智仁五十年前就認為傳統的生產成本分析有問題,但他的建議卻畫不出一條成本曲線來。最大的麻煩還是高斯與德姆塞茨等關心的自然專利的問題。這問題到了我的手上,增加了嚴重性。產量增加而平均成本不斷下降的情況,會有壟斷的出現,不會有競爭。然而,街頭巷尾所見,或工廠的考查,都顯示茞ㄥq增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但競爭激烈。這些證據不僅含意荈Е峈漲言誚掃u一無是處,而更重要的是傳統的競爭與壟斷的分析要從頭做起。我為生產成本的規律與處理,食不知味凡數月。後來得到一家印刷商提供了精確的成本數據,跟茼菑v修改了早被遺棄了的上頭成本,以租值的理念重新闡釋。這些加起來使我得到滿意的生產成本的規律,順理成章,市場的壟斷與競爭的分析就有了一個新面貌。是的,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有很多與眾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一、為了簡化與專於解釋我清除了不少理論廢物。二、多年來得到師友的啟發,知道傳統理論的弱點,大事修改。搞通了生產成本之後,餘下的自己有信心,所以三卷寫來前後一貫。外國及香港的經濟學者的評價會怎樣要好些年後才知道,因為我所說的與他們熟知的是兩回事,雖然我認為自己的分析只是傳統加上修改、變化、重新組合。我今天重視的首要是國內讀者的回響。春江水暖鴨先知,國內的讀者讀譯本,大都是歷來的經典之作,成見較少,而他們又肯投資時間去讀我的《經濟解釋》。只過了四個月,國內有兩個一般性的回響,都很意外。其一是他們認為《經濟解釋》在理論上有完整的架構。說是意外,因為下筆時從來沒有想過架構這個問題。我只是拿荋X個重點下筆,但求前後貫通,沒有矛盾。史密斯的巨著是有架構的,非常好。李嘉圖也有,但太複雜。米爾的架構不明確。馬歇爾的架構最清楚,同不同意也是我的典範。

 馬歇爾之後,分類專著的作品盛行,要不是不夠概括而不論架構,就是環繞荌角顗漲茼h加數學方程式,尤其是把一般均衡的模式加進去。馬歇爾劃定下來的架構不容易被取代。如果說《經濟解釋》有完整架構,那也是從馬歇爾演變出來的。有三點不同。一、架構的骨幹比較簡單:廢除了馬氏的長、短線,而均衡與不均衡用上新的闡釋。二、理念拿得比較準:馬氏的成本與租值理念是拿不準的,而「量」的理解也不夠深入。三、局限條件大幅增加:產權與交易費用等局限馬氏是沒有處理的。我認為這些是改進,但沒有馬氏的架構就不可能有《經濟解釋》。第二個意外的回響,是國內的讀者認為《經濟解釋》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paradigm)。如果我這套書真的是有新範式的話,那就是來自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史德拉、佛利民、赫舒拉發等人的啟發了。這範式其實很簡單,只有兩點。一、把所有複雜理論簡化為一條需求定律,然後以自己所能把這定律的含意與變化推到盡。二、大量加進產權與交易費用等局限條件,試行有系統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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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臨淵無須羨魚
2003-04-03 , 壹週刊 -專欄 
讀熊秉元在《信報》發表的《觀賣桔者言》,不勝感慨。既然對真實世界有那樣大的興趣,熊教授為什麼不親自操刀來過癮一下?解釋現象是有很大滿足感的玩意,可以日以繼夜而不疲的。我明白一般年青經濟學者對世事沒有興趣。他們要顧蚥K飯碗,要在大學拿得一紙終生僱用合約,於是搞那些說不上有世事內容的技術性文章,只要有名學報收容三幾篇,老婆仔女都有虒芋C可憐為米折腰,先入為主,過了幾年腦子被技術硬化了,眼睛再不能看世事。我的學術生涯以世事起筆,也是先入為主,也有學報收容,而第一份正規工作就有了終生合約,所以世事之外的經濟學可以不管。不是我沒有資格搞技術或理論的——當年夏理•莊遜就認為我是搞理論的接班人。但純理論就是不夠過癮精彩。解釋世事的困難,是要多知世事,初出道時的成本遠比搞純理論或技術的大,要早點拿得鐵飯碗比較困難。然而,熊教授與其他不少年青經濟學者已經有了鐵飯碗,為什麼還不向真實世界那邊走?要一舉成名嗎?一篇精彩的解釋世事的文章,不一定可以名留千古,但揚名三十年沒有問題。搞純理論或技術性的統計呢?揚名三天也不容易!既不是森穆遜,又不是阿羅,而今天回顧,這些理論高人可以傳世的作品又有多少?不能否認他們是天才,但可取的理論就是那麼多,沒有解釋力的再精彩也會遭淘汰。熊教授欣賞甚或羨慕我的《蜜蜂的神話》。那是三十多年前初出茅廬的舊作。當年雖然對理論有相當的掌握,但處理過於複雜,沒有今天的簡化本領。那是說,理論上當年雖然可以為人師表,但還沒有成家。另一方面,對世事的觀察當年也遠不如今天那樣全面與深入。但《蜜蜂的神話》,從開始調查到完稿寄出,只用了三個月時間。要是今天我還有昔日的魄力,同樣水平的文章我每年起碼可以發表六篇。我中斷英語文稿一段時期,是因為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研究太困難,而石油工業的合約研究是顧問工作,收了錢不能發表。其後為中國的青年以中文下筆,不怨天,不尤人,是自己的選擇。但經過三十多年對世事的不斷觀察,可寫的現象文章多如天上星。只是歲月無情,人老了,節簡從儉,把平生所學放進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那裡去。今天有趣的經濟現象,比我當年在街頭巷尾跑來跑去容易找尋得多了。不是說當年沒有今天的現象,而是今天中國的開放發展,風雷急劇,現象變得很誇張。誇張的現象,作科學研究的夢寐以求!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誇張的現象不可疑,用不荈]來跑去找類同的現象覆核。其二是大略的數字可靠。以政府的或什麼機構發表的密密麻麻的數字,用迴歸數量統計分析,高明是高明,好看是好看,但不可靠。他人的數據可能不盡不實,而究竟是怎樣算出來的又要查根問底。統計分析的可靠性又有問題。後者不是我個人之見。一九七六年Dale Jorgenson對我說:「數量統計有一個困難,那就是不堅實(not robust)。」從事實證研究的永遠有一個惡夢。那就是試行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誇張的現象使研究者安心。今天的中國及亞洲一帶,在巨變中,誇張而又有趣的現象俯拾即是。從熊教授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心臟是在正確的位置(his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那是說,他對經濟學的興趣是正確的趣味所在。另一方面,他的觀察力很有兩手。但為什麼要羨慕我的經濟研究?為什麼他自己不張大眼睛,到處走走,每有會意,欣然忘食?認為不能達到我三十多年前的《蜜蜂的神話》的水平嗎?沒有試過,怎可以知道?

 說穿了,那水平不難達到。該文有一個幸運之處,那就是當時的經濟學莫名其妙地真的有一個家喻戶曉的蜜蜂與果花的神話。至於學術水平云云,我只不過是捉到鹿,懂得脫角。那是說,帶球進攻,過關斬將,埋門之際,我懂得起腳扣射。當然,該神話膚淺,發明者是大名家,我拿得詳盡的反證資料,下筆時忍不住瀟灑一番。聽說該神話的發明者米德爵士(後來獲諾貝爾獎)讀到我的《神話》,要回應,後來又決定不回。我扣射之球已入網,沒有犯規,而米德是謙謙君子。回顧學術生涯,我只有一項比熊秉元那一代幸運。那是我受到多位當代的大師的啟發與教誨,只此而已。這是際遇,不可求,就是美國本土的學生也求之不得。熊教授以中文下筆,在國內打出了名堂,可喜也。我自己因為回港後多以中文下筆,被香港某學術評審委員會給一個零分,一時傳為佳話。有些人甚至認為我不懂得寫英文。至於在學術生涯上只有一篇文章經過評審才發表,遭一些後起之秀非議,我倒引以為榮。文章也論牌子,好牌子是無須審查的。說實話,學者是小人物,不能舉足輕重。經濟學行內有多少個佛利民呢?熊教授與我的存在,加起來還是滄海一粟。不能改變世界,既沒有雄心,也沒有野心。對中國青年的一點關心是有的。既然關心,而又為人師表,以中文下筆來指導一下、啟發一下中國的青年,是義不容辭吧。我是這樣想,周其仁是這樣想,林毅夫是這樣想,汪丁丁是這樣想,黃有光是這樣想,朱錫慶是這樣想,楊小凱是這樣想……熊教授也應該是這樣想。不一定指導得對,但天可憐見,我們的勞力是不會白費的。史德拉說,文章也要講邊際效用。面對今天中國的發展,以中文下筆是不應該被嘲笑的。我還是希望熊教授與他那一輩能多向解釋現象那方向走。誇張的現象,有趣的,所在皆是。既為教授,為什麼不表演一下經濟學的解釋力?這方面我以中文下筆,轉眼二十年了。沒有白費,感受到中國的青年開始向同樣的方向走。然而,日漸黃昏,很累,我再可以做到的不多了。熊老弟與他的同輩審時度勢,應該知所適從。(作者保留版權,如要轉載,請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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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壹週刊 - 展銷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2003-04-10 , 專欄 
大約半年前,我在這裡發表了六期分析香港的經濟困境,提出一些建議,其中我最重視的是大搞展銷。那六期文章深獲讀者好評,但實質的影響卻如石沉大海。我不認為提出怎樣改善經濟是經濟學者的職責,更不認為自己的建議會有影響力。但香港的經濟一塌糊塗,前路茫茫,而政府提出的或實施的政策於事無補,不妨試作建議,識時務地賺點稿酬。半年前我提出的幾項建議都應該做,但因為得益團體的壓力而不易推行。可幸的是,我認為最有效的大搞展銷,反對的壓力應該最少,問題只是政府願不願意推行而已。這裡把展銷建議重提,因為不久前發表過關於順德樂從鎮的家具展銷與中山古鎮的燈飾展銷,對國內的龐大展銷中心略知一二。跟蚖P國內的朋友談及物以類聚的展銷情況,他們一致地回應,展銷行業在國內非常盛行。我有機會參觀了一些,走馬看花,沒有深入調查,好些細節不明白。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今天是個製造大國,展銷行業大行其道。都是分類而又類聚的,都龐大(一般沒有樂從展銷家具那樣大得驚人)。同一場地可以批發,可以零售,而我的印象,是推銷員主要是介紹產品,很熟練,一開口就像背唐詩那樣背個不休,對答如流。禮貌一般可取,主要是介紹,不強銷。奇怪是大多數的展銷採取不二價政策。有三種不二價的安排。其一是標價如何就如何,不容許討價還價。其二是標價打個固定的折頭,任何顧客都有這個折頭,折後不再減價。其三是標價不二或折後不二,但補加一些禮品,也是固定的,所以加上禮品也是不二價。大家都知道,在國內購物,討價還價很普遍,且幅度往往很大。但大幅度的討價還價現象在展銷中心見不到。上述的第二種不二價——任何顧客都有同樣的折頭——顯然是例行公事的應酬:已經算了六折,不能再折了。是幽默的:任何顧客開口都有六折,只有傻瓜不開口,這不是不二價是什麼?有些推銷員更幽默:顧客問價,答一個價;顧客求折,答已經是六折,不能再折了。為什麼有些是九折不二,有些八折不二,有些七折不二,六折不二,或五折不二呢?是有趣的經濟現象,不容易解釋。這種微不足道的現象可能要花長時間作調查才有機會找到解釋,而有了解釋可能推到重要的現象去。上文所述顯示,我對展銷所知不多,而隨意的觀察所得很表面,可能錯。比較肯定的,是今天國內搞展銷相當專業,有水平。讓國內的商人到香港來表演一下展銷的拳腳,斷不會把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形象損壞了。

 國內的展銷,主要是為本土的顧客而展的,雖然外國到中國居住的是比較富裕的大客。樂從的家具展銷有三分之一是出口的。國貨在香港搞展銷,本地客的購買量應該是小部分,而大部分應該是外來客及出口了。無論成衣、日用品、電器、玩具等,中國今天是天下第一製造國。有這個條件,成立一個國際性的展銷中心不僅順理成章,而且香港應該是首選。拿出地圖來看看吧。選一個中國產品的國際展銷中心,只有兩個地點最適宜:上海與香港。二者皆是大生產區的港口。以目前的情況來衡量,我認為香港略為優勝。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香港的英語水平比上海為高。其二,我說過的,是香港的通訊與資訊的費用遠為低廉。其三,我也說過,香港的商業合約法律目前還比國內的優勝。搞展銷,有兩項香港是比不上上海的。其一是香港的地價高昂;其二是勞力工資比上海為高。這兩項有解決的辦法。地價方面,香港政府大可漠視歷來的賣地收入,把大量土地劃出來作展銷用途。這對香港的樓價有助,因為展銷是歷來的工、商、住之外的土地需求,而若展銷能搞起來,商、住土地的需求會增加。我曾經建議把九龍破舊不堪的樓宇地區改作展銷用途,但現在又想,龐大的啟德機場目前算是廢地,而舊機場跑道與觀塘之間的海可以容易地填起來。另一方面,香港的工廠不少用作養老鼠,何不廢物利用?怎樣招標競投,怎樣補地價改用途,香港政府是老手,用不荇悒秅夾ㄓF。至於勞工、人材那方面,我的建議是大量讓國內的商人帶茈L們的員工到香港來開檔。要用到英語專材他們會在香港聘請的。不給來港定居的福利,考慮抽他們一項適當的人頭稅。

 中國的市場非常大。我到過不少地方,從來沒有見過那樣大的市場。不是什麼勞斯萊斯或名牌首飾之類,而是一般產品的銷售量大得不容易相信。向前看,說今後二十年中國的市場每年平均有百分之八至十的增長率,不足為奇。如果是對的話,二十年後,中國的消費市場會比今天的大四倍!把香港作為國際展銷中心,本地人購買可以不論,外地人採購重要,而長遠一點看,國內人到香港採購同樣重要。於是,香港搞國際展銷,不會限於展銷國貨,同時也展銷外國貨。這才是盡量利用世貿協議來賺點生計的辦法。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建議香港政府應該指導市場向哪個方向發展。正相反,我是認為政府如果能壯士斷臂,放棄多年來的土地政策,市場的土地使用是會向展銷中心那向方發展的。但政府不會輕易地放棄土地的操縱權力,我於是建議把這操縱轉到展銷那方面去。香港的工業是黃鶴一去不復返;科技鬥不過清華等大學每月三千元的眾多小天才;金融會逐步北移,雖然北移的充其量只是局部;公立的教育與醫療是大負荷……商業也開始北移,雖然也有南下的。只有展銷這門商業,因為香港的條件優厚,還有可為。中國的發展是需要一個國際展銷中心的。蘇澤光要帶聖誕權與財政司長到樂從走走,到古鎮走走,到上海走走——後者的展銷最高檔。看看人家怎樣做,會知道香港政府計劃在赤P角搞的展銷中心,再大也微不足道,地點不在城市,而如果像貿易發展局那種非私營的、租貴價酒店式的做法,是不可能搞得成行成市的。聽說蘇澤光不幹地鐵了。那更好,委任他搞世界最大的展銷中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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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壹週刊 - 為什麼經濟學變得沉悶了?
2003-04-17 , 專欄 
如果我今天是二十七歲——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四十年——我或可單人匹馬給經濟學一個新面貌。不一定對,但我有這樣的感受。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算是革新,但沒有把整門學問搞得閃閃生光。人老了,日漸黃昏,工作兩三個小時就要休息了,比起四十年前不需要睡覺的日子差得遠了。但當年我沒有革新經濟學的幻想——想也不敢想。今天我的感受是,如果時光倒流四十年,以我今天所知的做起,那又是另一回事。當然,這只是感受,作不得準,但空穴來風,有點蛛絲馬跡可以說一下。首先要說的,是我認為經濟學的發展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可不是因為高斯等人所說的數學用得太多,或搞什麼博弈理論,而是今天的題材沉悶,悶的怕人。是的,長此下去,經濟學會被悶死的!可不是嗎?拿起任何一本經濟名學報,你不會說:「這篇文章那樣過癮精彩,非讀不可!」不是說今天的後起之秀不夠聰明,本領不足,而是題材趣味不足,不夠吸引力。也不是說技術不可觀:數字統計非常可觀,只是要解釋的現象要不是不明確,就是老土,毫無新意,既不精彩,也不過癮。學術的發揚是不可缺乏趣味的。想當年,高斯論音波頻率,嘉素談醫業價格分歧,什麼人寫壘球員的耕殖,公地不種杏仁樹,或其他什麼的,我一讀就趣味盎然,對經濟學茪F迷。今天,這類文章再不容易找到了。要是時光可以倒流四十年,有昔日的魄力,每年我可以寫五十篇自己認為有趣味的經濟學文章。如下數點支持這觀點。(一)今天我每星期寫四篇隨筆,合共五千五百字。要是我每星期寫一篇五千五百字的經濟論文,有趣味的,不難做到。雖然論文比隨筆難寫,但後者每星期要想四個題目,不容易。前些時每星期寫《經濟解釋》三千多字,再加《南窗集》二千多字,合共也是五千多字。《經濟解釋》遠為難寫,寫得慢,但同樣水平的每星期寫五千多字自信可以辦到。只是今天不可以持久地寫嚴謹的學術文章,時光倒流則應該沒有問題吧。(二)過癮精彩的經濟現象,今天的國內、香港及亞洲一帶多如天上星,俯拾即是。加上類同的現象可以不同的地區作比較,其處理分析就如斬瓜切菜,得心應手。四十年前的現象與比較的觀察遠不及今天那麼明顯。(三)前些時在這裡發表《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說因為價格訊息費用高,歡場女子在同一場所賣笑會有差不多的姿色水平。讀者哈哈大笑,頻叫精彩。其後在《還斂集》發表《鹹水草與淡水蟹》,說在市場競爭下,出售者一律欺騙與一律不騙,其效果相同。我稱之為「欺騙定律」。讀者說對、對、對,但又說問題那樣淺,我不說他們也知道答案,要求我寫深一點的。我於是又在這裡發表《上河定律》,說排隊看《清明上河圖》,排隊的時間越長,每個人看圖的時間就越長,所以排隊時間的增加,在比率上會比人數增加上升得快。讀者說對、對、對,這次夠深了。

 結論是頗為明顯的。每星期寫一篇五千多字的、通俗而又有趣味的經濟論文不難,而要達到《類聚定律》水平的,每年五十二篇中有三分之一應該可以。這樣寫下去,不出數年就會有同好者參與其事,大家一起下筆來熱鬧一下。我們不要忘記,經濟學與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不同。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每個人都從這實驗室長大,對世事有所知,好奇,希望能解釋一下。赫舒拉發說得對,所有社會科學,如果以科學的假說作解釋,都是經濟學。每個人,因為生長於實驗室,不管有沒有上過經濟學的課,都可以試對人的行為或經濟現象作解釋。受過經濟學訓練的處理問題比較有系統,推理邏輯比較嚴謹,假說的設立比較像樣。然而,一個只讀過一科入門經濟的人,有明師指導,心領神會,其對世事或現象的解釋不難超於一個平庸的經濟學博士。戴維德不是經濟學入門的,只有一個哲學學士,但對世事的理解,理論的深入,比我高得多了。昔日史密斯、李嘉圖等大師,基本上無師自通,雖然今天回顧,他們錯漏不少,但無論哲理、深度、趣味、啟發,都遠勝今天沉悶不堪的經濟技術高手。不是前人的智商比我們高出那麼多,而技術上他們遠為不及。只因為他們放大眼睛看世界,不肯走進象牙塔之內,他們搞的是大學問,洋洋大觀,令人拜服。我認為今天經濟學變得那樣沉悶,可能是因為走進了牛角尖。近三十年來自然科學的研究變得非常專業。以我略知一點的生物或基因研究而言,每個研究者只專注於某問題的某小部分,然後大家把研究所得串連起來。就是一篇專於某問題的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往往有五六個研究者聯名發表,每個研究小部分中的小部分。經濟學沒有那樣專注的分工合作,但這些年來聯名發表文章遠比三十年前普遍。我想,自然科學分工專注而後串連可能很有效,但以經濟學來說,這樣做似乎不妥。這是因為到今天,經濟理論的發展,是人的行為只能從一個制度安排的局限下作分析。專注看一小部分而忽略了制度安排,是數樹木,不看森林,而把樹木串連起來不一定可以見到森林的。那是說,經濟學的理論架構是要先看制度安排(看森林)然後解釋行為(數樹木)。我不知道這看法對不對,要多想一下,想通了會再談。我只覺得經濟學可以是非常有趣的學問,但一下子變得那樣沉悶,是需要解釋的。難道自然科學要先數樹木然後看森林,而經濟學則要先看森林然後數樹木?這是有趣的問題。我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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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 2003041711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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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壹週刊 - 從小女孩的大提琴說起
2003-04-24 , 專欄 
在一個小型的音樂會上聽到一個小女孩的大提琴演奏,聯想到不少音樂之外的事。該女孩的名字是吳瑕,看來不到二十歲,長得標緻,坐茤啎j提琴,白裡帶紅的小手指在弦上飛舞,有時滑上滑落,瀟灑利落,天真自然。我對提琴沒有研究,但知道左手管音階,重要的音色全在右手。是三十多年前一位提琴大師告訴我的。不管是小提琴還是大提琴,音色是否醉人,關鍵全在右手。外人看來是簡單的把弓在弦上拉來拉去,看不出有什麼玄妙,但大演奏家(virtuoso)與初學者的分別,只不過是門外漢看不出來的在弦上把弓拉一下。女孩吳瑕前途無限。她左手的指法靈活自然,繼續下去,達師級指法當無疑問。右手拉弓還年輕,要多下功夫了。至於能否有一天達到virtuoso水平,則還要看她的音樂品味(musicality)與學問。藝術上,沒有學問不能成家。不要忘記,英年早逝的莫札特,除了在音樂任何一方面都超人幾級,是個很有學問的人。不知吳瑕的老師會怎樣教她。我想,右手拉弓看來是那樣簡單的事,要有大成天才需要十年八載,比較平庸的終生無望。這豈不是奇哉怪也?肉眼所見,無論輕、重、快、慢,弓的角度轉變等,外人一望而知,認為自己可以做到,但拉出來卻是嘔啞嘲哳難為聽。很明顯,提琴拉弓之道必定有難以為外人明白的微妙變化,看來是簡單的動作,要達到大演奏家之境,其全面掌握難於上青天。我不由得想到書法那方面去。苦心研習書法十二年了,客觀衡量自己的條件,無論手的靈活性,藝術的認識,學問的層面,古人的哲理,大師的教誨等,雖然不盡超凡,算是應有盡有,但今天離virtuoso之境尚遠!是的,提琴藝術與書法藝術大有雷同之處。提琴左手指法所管的,彷彿書法的結字、構圖、佈局等。提琴右手拉弓所管的,彷彿書法用筆的線條,其優美、粗、細、濃、淡、潤、枯等。愈想愈對:提琴的拉弓與書法的用筆相若。二者都是以「線條」來表達感情,只是有聽到與看到的區別而已。像拉弓一樣,書法用筆也是幾個簡單的動作,肉眼所見,也是輕、重、快、慢,加上有時這樣翻,有時那樣翻。外人也應該一望而知,認為自己可以做到,但寫出來卻目不忍睹。書法上,五年前周慧珺老師就說我用筆沒有問題,手的動作有一百分!但當時自己心知肚明,要達到大演奏家之境遙遙無期。五年後的今天,偶得佳作時認為離該境之期不遠,但每次看周老師下筆,就覺得自己還差茪@大截。朋友,有沒有試過把弓在提琴的弦上拉一下,聽聽音色如何?書法嗎?有沒有試過提起極軟的羊毫筆,蘸了墨,在生宣紙上寫個「一」字?當年看周老師寫「一」字,線條那樣優美,波動那樣自然,呼吸立時停頓,心沉了下去,又升了上來,有難以形容的舒暢感。後來我為這個「一」字下功夫,起初寫十次得其一,緩進而十得其二、其三……今天是十得其七八。周老師呢?她十得其十,這才是virtuoso的境界。

 學問的成就與藝術的成就也雷同。很淺的學問,連小孩子也聽得懂的,往往莫名其妙地困難。在經濟學上,我只有一項在四十歲那年就自覺是達到virtuoso之境。那是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上升——的操縱。下苦功還在其次,主要的是整個二十世紀的四位深研需求定律的高人——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赫舒拉發——都教過我。我綜合了他們在這定律上的學問,去其輕而存其重,加上自己想出來的變化,才感到來去自如,運用起來半點沙石也沒有。我不知道周慧珺對自己的用筆有什麼感受。作為一門藝術,書法的衡量是有多方面的,雖然用筆是最重要而又是最難學得好的一面。我為用筆花了不少心思,然而,今天,自己知道還有不少困難。主要的證據是有時可以一連寫出七八個得心應手的字,要怎樣就怎樣,但只是曇花一現,不能穩定而持久地為所欲為。我的感覺是周老師是可以為所欲為的。是有趣的判斷。我認為一個人在某造詣的某方面是否達到大成(上文所說的virtuosity),自己是可以知道的。以用筆為例,我知道還沒有達到,因為久不久可以寫出幾個自己感到是運筆為所欲為的字,但不能穩定而又持久地做到。這是說,要知道自己是否達到,判斷還差多遠,你要研習到久不久可以達到的層面。如果你從來沒有到過,沒有嘗試過片段的大成,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是站在哪裡的。我知道自己在四十歲對需求定律的操縱來去自如,是因為該年(一九七六)的春夏之交我只用了兩個晚上就寫成了那篇關於優等座位票價偏低的文章。理論的假說簡單不過,但因為過於簡單,我刻意地以複雜的變化下筆。這樣,多條需求曲線在腦中飛來飛去,但半點困難也沒有,從心所欲地處理了相當複雜的分析。要淺則淺,要深則深,你要怎樣,要哪個層面,可以立刻表演給你看。這是virtuosity的要求。蘇東坡的文章是這樣,莫札特的音樂是這樣,周慧珺的用筆是這樣,我的需求定律庶乎近焉。回頭說吳瑕,那位拉大提琴的女孩子。離開會場時在大堂見到她,忍不住在她背後輕拍一下。她回過頭來,我點頭示意嘉許。她對我嫣然一笑,使我想起自己的女兒。步出場外,心想,中國的天才兒童多的是,只是數千年來,他們要到今天才有機會發揮一下。我又想,聽說朗朗的鋼琴彈得非常好,有機會總要去聽他一次。一時間我羨慕中國的孩子們,不限於有天分的。有那麼多可以學習,那麼多可以嘗試,那麼多可以進取,「大演奏家」的希望存在,況且來日方長。有希望的生命,可以做點什麼的,是最有意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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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 2003042411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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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壹週刊 - 基爾•莊遜的教誨
2003-05-01 , 專欄 
基爾•莊遜(D. Gale Johnson)謝世了,享年八十六,消息傳來,我的心沉了下去,不禁對太太說:「平生遇大師無數,獲教益良多,但如果沒有基爾的親手提拔,我不可能在國際學術上殺出重圍。」一時間,數十年往事,注到心頭,就讓我在這裡追憶一下吧。一九六五年,考完了所有博士筆試兩年,我的論文經過數次更改題目也沒有進境,心灰意冷之餘,不想再留在洛杉磯加大。那時學術工作市場好,一出聲就有十多家大學招手,許以助理教授之職。這些大學不是籍籍無名,而是重於教書,說不上有規模的研究院。希望能寫成博士論文,我選取了近於加大的長堤加州州立大學。當時,老師與同學們都說,州立大學不是不好,但教書時間多,研究時間不足夠,而更重要的是進了這以教書為主的大學任職,要轉到以研究為主的大學是不可能的了。這後者的「不可能」的觀點是對的。一九六六年,我在長堤拿得加州最佳教授獎,以為可以轉往以研究為主的名校,去信幾封,沒有一間回信。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老師艾智仁的認許,開始整理佃農理論的資料,該年十一月寫好了第一章,老師赫舒拉發很喜歡,寄給當時從麻省理工學院到洛杉磯蘭克公司造訪的度瑪(Evsey Domar)。後者讀後召見我,說我不屬於長堤,問我願不願意到麻省去碰碰運氣。我當然高興,但過了幾天收到度瑪的信,說麻省理工沒有空缺,所以他把我那章文稿寄了給芝加哥大學的基爾•莊遜。度瑪說芝大每年有一個「政治經濟博士後獎」,有分量,此前獲獎的有阿羅、蒙代爾等人,促我儘快申請。這把我嚇了一跳。我知道基爾是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學家,曾經發表過自馬歇爾之後的最重要的關於佃農理論的文章。然而,在我自己的佃農理論的上述那章中,我對基爾的名著批評甚重!不是無理取鬧,而是得理不饒人,手起刀落,節節進逼。度瑪建議我申請芝大,竟然把我的文稿寄了給基爾,我恨不得文稿不是那樣寫,或起碼寫得客氣一點。但文稿已到了基爾手上,很有點難為情,我於是決定不申請。該獎項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截止申請的。但三月中赫舒拉發給我電話,促我立刻寫信申請。不知何解,但老師有命,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到芝大去。兩天後收到當時芝大經濟系主任夏保加的電報,說我獲獎。我是到了芝大半年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裡的George Tolley教授告訴我,他是評審該年的「政治經濟學獎」的委員會主席。他說我曾經給他們一點麻煩,因為基爾讀了我的一章文稿,就堅持把獎給我,不考慮其他的申請者,但等來等去也收不到我的申請信。這使我如中雷擊:該文稿批評基爾,下筆無情,但他胸襟廣闊,虛懷若谷!這使我意識到真正的學者有恃無恐,而搞學問應該是這樣的。到了芝大的第二天,我跑到芝大出版社去見那裡的經濟書籍編輯,因為我早就將那第一章寄給該出版社考慮出書,得到正面的回應。我告訴該編輯論文已寫好了。他很高興,說要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看其他就作了決定,而該出版社又是那樣大名,是難得的際遇了。過了幾天,我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好些珍貴的關於中國農業的資料,《佃農理論》要出書,這些資料要怎樣處理呢?

 找基爾問他的意見。我說芝大出版社要立刻出版,但我找到新資料,加進去恐怕要多花時日,怎麼辦?基爾說要讓他想想才回應。過了兩天,他親自到我的辦公室來(大教授下訪「博士後」是不尋常的行為),說:「你的問題我想過了。通常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大名的要替你出書,你應立刻出版而轉向其他研究打主意。但你的論文可能很重要,不容易有這樣的際遇,你自己也可能不會再遇上了,所以我認為你應該多花一年時間修改文稿,作點補充。」我是依照基爾的建議而多花一年時間的。以書頁算,這一年我只加了大約五十頁:考查了佃農理論的經濟思想史與大幅地擴充了合約選擇的分析,而二者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國農業的資料。後來論文的第一章出書時變作三章。在芝大的兩年中,基爾•莊遜是我的長者,對我像弟弟那樣教導。他當時是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身居要職,但我凡要問前途,選路向,研究何去何從等,求教於基爾,他必定慷慨地給我時間,慎重地考慮後才給我答覆。我記不起有哪一次不聽基爾的話。記得《佃農理論》出書時寫序言,我措辭激動地感謝基爾的教誨。他讀後約見我,說序言雖好,但希望我考慮淡化一下感謝之言。我於是要從他手中拿回該序言的文稿,但他說:「這文稿送給我吧,將來有一天我會重讀這序言的原稿的。」基爾•莊遜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偉大教育家。他曾經是名重一時的芝加哥大學的副校長、院長、圖書館長、經濟系主任,也曾經是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刊物編輯……等,屈指難算,往往同期身兼數要職。十八年前,香港大學的黃麗松退休,要找新校長,我極力建議以重金聘請基爾。得到的回應是香港回歸在望,不能接受外國人作頭頭云云。這種及其他與學術無關的政治意識使港大一蹶不振。二十年來,基爾•莊遜對東歐與中國的制度改革很關心,尤其是在農業人口轉業那方面,他作過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議。對中國情有獨鍾,這些年來他在神州大地周遊了無數次。是林毅夫的師傅,北大朗潤園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應該稱基爾為師祖了。基爾的女兒曾經在中國傳授英語,在中國收養了一個男孩子。兩年前基爾到香港來,袁天凡宴客鯉魚門。我坐在基爾身旁,說往事,見他身體還好,思想還敏捷清晰。但去年到朗潤園講話時,聽到的是基爾的健康走下坡,大不如前了。我自己欠基爾實在多。我認為中國的農民都或多或少地欠他一點的。(作者保留版權,如要轉載,請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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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壹週刊 - 經濟發展之謎
2003-05-22 , 專欄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了《巨機起飛的故事》,簡略地描述與解釋中國這個龐然巨國的經濟起飛的過程。是的,儘管國內還有數之不盡的問題,但經濟的整體安然上升,且來日方長。除非執政者發了神經,一連串地做了有嚴重錯誤的經濟政策,中國的經濟會繼續向好。如果能大事修改還有的問題,雙位數字的增長率可以肯定。不要相信那些什麼暫時性呀,什麼泡沫呀,什麼假現象呀等話。歷史的經驗,是運作得純熟的、凡物皆市的市場經濟有非常頑固的存在性,近於百病不侵。倒過來,一旦被多項政策搞亂了相對價格,或在關鍵上受到破壞,經濟潰不成軍,要再搞起來很困難。這些經驗是可靠的規律。寫好了《巨機》一文後,我坐荍b想了幾天,重複又重複地問:有大量廉價勞力的國家很多,為什麼主要是中國的經濟搞起來了?一九七九年我開始注意中國的發展,跟茼陵犰珙d多一點,有時少一點,大致上我跟了這發展二十多年,不難理解巨機起飛的故事。難明的是為什麼其他有類同條件的國家不能做到?作研究生時,「經濟發展」是我選考博士試的一門專學,考個第一,知道其理論不管用。作本科生時選修過歐洲、美國、日本與中國的經濟歷史,知道大興盛與大衰退的史實與書中所說的因由。這些學問解釋不了上述的問題。產權與交易費用非常重要,對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發展的解釋不可或缺。但為什麼其他二、三十年前「發展中」的國家今天還在發展中呢?聽說好些落後或發展中的國家仿效中國,但仿而無效。表面的證據是明顯的。今天國內差不多凡物皆市,而相對價格沒有明顯的錯。就是最重要的人民幣的對外匯率也算中肯。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沒有考查過。那就是我的意識或感受,是北京以維護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維護一個重要的價——來控制通貨膨脹。那是說,人民幣量的增減似乎是以穩定這中、美匯率為依歸的。不知對不對。要是對的話,可能是可取的做法。如果今天的發展繼續——應該會繼續的——中國的外匯儲備會繼續迅速增長。(至於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否明智,是另一回事。)

 回頭說中國獨自跑出的奇怪現象,我沒有答案。產權與交易費用的理論解釋了中國,但為什麼其他不振之區辦不到呢?且讓我以「老土」的觀點來碰一下。(一)佛利民三十多年前對我說的,搞起經濟要講氣氛!正如學術氣氛一樣,很難說清楚究竟是什麼。但不管是什麼,這幾年熟知國內的朋友,雖有批評,都同意市場與生產的氣味很濃厚。這應該是佛利民所說的經濟氣氛了。濃厚的經濟氣氛減低交易費用。(二)中國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就是文革也革不掉。同樣重要的是以一個龐大的國度看,中國的文化相當一貫。這是說,雖然中國有少數民族的問題,有不同地區性的問題,但沒有明顯的種族歧視,也沒有像印度那樣有多種不同的語言。一貫的文化也減低交易費用。(三)中國有悠久的私產與市場的歷史傳統,因而在宗教與風俗的傳統上,私產與市場的推行少受障礙。好些學者認為某些宗教對市場的發展是不利的,而某些信仰則遠為有利。一些學者認為宗教的更改協助市場,另一些則認為市場的需要改變了宗教。中國的佛教與儒家學說對市場的發展大致上是有利的。這也減低交易費用。(四)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委員裁決,不用很多的人或全民投票。對獨裁與民主決策的利與害,我在《制度的選擇》的第六章分析過了。這裡要說的,是獨裁或委員裁決,政策推行得比較快,也會減少壓力團體的左右。其他的不談,國內興建公路或地鐵之類的項目,其決定與推行比我知道的其他地區快。凡事收費也是快的原因。公路收費就是例子。快是較低交易費用的結果。(五)雖然中國人的本質有不少值得批評的地方,但聰明與刻苦耐勞是沒有爭議的。這二者對經濟發展有助。舉一個例,今天國內的青年工作,加班至深夜的情況很常見。加班時間沒有薪酬,但年底分紅的情況普及。

 我不肯定上述五點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獨自跑出。不是上選的分析,因為我只提出炎黃子孫的優勝之處,而漠視了可能更多的不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怎樣才可以發展起來,是五十年代的大問題。六十年代興起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學說應該是最有關的,但引用到經濟發展的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知識資產的學說也非常重要,但這不過是產權學說的一部分,推到經濟展發那方面去的大有人在,但解釋不了本文提出的問題。資產累積當然也是一個重點,與費沙的利息理論息息相關。問題是,資產累積的理論艱深之極,三十多年前我嘗試過了,知難而退。經濟學的一個引人入勝之處是好些重要的問題沒有可取的答案。有趣的現象多的是,而既然是人為的現象,經濟理論的答案應該是存在的。然而,好些問題我想了多年也得不到答案。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而重要性的衡量往往由時代決定。二戰之後,除了三幾個國家,貧窮之邦所在皆是。經濟發展學說五十年代初起受到重視,大興土木搞了十多年,沒有什麼令人嘆服的收穫。八十年代,中國、蘇聯與東歐等多個國家,先後開放門戶,大事推行制度改革。風起水湧,不自稱是共產或社會主義的落後國家也跟荋ㄜ狶麰略F。這些改革當然是經濟發展的話題,但奇怪地有興趣研究的學者雖然不少,在比例上遠不及五十年代那一陣熱鬧。一九七九年起我開始思慮中國開放改革的可能性,一九八一年動筆,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為重點分析。對我來說,這是唯一可取的選擇。研究蘇聯與東歐的學者,奇怪地不選走這條路。二十多年過去了,跑出而又遙遙領前的只有中國。我不認為自己的思想堅持影響了中國的發展,但不明白為什麼我聽到的蘇聯與東歐的改革思路是那樣不成氣候。有時我禁不住想:高呼改革而不濟之邦沒有思想清晰而又懂得政治的鄧小平,於是思路不對,左搖右擺,是以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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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壹週刊 - 誇張的想法
2003-05-29 , 專欄 
有些朋友認為我喜歡誇張。如果是對的話,應該是因為我喜歡想得很誇張,習以為常,慣了。是學術上推理的習慣。我認為推理時想得誇張可能事半功倍,而我又喜歡找誇張的現象作研究。不久前在這裡發表《臨淵無須羨魚——語熊秉元教授》。文內提到中國的開放發展風雷急劇,使好些現象變得很誇張,而誇張的現象是作調查研究的人夢寐以求的。其中道理我解釋過了。這裡要說的,是我不僅重視誇張的現象,而自己在思考推理時喜歡誇張地想。誇張的想法是把假設推到盡,因而比較容易得到簡單明確的答案。讓我舉一些自己經驗過的例子吧。一九六六年寫佃農理論,很快就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以理論證明分成合約、固定租金合約、勞力時間工資合約等的效果完全相同。邏輯清晰,找不到錯處。問題是自己不清楚明白:傳統的分析說在分成合約下,農民產出要將一個可觀的百分比交給地主,與政府抽稅相同,農民的勤奮意向總不如固定租金合約,交租後農民盡獲其餘。這樣看,佃農分成的產出是會較低的。傳統之見顯然有問題,因為地主有權採用固定租金合約。我的分析雖然看不到錯處,但不能否認分成合約會削弱農民的勤奮意向。後者會增加監管的困難,使我對自己的理論不安於心。只差一小點而不能盡去所疑,怎樣想也覺得有少許不安。後來我誇張地假設所有地主都是傻瓜,什麼合約云云完全不懂。他們只懂得數銀紙,知道多一塊錢比少一塊錢可取,其他什麼也不知道。這假設一出,分析就變得清楚明白了。這是因為農民互相競爭出價,合約怎樣變其效果也大致相同。如果收割分成地主所得少於固定租金,佃農就會遭市場淘汰。一九六七年初,也是在《佃農理論》的論文中,台灣土地改革的三七五減租(從原有的地主分成平均百分之五十七以上被政府強行減至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農民產出明顯上升。理論上是農民的勞力及其他投資增加,填補了產出上升所值。這代表荅痍消散,與公共資源使用的租值消散類同。會不會是台灣政府的分成率管制,導致與公共資源使用類同的效果呢?我於是誇張地假設政府的分成管制是把地主的分成率減至零!果然,資源使用的效果與公共資源如出一轍,其原因也是一樣。一九六九年,意識到當時大行其道的界外效應理論有問題,前思後想後,我斷定了那所謂界外效應,只不過是合約沒有寫下來而不一定能成功地履行的事項。怎樣說服自己這想法是可取的呢?我誇張地想,合約是不需要白紙黑字地寫出來的,在人類還沒有發明文字之前,合約早已存在。如果沒有不言自明的合約,人類怎可以生存呢?這樣誇張地推理,界外效應的理論就變得潰不成軍。

 也是一九六九年,也是關於公共資源的租值消散的。傳統之見是沒有業主的公共資源的租值會全部消散。然而,其邏輯擺明不通:每個使用公共資源的人都會以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從事,但租值全部消散是需要平均收益等於平均成本的。租值怎可以全部消散呢?我又誇張地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是絕對一樣,有無數的人,沒有業主、毫無管制的資源,其租值會不會全部消散呢?推下去,租值真的是全部消散了。但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絕對一樣,也不是無數,所以一般而言,沒有業主的資源的租值是不會全部消散的。諸如此類的誇張假設,是我推理時常用的。很有效。不是每次這樣誇張地想都得到可取的答案,因為每一個問題,誇張的想法可以有很多方面,有數之不盡的誇張的路,但可以找到答案的只是其中的三幾條路而已。要碰彩,有時要碰很多次,而有時碰來碰去也碰不到真正的出路。誇張的想法有另一個好處。選一條路去碰彩,誇張地推下去,如果是死路一條你會肯定地知道。認為可能是路,推到盡頭,行不通,選另一條路,推到盡頭,又行不通,再選另一條路……是我常用的誇張的想法。我不知道其他的高人怎樣想,但與學生及一些後起之秀的傾談中,我覺得他們的想法不夠誇張。可能他們在理論上還沒有足以自信的成就是一個原因。想想吧,不誇張,路走到半途就停下來,左顧右忌,猶猶疑疑,沒有去到盡就認為此路不通,行不得,轉到他路上去,走了幾步又左顧右忌,猶猶疑疑,怎可以找到可取的答案呢?一條路放在面前,誇張地走到盡再算吧。誇張的想法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想得很快。這是說,誇張地想,是把途中的枝節刪除,一大步地跳到盡頭。有時明知途中的枝節可能重要,但還是跳到盡頭再算吧。回頭考慮枝節不困難,沒有什麼大不了。我不肯定其他的思想家會像我那樣誇張地想。但與我認識的大師傾談中,我的誇張想法他們很以為然。與佛利民論經濟,我一下子推到盡頭的習慣他聽蚋I頭,微笑蚖﹛G「不要那樣誇張吧!」我感到他自己也喜歡誇張地想,只是我往往誇張得過了頭。高斯呢?舉一個我曾經說過的例子吧。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溫哥華舉辦的漁業經濟會議中,高斯和我在座。有人(去年獲諾獎的仁兄)提出,公海搞私產漁業,整個公海都要歸一個機構擁有,那麼魚之價是壟斷之價,對社會經濟不利。我立刻誇張地回應:如果世界上所有種麥的地都是我所有,我一定要分租給數之不盡的農民種植,他們要競爭,所以麥之價是競爭市場之價。高斯在旁聽荂A很以為然,那是同意我的誇張想法了。誇張的想法是把假設極端化。不是說每次推理時都這樣做。推理要講縝密的思維與詳盡的細節。但如果要知大概,或不明白的要有個明確的了斷,誇張地一下子跳到一條思路的盡頭,在我而言,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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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壹週刊 - 中國改革回憶錄
2003-06-05 , 專欄 
幾年前退休後開始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以著作少知名天下,殊不知整理起來才知道多得很。英語文章的整理還不到十分之三,好些文稿找不到,還在找,不知何年何日才大功告成矣。以結集為書算,中語的共二十一本,其中三本是另行組合——例如《五常談教育》——所以實際可算的只有十八本,也是洋洋大觀了。中語文章的整理快完工了。阻遲了是因為《三岸情懷》與《存亡之秋》沒有存書,要找尋。前者的增訂本已面市,後者是最後一本要整理的,此文是該書的序言。當然,我還在繼續寫。一稿兩發港台二地,加上神州大地電腦普及,國內與外地的轉載凡數十處,有那樣多的讀者支持,欲罷不能也。花千樹的老總建議我把《三岸》與《存亡》二書與此前增訂過的三本與中國經濟改革有關的合併,作為一個系列。這建議不錯,雖然《三岸》不是專注於中國的經改,但加進此系列也說得通。以系列處理,設計當然要相同,而前三本既然由我自己以書法題字,後二本也應該如此,所以《三岸》與《存亡》初版時周慧珺老師的書法不能再用。困難是《三岸情懷》中的「情懷」二字連接茼魚搕蒏ョA是書法的大忌,很難寫得好。我寫了無數次,然後由周老師選一幅認為滿意的。其中老師認為「三」字寫得最好;我自己選「岸」字;周老師的姊姊(曾獲書法獎)選「情」字;其他的人大都選「懷」字。英雄所見不同也。(故刊登「三岸情懷」書法於此,讓讀者品評一下。)以初版的先後次序排列是這樣的:《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論中國》(一九八七),《三岸情懷》(一九八九),《存亡之秋》(一九八九),《中國的經濟革命》(一九九三)。後者在二○○二年再版時,補加了不少文章,因而在書名之前加上「二十一世紀看」幾個字,花千樹稱之為「世紀版」。這裡有一個問題。《革命》的「世紀版」有四篇文章在《存亡之秋》出現過,重複了。這次《存亡》再版,為保持原貌,不刪除。解決的辦法,是把《存亡》之價訂低為四十元,對捧場客有個交代。關於中國改革的分析及作出一些建議,血濃於水,我曾經老老實實地下過工夫。那時寫幾篇,這時寫幾篇,時而繼續,時而中斷,不覺得怎樣。然而,這次整理,系列五本加起來近五十萬字,甚具威勢,免不了有點自豪。我替這系列起了一個名目,叫作《中國改革回憶錄》,要求花千樹精製布面書套,請周老師題字,把系列五本放進去。訂價多少呢?原價加起來是二百七十,加書套成本是三百,訂價二百吧。時窮「節」乃見,折後二百也不會容易出售。精製數百書套,賣不出送禮給朋友總有點意思吧。要捧場的讀者請預早訂購,好叫不會精製過多,送出去也沒有人要!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中國的改革史無先例,雖然關注的人多,研究者大不乏人,但時來風送滕王閣,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觀察,一九八一年開始動筆,在關鍵性的八十年代,大部分時間全力以赴,其間有一段長時期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九十年代或斷或續地觀察、動筆,以迄於今。可以這樣說吧:雖然在九十年代對中國改革的關注若斷若續,我是唯一的從中國開放到今天不斷地分析其改革的經濟學者。這是機緣巧合,自己認為應該做的儘可能做得好一點。二十多年來,外地學者分析中國改革的文字不少。這些論著與《中國改革回憶錄》的五卷分析,是兩回事,毫無相似的地方。有兩個原因。其一,雖然我不是身在廬山,但任職於香港是近看,自一九七九年起國內改革的訊息絡繹不絕。加上得到國內提供了不少承包合約等文件,而一年中我總有幾次到國內查詢,所知的雖然不及周其仁等身在廬山的人,但比起老外卻遠為優勝了。

 其二,更重要的,是闡釋中國的改革發展,我用的理論基礎是三十多年前我參與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如魚得水。奇怪的是,眾多對這門學問有研究的老外,沒有一個對中國的改革動筆。動筆的是那些搞產出函數或什麼方程式之作。學術上的觀點分歧,不容易找到我和這些方程式對中國改革的看法更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例子了。今天重讀上述的五卷《回憶》,恍若隔世。我對自己昔日的分析與推斷是滿意的。不是說昔日之見與今天的看法完全一樣。大概與重點是一樣的,但在這兩年的整理修訂時,除了文字上的一些修改,我保持原文的看法不變。認為昔日是錯了的推斷我也保存荂A好叫將來的歷史學者知道一個身在其中的人對中國改革怎樣想,怎樣看。今天的觀點有所改變,或文後的發展需要補充,我以後記處理。每篇文章,每個後記,我都說明日期或年份,讀者要注意了。真的是一套回憶錄。是個人自己的記錄:每篇文章,每個後記,都清楚地表達虓礄犰菑v的觀點,自己的看法。只不過是二十年多一點,是短暫的歷史,但自己重讀,中國發生的事情那麼多,轉變得那樣快,驚心動魄,好像自己是在驚濤駭浪中生活了幾個世紀!不單是我個人的感受吧。任何上了年紀的,自八十年代初期到國內投資生產或做生意的,初時頭破血流,到後來經得起風浪而有所斬獲的商人,應該與我的感受相同。不幸的是有不少商人慘遭淘汰。這些不幸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無可避免的。雖說被淘汰的是不適者,但他們對中國的改革有貢獻,正如衝鋒陷陣的士兵一樣,醉臥沙場,不見經傳,但他們協助了歷史的轉向,炎黃子孫要感謝他們。我們知道有些人,是擦鞋專家,阿諛奉承,贏得些政治甜頭。我們也知道另一些人,受過文革的苦頭,或中了口號、熱情之計,痛定思痛,怎樣也不相信共產黨會把中國的經濟搞起來。然而,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是搞起來了。是的,中國的經濟改革走過了千山萬水。還有數之不盡的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還可以破口大罵,但這些餘下來的缺失,某程度可見於先進之邦。我們當然希望中國能繼續改進,而我自己深信是會繼續改進的。然而,從樂觀的角度看,大部分的難關已過,北京的頭頭只要繼續堅持,以民生為己任,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以中國為首,當無疑問。我因此認為我這套書分五卷的《中國改革回憶錄》,可以傳世!要為上述的精製書套選一個閒章來粉飾一下,有感而發,我選了一個刻蚥レ菗礙爾皏y:挑燈人海外拔劍夢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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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壹週刊 - 世界大變論(二之一)
2003-06-19 , 專欄 
很多人認為二十世紀是歷史上事件最多而又進步最快的。這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有前所未有的主義大爭議,有世界經濟大蕭條,有共產政制的推行與轉向市場的發展(包括產權制度大改革),而這世紀的後五十年,科技的進展比以往的五千年加起來還要可觀。我是讀歷史的。我的感受是歷史的演變越來越快。比方說,二十年來中國的制度演變,在中世紀時代的歐洲恐怕要用上三百年。人口暴升了,訊息費用暴跌了,知識暴增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再不容易長期地欺騙很多的人。另一方面,為了圖私利,騙得一時且一時,或要維護眼前的利益,拖得一時且一時等行為是永遠存在的。花款可以很多,但墨守成規地維護根本上維護不了的情況,越來越不能持久。這不一定是說世界是加速改進了。任何人的理想都不容易達到,而就是達到了,因為人的自私,不一定可以維護。改進加速,改退也加速,這是我對歷史的看法。向前看,歷史的演變是還會很快的,但這要從歷史的時間算。變得快,事情多。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不會比二十世紀寂寞。十多年前我說,因為參與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急升(中國、東歐、印度、前蘇聯等地區的開放),世界經濟將會有大變。看早了三五年。不久前我說,世界正在大變中。但這大變只起步了幾年,來日方長。在國際競爭與日俱增的情況下,二十一世紀將會變成怎樣是個有趣的問題,有多個水晶球在手也不容易看得準。預測與推測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我沒有,就是有也不懂得看。後者要靠指定的條件:在怎樣的條件下什麼會發生;條件的判斷有錯,原來的推測就作不得準。但有時某些條件及其轉變可以看得清楚,而以常理看,不容易或東或西地轉來轉去。這樣,大勢演進的推測可以很準確。我說過,股票市場或任何短期的經濟波動,經濟學難以推測,因為需要知道的局限條件及其轉變太多,太複雜。但大勢的去向,比較長遠的,遠為容易。這是因為較為長遠的大勢是講大略,有關的局限條件比較簡單、明確,其轉變趨勢比較穩定,所以推測有轍可循。不容易,比較肯定存在的局限轉變不一定拿得準,而有時拿準了但不足夠。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大勢的推測可以全軍盡墨。但有時情況相當明顯,重要的局限轉變比較肯定而足夠;這樣,大膽地賭一手作推測就有吸引力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測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與近於私有產權的路,一九八六說加拿大的經濟不會在二十世紀復甦,一九八七年在《資本》雜誌發表《日本大勢已去》,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就兩次說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而這不景與九七回歸無關——這些都是有機會看準了重要的局限轉變,認為相當穩定而下的判斷。奇怪的是,當我每次作上述的大略而又比較長遠的推測時,很少人——甚至沒有人——相信。我可沒有用水晶球信口開河,而是用簡單不過的推理,假設的條件差不多任何人都會同意,而如果同意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推出來。今天縱觀天下大勢,如下六項的局限條件轉變是明顯而又比較肯定會持久的。這些是我推測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大變的基礎了。(一)說過的,參與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激增。這會使先進之邦有勞力工資下降的壓力。(二)知識資產,以人頭算,也激增。天資這回事,是天生的,沒有先進或落後國家之分。落後的國家開放了,參與國際競爭,有飯吃的青年學得非常快。中國如是,而印度歷來盛產數學天才,其電腦專才這幾年有口皆碑。這是說,向前看,世界上有知識的人數會急升。這代表茠壅捃窶ㄙ漪蛫嚜顳璊]會有下降的壓力。(三)工資向下調整有困難。香港公務員的工資下調是格外困難的例子,而工會林立的國家也不容易。這是說,國際互通開放,以實質收入而言,同工同酬是早晚的事,但因為工資下調不易,長時期調整無可避免。(四)匯率的調整也不易。一般國家喜歡匯率穩定,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與通脹的恐懼,先進之邦不容易接受以匯率大幅下調的方法來代替工資下調而在國際市場競爭。經濟學書本上常說的比較優勢定律,是基於物品換物品或舉世皆用本位貨幣制度才能成立的。不同國家用不同的貨幣,如果匯率調整有困難,在世界大變中上述的比較優勢定律不能成立。

 (五)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我說因為此前封閉的國家開放,百廢待興,投資需求激增,長線利率會持久高企。今天我說,只要中國能維持低通脹率,舉世的利率會持久地徘徊於低位。(六)比起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不會有多大的主義之爭。這是因為差不多任何我們可以想出來的主義,在二十世紀已經吵過了。這含意茼b對比下,二十一世紀的政治活動會下降。這也含意茼b對比下,二十一世紀會茩咿騤g濟競爭。這也是說,只要沒有傻佬爆個原子彈,或再跑出幾個拉登,以武力掛帥的國家雖然有強人姿態,但國際上會被認為不識時務,要付出很大的政治金錢代價,使強人經濟受到損害。上述的六項條件大致會持久,但第六項最後所說的「只要沒有」(原子彈與大恐怖)是我所學之外的話題,我無從肯定。朋友,你同意上述的六項嗎?如果同意,你不能不同意世界會有大變。但變成怎樣呢?只要提出的六項會持久,推測不難,不需要讀過經濟學。(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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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壹週刊 - 世界大變論(二之二)
2003-06-26 , 專欄 
一九八六與一九八七我先後推斷加拿大與日本會遇到很大的經濟困難,主要是他們的生產要素的價格與新開放國家的大幅度地脫了節,而工資與匯率的調整需要長時間,以致他們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將會節節敗退。加拿大走社會或福利主義的路,一個技術工人的工資,連幾種福利金算進去,當時比中國的高出一百倍。雖然中國的技工不及加拿大的,但學習曲線怎樣看也有上斜度,而跟茠熊o展證明,只要產權改革得好,市場有長進,無知的青年可以學得非常快。我首選加國為不幸之邦,高工資只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們高舉社會福利。世界大變,國際競爭怎可以讓樂善好施、大派免費午餐的國家成為贏家的?加國的前途需要改革制度,要不然則只能靠賣豐富的天然資源了。日本當年的不幸,不僅因為工資高,房地產的價格也高。主要原因是日本對農產品的入口管制得嚴厲,使物價與地價高得離譜,於是水漲船高。後來日商向外轉移陣地,本土的工資與地產價格下降,後者快於前者,而匯率的下調經過十多年也辦不到。但日本有兩項優勝之處。其一是他們的產品質量有水平;其二是身處亞洲,近水樓台,他們到東南亞與中國一帶投資設廠,爭取廉價勞力,終於有可為。今天日本本土的消費上升,主要是因為在外設廠賺到錢,寄回家消費。這正如香港經濟兵敗之前,「太空人」匯錢到加拿大養妻活兒使該國的經濟有點起色一樣。基於前文(上期)所說的六項局限轉變,我說世界大變是以加拿大與日本的經驗為師。凡是生產要素的價格在國際上大幅偏高而脫了節的,皆不幸。福利盛行與工會林立的國家,首當其衝。匯率頑固的,也會大難臨頭。今天我擔心的是美國。不久前在電視上見到格林斯潘說美國的經濟將會在今年底之前上升,很不以為然。他含意茠滬n點顯然是美國控制了伊拉克,油價的前景看好,經濟有可為也。這是淺見。格林斯潘可能是憑茪C十年代初期,中東石油價格急升而導致美國經濟衰退的經驗而作出判斷。有兩處大錯。其一,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不濟,可不是因為油價上升,而是因為油價上升而導致價格管制。其二,上期我說過的六項局限轉變,格林斯潘完全不管。世界的局限有大變,不跟茬o大變調整,不遭淘汰也會苦不堪言。困難是就算清楚明白世界的局限轉變,要調整相就也不容易。我恐怕美國將會有很長時期的經濟不景。觀察所得,這種調整動不動需要十多年。是可惜的。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加上其憲法實在好,自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起,其發展二百多年來得天獨厚(三十年代的大衰退是貨幣政策的失誤,影響了全世界)。想想吧,數十年來,諾貝爾獎的得主,絕大部分是美國人!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雄視全球,而十多年前蘇聯瓦解後,美國的武力更是舉世無匹。有這樣的優厚條件,雖然上期提出的世界局限大變一般對美國不利,我遲遲不敢對美國的經濟前景看淡。然而,這幾年一連串地發生了三件對美國很不幸的事,足以抵消她的優厚條件。其一是微軟公司賺錢「太多」,美國的司法部引用反托拉斯法例把這家明星公司殺下馬來,或起碼重鎚痛擊了好幾年。不容易想像有更愚蠢的經濟法例。科技投資這回事,風險甚大,一將功成萬骨枯,功成的投資者要有很高、很高的回報率才能鼓勵前仆後繼的行為。微軟受創,協助了本應向下調整的納斯達克指數狂跌。一時間,對科技投資重要的風險資金,下降至近於零;而在加州矽谷搞軟件設計的公司,不關門的大都打通了門路,跑到印度去僱用廉價的軟件天才。雖說事後孔明,我們今天不知道如果美國沒有反托拉斯法例,矽谷及有關行業的前途在美國會否繼續上升。但刀斬微軟,是把美國的電腦行業腰斬,而其他的高科技發展也因為風險資金的大減而增加了約束。高科技是美國經濟的王牌,反托拉斯使之元氣大傷,是我個人的看法。

 其二,九一一的恐怖事件有事前意料不到的龐大經濟殺傷力。一小撮不怕死的人,視自己的生命成本近於零,可以對任何社會做出很大的傷害。事實上,一般而言,恐怖活動的本質是很小成本做出很大的損害(例如胡亂郵遞什麼的)。經濟學者很少注意這種成本與損害有大分離的情況,因為純為害人、不論自己的金錢收益的行為,或是幸災樂禍的心態,不容易以傳統的函數分析處理。我們當然希望美國能杜絕恐怖活動。不是專家,但意識上我覺得很困難。這是因為低成本的行為不容易偵查——可說是定律——杜絕則更困難了。更不幸的是,恐怖活動似乎愈來愈針對美國。其三,最近的伊拉克之戰,美國的既出成本高,未來的政治成本會更高。一九九一的波斯灣之戰,美國藉之示範了星球大戰的無與倫比科技武器,也得到多國分擔費用,是大贏家。可惜當時達到穩勝之境卻莫名其妙地鳴金收兵,種下了今天吃力不討好的麻煩。這次伊拉克之戰,世界的輿論不是站在美國那一邊。更不幸的是,以武力掛帥,我們不容易在歷史上找到更不合時宜的時刻。是的,自一九九一的波斯灣之戰後,不搞恐怖活動的民族或國家都不言自明地視美國為天下第一武力強國,相信美國的正義,而正如上期所說,世界進入了一個不再為「主義」動刀槍的世紀。一九九一以還,舉世都在搞經濟。起碼在形象上,最近的伊拉克之戰的效果,是美國一士諤諤。佛利民對一個經濟的增長與衰退,以貨幣政策與市場自由作分析,一般來說是對的。這方面歷史上沒有其他學者比得上他。然而,因為上期所說的世界經濟的局限發生了大變,跟佛老的分析所含意茠漣蔬降眾]有很大的出入。如果工資與匯率的適當調整易如反掌,國際上的局限大變不會對佛老的分析有大影響。但調整工資與匯率的交易費用,因為政治與壓力團體的左右,相當高,是以為難。君不見,十多年來,日本的利息率近於零,但本土經濟還是搞不起。君也不見,這幾年格林斯潘把美國的利息率不知減了多少次,但失業率還在上升。(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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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壹週刊 - 正統與主流大混戰
2003-07-03 , 專欄
上海的陳克艱是搞思想的,讀過很多書。他早前搞數學與數學邏輯,這些年轉研經濟學。我送給他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他讀後說這套書將會傳世。後來他補充說,朋友問他對《經濟解釋》的看法,他的回應是:很正統,但不是主流。驟耳聽來,很正統但非主流是互相矛盾的說法,英語所謂contradiction in terms。我跟虓Q:說不矛盾也可以說得通,因為可以有幾個不同的闡釋。為了好奇,我再問幾位在國內的朋友,曾經細讀《經濟解釋》的:「有人說這套書很正統但非主流,你們怎樣看?」他們竟然一致地同意了。是奇怪的觀點,也有趣。如果正統不是主流,難道今天的主流經濟學不是正統嗎?從哪裡跑出來那麼多旁門左道之士了?當然不可能。雖說今天博弈理論大行其道,但怎樣說也算不上是主流。此理論用於經濟學起於五十年代,衰落於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捲土重來,是比較新的學說,非正統也。如果博弈理論是今天經濟學的主流,那麼說是與正統脫了節,是對的。但這個「如果」不對,肯定不對。我曾經說過,今天的在國際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用數學比三十年前多出好幾倍。說多用數學成了主流,說得通,但不可以因為我少用數學而說為「非主流」。數學本身沒有內容,而主流與非主流之別只能以內容判斷。換言之,多用數與少用數只是形式上的分別,而形式上的非主流絕對不是陳克艱與其他朋友對我的《經濟解釋》的看法。我同意陳老弟的觀點,認為我的經濟學很正統。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標奇立異:熟讀馬歇爾,怎樣看也是個千錘百煉的新古典經濟學出身的人。我修改了不少這傳統的理論細節,加進了產權及交易費用等局限變化,但從來沒有刻意創新。記得作學生時,論文《佃農理論》寫成,與傳統之見有相反的結論,以為自己是創新了,很有點了不起之感。殊不知老師艾智仁對我說:「你的佃農理論是傳統的分析,半點新意也沒有,只不過在傳統上,分析佃農的人忘記了傳統,創新而錯了!」艾師的高見,影響了我後來完全不考慮創新這回事。是那樣精彩的新古典經濟學傳統,可以修改、改進,可以補充、多加內容,但刻意發明新的理論是愚蠢的行為。當然,修改與補充往往得到新的結論,但怎樣說也是正統之極的。問題是,既然正統,怎可以變作非主流了?是因為我不容許吉芬物品在真實世界存在嗎?若如是,難道佛利民等人也非主流了?是因為我漠視好些主流的函數分析嗎?不會吧。懂經濟學的人應該知道,為了簡便,我把效用函數與產出函數歸納在需求定律之內。

 前思後想,我認為大家都是出自同一傳統,所以沒有誰是旁門左道。只是大家把「正統」的思維演變下去,所走的路不同,他們人多,我一士諤諤,主流以人多勝,我於是被視為非主流了。然而,這非主流不止我一人。高斯、諾斯、巴賽爾等人與我沒有明顯的分歧,而艾智仁、德姆塞斯等雖然久不久以我放棄了的「卸責」理念下筆,大致上他們的分析與我的分別不大。我說過了,自七十年代中期起,因為喜歡獨自思考,我成了離群之馬。一位出自芝加哥的經濟學者朋友,是中國人,閱讀《經濟解釋》後,說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像我那樣,堅持解釋現象或世事是經濟學的首要目的。可惜這位朋友在芝大時戴維德已經退休,否則他會遇到一個比我更堅持的人。深信解釋複雜的世事需要簡單的理論,數十年來,我儘量把理論簡化,認為不中用的或不重要的全部刪除,不可或缺的則一層一層地推下去。我也深信理論或假說的驗證,需要用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或行為來試行推翻才作得準。這樣,卸責、恐嚇、機會主義等博弈理念,因為觀察不易,被我無情地棄置了。這邊廂我為解釋世事而把正統的理論改呀改;那邊廂他們為電腦與技術也把正統的理論改呀改。如是者各自發展了三十年,這邊廂人少,那邊廂人多,誰是主流不難理解。但這邊廂是把理論簡化,正統的輪廓驅之不去;那邊廂把理論複雜化,驟眼看來面目全非。是的,除非讀者是像我那樣的老人家,否則不會容易閱讀一篇今天的經濟學文章而看得出有什麼馬歇爾。也難怪,今天的後起之秀,十之八不知正統為何物。問題是在國內,經濟學子懂中文,正統與主流的大混戰開始了。電腦與互聯網普及,我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有好些網站轉載,其中有幾處編得整整齊齊,加上目錄等,方便學子們打印。「打印」者,從電腦影印出來之謂也。打印後厚厚的,花幾塊錢拿去釘裝,彷彿正規書局出版。很普及,因為要求我簽名的多得很。收不到版稅,啞子吃黃連,我還是照簽可也。大混戰是因為學子們在課堂聽到的,或從課本讀到的,與《經濟解釋》所說的是兩回事。這邊廂說錯、錯、錯,那邊廂說對、對、對,怎麼辦?科學上的分析,互相矛盾不可以持久地共存。鹿死誰手早晚要有個定論。年多以來,收到國內同學們的電郵或其他直接或間接的提問,我意識到這場混戰愈搞愈大。勝券在握,立於不敗之地,我當然感到過癮精彩,有點唯恐天下不亂似的。心想:讓他們吵吧,四十年前我是這樣把學問吵回來的。很少回應學子的提問,因為覺得讓他們自己吵,其收穫會比我的回應更大。但有時要在同學面前瀟灑一下,我會問:我的理論解釋了行為,你們學的解釋了什麼?或說:你的理論可以解釋的,我可以更為簡單地解釋。又或說:拿出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再談吧,要不要跟我比賽一下?這些是成竹在胸的玩意了。是的,這邊廂與那邊廂都是出自同一的經濟學傳統。今天懂中文的先吵起來,有朝一日,西洋鬼子也會吵起來吧。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詩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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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壹週刊 - 經濟散文的來龍去脈——為玉霞序
2003-07-10 , 專欄 
這些年來經濟散文在神州大地盛行,而這門文體似乎是炎黃子孫獨有。不單是指國內的。澳洲有個黃有光,台灣有個熊秉元,而香港則要數區區在下了。是怎樣搞起來的呢?又是佛利民惹來的玩意。話說一九七六年佛老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出自夏威夷大學、任職於香港美銀作研究師的侯運輝,於該年十月瑞典公布喜訊後,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的文章,投稿到香港的《信報》去。當時正在慘淡經營的林老總山木,慧眼識大文,不僅把文稿照登無誤,還請侯夫子吃牛扒。士為知己者死,侯夫子是為吃了牛扒而繼續動筆。不止此也,他邀請了同學楊懷康加盟。大家寫起來,參與的有梁海國,有羅祥國,有黃志光,一時間變得熱鬧了。今天,不少人認為我是經濟散文的始創人,是該文體的發明家。我當然萬分高興,但侯夫子說是他發明的,怎麼辦?經濟學者在公眾刊物寫文章,早有前科。六十年代後期起,佛利民與森穆遜在美國《新聞周刊》寫專欄,寫得好,有口皆碑。但他們寫的是經濟評論,不是散文。在公眾刊物以淺白文字介紹經濟學說,侯夫子可能是天下第一人,而林山木的《信報》歡迎這種與時事新聞沒有關係的學術性文字,也算是盤古初開的創舉了。問題是侯夫子與阿康等人當年為山木寫的文字,算不算是散文,倒是疑問。我第一篇以中文下筆的文章,是《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一九七九年十月發表於《信報月刊》。初稿由我口述,侯夫子與阿康筆錄,再由我修改的。該文是以普通常識解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點,不是散文。四年之後山木在他的《信報》替我起了一個名為《論衡》的專欄,要我每星期交稿兩篇。我第一篇交出去的是《期貨市場的作用何在》,也是闡釋經濟,不是經濟散文。一路寫下去,要不是評論,就是闡釋。讀者讚賞頗眾,批評也不少。主要的批評是我的中語文字來得生硬,讀來像英語中譯。為了這批評我決定更改文體,搬出古文來一下古今並用,與讀者平起平坐,閒話家常,在不經意中才把經濟要點放進去。

 這更改的第一篇文章——《論衡》的第十一篇——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發表的《鄧家天下》。寫鄧麗君,閒話家常,突然反手一刀斬馬克思。該文發表的那一天,我在港大辦公室的電話從上班到下班響個不停。這使我知道《鄧家天下》是命中了讀者的要害。不知為何,但覺得公眾刊物的經濟文章應該那樣寫。今天回顧,《鄧家天下》可能是盤古初開的第一篇經濟散文。跟茼P年二月十一日發表《賣桔者言》,讀者吵得更熱鬧了。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楊培新造訪港大,我才知道我寫的是經濟學的一種新文體。我送給他《賣桔者言》的結集,他讀後說:「從來沒有想到經濟學可以那樣放開來寫,你寫的是散文,經濟學從來沒有散文這回事!」是有趣的話題。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但科學怎可以用散文體下筆的?我們沒有見過物理學的散文,沒有見過數學、化學、生物學的散文。但經濟學是可用散文體下筆的。這是因為經濟學是關於人類的生活與行為,以散文下筆,作者可以把感情放進去,寫得真情實感,而感情的表達是散文的一個要求。有了《鄧家天下》與《賣桔者言》的經驗,我寫的公眾文章自然地傾向於散文體下筆。不容易。寫經濟學之外的話題,談天說地的,或寫容國團,感情的表達還容易,但經濟散文必須有一些經濟要點在其中,寫得好很困難。感情的流露,如果不是自然的,讀者會覺得肉麻。除了《鄧家》與《賣桔》外,我自己比較滿意的經濟散文有《補鞋少女的故事——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與《給女兒上的一課——也是女兒給我上的一課》。有重要的經濟論點,有感而發,放開來寫,而又能寫到自己關心的人與事那方面去,要機緣巧合才可以寫得出來。有時牽涉不到感情上的事,有經濟重點,以散文體下筆,人與事就要寫得生動過癮,或搞笑一下,或瀟灑一番。《荒謬的定律——與林行止商榷》,寫優劣二幣,是比較成功的例子。但有時為了過癮而闖了禍。《最蠢還是馬克思》是例子。該文有經濟重點,但針對的關愚謙是朋友,下筆時老是想蚖P他開個玩笑,就責難於馬前輩了。據說北京某些朋友不認為我是在說笑,使我有自討沒趣之感。

 香港有個林山木;成都有個高小勇。小勇在成都辦《經濟學消息報》,當然不能像山木那樣大展鴻圖。但在網頁的盛行壓制茪p規模的刊物之前,小勇物色了不少闡釋經濟學的寫手,好些文章是散文體。其中寫得最像散文的應該是王玉霞。玉霞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的熱門教授,學生爆棚的那一類。她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觀察。我讀到她寫的一篇關於買黑市火車票的散文,就建議花千樹考慮出版她的散文結集,也替她起了一個書名:《生活在經濟中》。這是年多前的事了。是的,我認為要一般性地推廣經濟教育,散文體最有效。沒有方程式,沒有圖表曲線,少用術語,但必須有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有感而發地下筆,或起碼放開來寫,但求生動自然。這樣處理,可讀性高,淺白易懂,而如果寫得順理成章,其說服力也強。數十年來,我認為經濟學是一門非常有趣的學問。要不然,以我的天生品性,不可能不斷地在這門學問上搞了數十年。這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老師艾智仁,而談得來的經濟學的師友都是為興趣而搞學問的。這是我知的經濟學,與今天的所謂「主流」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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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壹週刊 - 光的藝術——《流光幻影》序
2003-07-17 , 專欄 
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有一項不足之處,那是感情沒有適當發洩的地方。科學研究要客觀處理,不能感情用事,這與好些其他職業或學術生涯是不同的。男女之外的感情總要有個好去處。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拉小提琴,經濟學家莊遜不停地刻木,連拿搞雕塑,巴賽爾無古典音樂不歡,而我自己的研究基因的兒子,苦學之餘在鋼琴上作曲,亂作一通。王羲之說:「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說得好。我認為任何人,尤其是搞科學的,久不久總要放浪形骸一下,好叫自己還有一個完全的人的感受。十多年來我研習書法,把感情通過水墨「放浪」於宣紙上,而書法有進境則是額外的收入了。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研究生時,遇到強攻不下的難題,或覺得學問沒有寸進,我喜歡拿虓茯蛨驉A靜坐園林中,胡亂地拍攝些什麼。一九五五年,十九歲,我在香港認真地搞了一年多沙龍攝影,拿得些獎狀名頭,學會了黑房功夫。五七年到加拿大去,於五八年作過幾個月職業人像攝影師。一九五九年轉到加大後,為了生計,久不久到好來塢傳授室內人像光法。然而,墨守成規的沙龍技術攝影與我的個性格格不入;為了討好顧客的燈光人像也不是感情的好去處。我喜歡亂來一下,純為滿足自己而把快門按下去。是的,我認為藝術的真諦是作者把感情為自己而表達,正如伯牙的高山流水原來是奏給自己聽,遇到鍾子期是錦上添花。我熱愛藝術,但當年覺得自己的個性不能以藝術為生計,就攻讀經濟學。好些年前我發表了《光的故事》,細說在二戰逃難時,七歲,我因為染上瘧疾而有幾個月的黃昏,在廣西的荒郊觀察光在花草樹木與水中的變化。二十多年後,一九六五年,博士論文數易題材沒有進境,我花了幾個月時間,拿虓茯蛨驉A帶茪T文治,從早到晚靜坐於加大鄰近的一個小園林中。一時間幼年時在廣西體會到的光湧上心頭,佳作隨心所欲,使我有莫札特的感受。

 當時純以光的變化拍攝出來的低色調作品,一九六七年於長堤博物館展出,獲得很大的回響。該年三月我收到周遊美國多個博物館展出的邀請,但因為博士論文——佃農理論——順利地開了頭,又得到芝加哥大學招手,就婉拒了。不少底片遺失了,但六五年的一部分舊作,一九九三年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大師們在香港舉辦「四友攝影聯展」,盛極一時,傳為佳話。我是一九六五年體會到攝影是唯一的以光表達感情的藝術。法國十九世紀中期起的、光芒不可方物的印象派,雖說以光作畫,但怎樣說還是以油彩下筆。我認為該畫派偉大,主要是創立的那群富家子,提出了一個前人沒有想到的重要哲理:感受上的真實,可以比實物真實得多!然而,六五年我想,說到以光作畫,沒有任何藝術媒介可與攝影平排,因為沒有光不可能有攝影。當時我想出了如下的繪光之法:把黑白底片的曝光作為畫面的草稿,把銀膜與膠片之間的gamma度量減低至零點五,然後在放大機下把光逐點逐「筆」畫到相紙上。因為gamma比正常的零點七低很多,相紙沖洗時我要用幾種特別的方法把光與影的反差加強。後來徇眾要求,我寫了一篇數十頁長的題為《Low Gamma Control》的技術文章,文稿今天不存在了。一九六七的長堤個展後,不少人建議我把繪光攝影引用到彩色那方面去。我想,以彩色搞抽象或印象攝影,肯定是個好去處,但黑白的繪光之法,怎樣也不能用於彩色攝影上。我為這件「心頭恨」耿耿於懷數十年。七年前想出一套以彩色搞抽象或印象攝影之法,攝得幾張新嘗試,何藩與陳平皆認可。殊不知一下子,特為此法購置的照相機不見了。這樣又擱置了七年。

 年多前太太把照相機找回來了。今年六月的兩個星期中,我到園林走了九次,每次皆能心領神會,感情奔放地拍攝兩三個小時。九次加起來快門按了三百五十次,選出作品整數一百幀,數番淘汰後剩六十六,加上七年前嘗試的選兩幀,是六十八,足以結集成書了。黃君實見而愛之,建議書名《浮光掠影》,我略改為《流光幻影》。副題《張五常印象攝影集》也是君實起的。多年以來,我認為炎黃子孫有特別的攝影藝術天分,是因為詩、詞的傳統。是的,對草木竹石的真情實感,沒有其他文化可與我們的相提並論。在藝術的很多方面,我們比不上西方,但說到一草一木,炎黃子孫勝來容易。這是奇怪的現象了。今天重操故技,我當然持蚅洩F坡遺留下來的文化本錢下注。心想,那是萬無一失的投資吧。拿虓茯蛨魖咧黺撉L中,太太陪伴荂A少小時背誦過的詩詞在腦中掠過,性情所至,不知有世事。只看光,找奇異的光看,看到一首詩就把快門按下去。上一回認真地搞光的藝術,是三十八年前。要發洩的對光的感情積累了那麼久,奔流而出是免不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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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壹週刊 - 交易費用的爭議:個人思想的根源
2003-07-24 , 專欄 
同學們說交易費用在網上大有爭議,又說國內有幾家研究院,在交易費用重要性的話題上,同學們與老師吵起來了。把我所知的說一下吧。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起於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當時全力參與耕耘的有四個人: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我。艾智仁是我的老師;德姆塞茨在洛杉磯加大任教職時,我是他的改卷員;高斯是一九六七年我才認識的,很談得來。我是最年輕的,所以是他們影響我,不是我影響他們。但後來我在佃農理論中提出的合約選擇的分析,再度觸發了行內對公司組織的興趣,就變為大家互相影響了。我當時的貢獻,是從合約的角度看佃農制度的安排,繼而分析合約安排的選擇,再繼而從合約選擇的角度看公司的性質。以合約的角度起了頭,其他的只是順理推下去。但影響我選擇合約角度作為起點的,可不是高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而是戴維德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像當年研究院中的同學一樣,我對捆綁銷售的分析茪F迷。然而,這個趣味十分的話題只是戴維德在芝大法律學院的口述傳統,當時外間知者甚少。這口述傳到艾智仁,再由艾師傳給我。輪到我寫佃農理論,我想,捆綁銷售是一種價格安排的選擇,所以佃農也應該是一種價格安排的選擇了。問題是,佃農分成是一個百分比,沒有傳統的價格!這使我想到一個百分比,甚或一個價,只是合約內容的一部分,因而聯想到合約結構那方面去。於是決定了:捆綁銷售之價其實只是合約內容的一部分,所以捆綁的選擇也是合約的選擇。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鴻文我老早就讀過,讀了幾遍,不認為有什麼了不起。當時高斯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此文後來成為歷史上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濟學文章(法律學引用比經濟學還要多)。又是得到艾智仁的提點。我把該文讀得滾瓜爛熟時,行內還不重視。是這篇文章影響了我的佃農理論的思維,使後來不少人把《社會》文內的高斯定律與我的佃農理論相提並論。

 我是寫了佃農理論之內的合約安排選擇才回頭再讀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文章的。此讀也,我依稀覺得該文也是關於合約的選擇。我又依稀覺得,高斯的一九三七與一九六○的兩篇大文,說的是同一回事。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與高斯研討經濟,我就將上述之見告訴他。他聽得高興,跟茠漲h次研討,來來去去都在合約與公司的話題上打轉。其實不是那樣深奧的學問,但我要在香港調查了件工合約後,想了多年,到一九八二才有膽動筆而為高斯的榮休寫下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雖然今天行內重視那八三年的文章,但我認為我對新制度經濟學影響最大的,還是一九六九年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安排的選擇》。該文提出三個理念。一、合約的選擇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二、分成的選擇是為了規避風險(這選擇於是成為一與二的合併)。三、監管(交易)費用的一個主要起因,是卸責(shirking)。第一點——減低交易費用——採自高斯一九三七年的《公司》鴻文,而同樣重要的是六三或六四年間,艾師靜靜地給我閱讀一篇長達七十頁的、說明不准傳閱的德姆塞茨寫的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稿(其後一稿分二文發表)。德姆塞茨是當世文字最清晰的經濟學者,他的交易費用闡釋對我影響很大。這方面我的貢獻是把交易費用伸延到合約的選擇那方面去,其後再把交易費用擴大至社會費用的整體。第二點——規避風險(risk aversion)——採自佛利民與沙維治於一九四八年合著的大文,加上老師赫舒拉發把規避風險的行為一般化。雖然是我首先把風險規避帶到合約選擇的分析上,我從來不喜歡這個理念。不是說世界沒有風險,也不是說人不會規避風險(能否一般化今天還是疑問),而是在真實世界中,風險的或高或低,或多或少,我們不能在觀察與邏輯上滿意地量度。這是說,我們不能在真實世界的觀察中,眾所認同地以一種量度說甲情況的風險一定比乙的高。沒有這種客觀認同的量度準則,我們無從以規避風險的理念來推出可以解釋行為的假說。一九六七的嚴冬的多個晚上,我三次把規避風險放棄,又三次拿回來。最後我逼荓筐了以收入變數(variance)的百分比(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來解釋米地與麥地的租田合約選擇。這變數是當時行內接受的風險量度,其實大家心知肚明,這量度有問題。我是很多年後才能成功地把風險歸納在交易費用之內,因而合約的選擇可以不論風險(見拙作《經濟解釋》卷三第四章第五節)。最後一點——卸責——起於我少小時在廣西逃難,見到勞工在岸上拖船被監管者鞭打的例子。是六九年的《選擇》文章首先提出卸責的,但當時與高斯研討良久,決定以後不再用。這是因為卸責的或大或小,在觀察上我們無從判斷,因而無從推出可以被事實推翻(驗證)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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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年,在西雅圖華大,我得到今天還堅持的結論:因為有監管(交易)費用,承諾了合約的人是會卸責的,但如果我們能在觀察上量度不同情況下的監管(交易)費用的高低或大小,我們就無須談卸責。原則上,監管或交易費用的高低可以在觀察上見得到,因而可以在觀察上量度,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做到。對我來說,可以觀察(observable)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可以被事實驗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一定要有可以觀察到的變數或行為的支持才能成事。為了解釋行為,不為其他,我放棄了卸責的理念。一九七二年,艾智仁與德姆塞茨在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聯合發表他們的公司(組織)理論。該文以卸責為理論的重點,後來成為該大名學報歷來發表過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卸責」之後,欺騙、恐嚇、勒索等類同理念跟蚇陸_,到了威廉遜,就有了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之說。這些是八十年代初期再度興起而跟茪j行其道的博弈理論的前身。我從來沒有說過人不會卸責、不會欺騙、不會恐嚇、不會勒索、不會看風駛捸B或不會博弈。我只是說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把這些理念推出可以被驗證因而可以解釋行為的假說。(《爭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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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壹週刊 - 交易費用的爭議:可以觀察的重要性
2003-07-31 , 專欄 
經濟學有三個去處,悉隨君便。其一是向理論或技術那方向走。這是純以想像力或邏輯推理的玩意,可以搞得美觀甚至很有藝術性,有沒有用場是次要的,從事者大可不管。其二是把理論分析應用於政策或社會的改進上。這方面有主觀或價值觀的成分,比較高明的從事者先把分析客觀地處理,然後帶到主觀的價值或倫理那方面去。其三是把理論引用於解釋世事、行為或現象那方面去。這是馬歇爾與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好些學者三者都嘗試。以我自己為例,博士論文是搞解釋的,但在芝大時,有些長輩認為我是搞理論的人材,於是在純理論那方向走了幾個月,後來受到高斯的影響,又回到解釋那方面去。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放改革,我開始寫些政策建議的文章。先入為主,我的專業是經濟解釋,沒有中斷地搞了四十年,怎樣看也是老手了。這裡有一個問題:走不同路線的經濟學者對理論的處理大為不同。比方說,三十多年前我搞理論技術搞得熟練而複雜,但向解釋世事那個方向走,我逼茩n把理論簡化,爭取主要概念的掌握,不斷地把重點改進。任何選走「解釋」路線的——史德拉、佛利民、高斯、艾智仁等——都是這樣做,而我得到他們的教誨,簡化得更厲害了。另一個因為路線不同而導致理論處理不同的問題,是關於觀察與量度的。在觀察上我是比行內的朋友苛求的。純搞理論,不談驗證,可以與真實世界脫了節,什麼觀察云云是題外話。搞價值觀的政策建議,你說好,我說不好,用什麼數據支持只是為了說服不同意的人,要客觀認同可不容易。你說要政府資助教育,我反對,大家吵一輩子也得不到互同的結論,數據怎樣精確不一定有說服力。輪到解釋現象,觀察的重心改變了。首先是我說過的: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這是說,要解釋事實,我們要知道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同樣重要的另一點是:依照科學的方法,驗證理論必須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而這要基於可以觀察到的行為或現象。以雲雨之說為例吧。我不知道背後的氣象學理論怎樣說,但一個可以驗證的含意是:天下雨,天上必定有雲。驗證程序是倒過來,天上沒有雲,就一定沒有雨,而如果沒有雲但卻有雨,氣象理論就被推翻了。可以被推翻而沒有被推翻,是驗證了理論,而這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天會下雨。這裡有一個聽來膚淺但其實湛深的哲理:作為驗證含意的變量,雲與雨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要真有其物或真有其事。是每個人的主觀判斷,但卻要彼此認同——這是實證科學不可或缺的基礎。數十年來,我為這「觀察」問題不知有多少晚睡不荂C我們首先要判斷一個現象是否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observable in principle)。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其驗證的含意當時無從觀察,只是原則上可以,若干年後才找到現象驗證。六十年前,DNA無從觀察,但科學家認同確有其物,競爭找尋,後來找到了,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現。然而,好些用上名詞之物,在原則上是不能觀察到的。找尋原則上無從觀察之物是白費心思,而這類在真實世界不存在之物,不可以用作理論驗證,有了混淆就笑話百出。

 問題是,理論往往需要抽象起筆,而抽象者,不可觀察也。多年以來,我個人的取向是:無可避免的抽象要想辦法處理,但可以避免的則不用為上。例如,經濟學中家喻戶曉的功用或效用(utility)是抽象之物,在真實世界不存在,原則上無從觀察。我認為可以不用,所以從來不用,但好些經濟學大師卻常用。他們有些搞純理論,不管其觀察性;有些搞政策建議,要有一個改進社會的效用準則;有些搞現象解釋,熟習效用函數,也喜其美觀分析。我不用,是恐怕中了套套邏輯之計,一不小心以為自己是找到了解釋,自欺欺人,過了很久才發覺是空空如也。轉到我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價格可以觀察到,但需求量不能,原則上也不能!需求量是意圖之量,我們怎可以觀察到一個人的意圖呢?事實上,「需求量」是經濟學者發明的,是他們腦中之物,沒有經濟學需求量不會存在。那是說,真實世界沒有需求量這回事,我們觀察到的只是成交量。此二量是不同之物,我們不能指鹿為馬。使用需求定律時,我永遠記蚖搢D量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所以該定律的本身無從驗證。我們一定要把可以觀察到的其他條件加進去才能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是經濟學不可或缺的定律,只因為本身不能驗證,使用起來其困難上升何止數倍?到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以我所知,經濟學書籍中只有我的《經濟解釋》指出而又強調,需求定律的「需求量」無從觀察,要把可以觀察到的條件加進去才能使該定律變得威力無窮。我更不明白為什麼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今天還有那麼多學者大談吉芬物品,試圖證明需求沒有定律!唯一的解釋,是一般經濟學者對解釋現象沒有興趣。長篇大論地寫到這裡,回到交易費用的主題(!),我要說的有三點。一、經濟學的所有理論中,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二、要加進的任何局限條件,皆可以闡釋為一個價,所以交易費用可以看為一個價而與需求定律合併使用。三、原則上,交易費用是可以觀察到的!不一定容易觀察,往往不易量度,但重要的是原則上可以。卸責、博弈、看風駛桮必z念,原則上可以觀察到嗎?我認為不能。法庭可以基於某些間接的觀察或推斷來下判詞,但會是眾所認同嗎?既然可以取代這些理念的交易費用是那樣肯定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的,從解釋世事那方面衡量,其重要性是不能誇大的吧。(《爭議》之二,未完)(作者保留版權,如要轉載,請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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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壹週刊 - 交易費用的爭議:定義與量度的困難
2003-08-07 , 專欄 
一九九八年美國西方經濟學會會長演辭,以《交易費用的範疇》為題,我指出交易費用的調查,就算是小現象,動不動需要一兩年的工夫,所以交易費用不是一個趕茯陞肣p發表文章的助理教授有膽染指的。這幾句話後來在行內成了名言!是的,今天的學術市場鼓勵急功近利,花大半生寫一本書的時代早成陳跡。前些時收到一本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書,其中羅列幾位老朋友替交易費用起的定義,我不苟同。整個七十年代我探討交易費用的本質,得到的理解今天還沒有變。思想上,我似乎是個越來越頑固的人。考慮我的觀點吧。(一)交易費用有多類,而在觀察上我們往往叉易把不同的類別分開。例如一個在隧道入口收費的僱員,既收費,又保護隧道的使用權(不交費的不能進入)。收費是交易,保護是協助交易,但不交易這保護費用還是要支出的。這分不開的困難很快就解決了。經濟學有一項知名的課題:如果同一生產程序製造出幾種產品,邏輯上我們無法把每種產品的平均成本分開。可以分開的是每種產品的邊際成本——輕微增加或減少一種產品的總成本變動。重要的是,解釋行為我們只需要把邊際的變動界定,平均變動可以不管。因此,不同的交易費用要從邊際變動的角度處理。(二)中國文化大革命給我的啟發:在沒有市場交易的情況下,與生產無關的費用——可以看為交易費用的——可以很高。走後門、論資排輩、排隊輪購等是交易費用,可以看到一些「交易」,但背誦《毛語錄》及其他因為政治而起的費用,雖然看不到交易,也與交易費用類同。這些不同類別的「交易」費用往往連帶在一起,像隧道的交易與保護費用那樣分不開來,我們還是要從邊際變動的角度分類。問題是,毫無交易而又沒有產出的費用,與算得上是有交易的走後門費用連在一起,這些費用加起來要怎樣稱呼呢?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一詞出自高斯一九三七年的文章,顯然有誤導的成分。一九八一年我寫好了文稿,寄給高斯,指出沒有交易也可以有他和我在芝大時研討的費用,所以交易費用應該改稱為制度費用(institutional costs)。高斯是同意的。但當時「交易費用」一詞在行內早已家喻戶曉,懂的不懂的皆朗朗上口,更改是不能的了。

 (三)文革開始對我有所啟發是一九六八年,當時在芝大,雖然對「制度」費用的認識沒有後來那樣深入,我意識到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費用只能在有社會的情況下產生。六八年的秋天,我跑到史德拉的辦公室向他申述自己心裡的疑問,談了幾次,其後得到的定義是:交易費用是魯賓遜的一人世界中不可能出現的所有費用。佛利民一九九八年初才讀到這定義,認為是經典之作。魯賓遜的世界多加一個人,就成了社會,而社會必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決定競爭誰勝誰負,產權制度出現了。以制度費用的廣泛角度看交易費用,是被上述的困難逼出來的。然而,因為角度來得闊,看到的就比較多。我是從這闊角度看到所有制度——包括市場——皆起於交易費用的存在,也看到高斯定律的矛盾:這定律說如果交易費用是零,市場交易會消除社會與私人成本的分離,但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零,市場不會存在!轉談量度的問題吧。量度是武斷地把數字排列,有兩種。基數量度是指可以加起來的數字,因此數字之間的不同差距可以比較。序數量度,數字不可以加起來,只是排列高低或多少的次序,數字之間的不同差距不可以相比。原則上,凡是可以觀察到的事物都可以基數量度,但這是指觀察到的事物本身,不是觀者對事物的感受。以選美比賽為例,美女們的胸圍尺度是基數量度,但評審員給美女的評分,是感受上的事,只能以序數排列了。這裡有一個重點,是費沙的貢獻。從邊際變動衡量,基數與序數量度沒有分別,而解釋行為我們只要從邊際的變動看。

 前文提及,原則上交易費用是可以觀察到的,所以原則上這些費用的量度可以用基數。問題是:雖然原則上可以,實際上往往出現困難。例如經紀佣金是交易費用,其量度可以容易地用基數,但如果我因為考慮某項交易而輾轉反側,其代價(也是交易費用)就叉易以基數量度了。原則上可以,因為可以把金錢替代輾轉反側之苦,但實際的基數量度費用是太高了。所以對交易費用的處理,我往往用序數思考。我重視的只是解釋行為或現象,從邊際變動的升或降處理就足夠了。從驗證科學的角度看,解釋行為只要有兩點不同的變化。交易費用是局限,一點與另一點不同是說局限變了,依照需求定律,行為會跟蚥隉C這是推測,可以驗證。兩點可以多加一點,或再加上去,以至無限。然而,從解釋的說服力看,兩點與三點或以上的差別不大。所以我喜歡驗證了兩點變動對行為的含意之後,轉換另外兩點來作不同的驗證。不同的驗證是不同的假說。同一理論可以有多個不同的假說與含意,與其以一個假說驗證多點的量度排列,倒不如增加假說的含意,每個含意只以兩點排列驗證。後者比較頭痛,要多想,但因為含意比較多,解釋的行為也多起來,於是過癮精彩,足以令從事者廢寢忘餐。

 把交易費用以序數排列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不需要直接量度。經過邏輯推理,間接的序數排列可以被眾所認同,很有說服力。二十多年前我解釋優等座位票價偏低的現象,其假說是因為監管座位的權利有費用,優等座位的票價若不偏低,不先滿,買次等座位的可以偷偷地走到優等座位那邊去。當時香港的電影院的下層分前、中、後座,上層分超等與特等。我說每層的優等座位票價偏低,先滿,但層與層之間是另一回事,因為上下層分道進場,入場後顧客不能跳層偷換優座。這樣看,顧客入場後,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是零,所以座位較優的上層,與較劣的下層相比,沒有票價偏低的現象。(《爭議》之三,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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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壹週刊 - 交易費用的爭議:傳統的缺失
2003-08-14 , 專欄 
七十年代史德拉曾經說:「沒有誰可以像張五常那樣,專注於一個範圍而把一門學問搞成這個樣子的!」到今天我還不知道他說的「這個樣子」是褒還是貶。他說我專注的範圍是產權與交易費用,認為是太窄了。故人已矣!兩年多前動筆寫《經濟解釋》,我刻意地表演一下自己在經濟學上的博學神功。那是三十年的往事了。三十年來,依然故我,還是下茖漣蓬恁A可見交易費用很有趣味,與我如魚得水。重要嗎?那就見仁見智,也要看意圖的是什麼。行內朗朗上口之人甚眾;入局染指的極為稀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前文說過的,調查真實世界的交易費用是苦工,為時甚久,不是要在大學升職的急功近利的選擇。要是當年我不是一開頭就拿得終生僱用合約,只幾月同事們就一致通過升我為正教授,我很可能不會優哉游哉地調查數以千計的合約的交易費用,碰壁的多,過關的少。第二個少人參與的原因,是有關交易費用的理論叉易以數學處理。有誰不希望想出順理成章而又精彩漂亮的交易費用函數方程式,一舉揚名天下?就是今天,一些數學大師以方程式處理高斯定律,不知所謂,一塌糊塗,令人尷尬!數學就有這個問題:膚淺的不好意思寫在紙上發表,見笑大方;有深度炫耀一下的,卻又想不出來。這是數學在交易費用中遇到的命運。當年我是嘗試過搞交易費用函數的。雖然我對數學所知不多,但師友們認為我有隨意發明數學之能。問題是交易費用與生產成本有一項重要的區別:前者一定要由兩個或以上的人作主,與個人作決策的產生函數分析不同。後來博弈理論捲土重來,所用的數學正好處理兩個或以上的人的互對行為。然而,博弈理論漠視了交易費用的調查與界定,少了真實世界的內容,因而沒有解釋行為或現象的功能。

 回頭說同學們關心的交易費用是否重要,我的回應是:如果對解釋世事有興趣的話,交易費用這項局限條件是非常重要的。想當年,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有大師教誨,我的理論課程讀得好;此「好」也,反映於習作《佃農理論》。後來到了芝大,再得到多位高人的指導,又在那裡教過研究院的價格理論,怎樣看也算是個經濟理論的小專家了。然而,跟茪@九六九年回港度暑期,在街頭巷尾見到的尋常現象,十之八九我不明白,沒有解釋。當時我想,一個物理學的本科生,對日常所見的物理現象大部分有解釋,為什麼一個曾經得到那麼多大師教誨的經濟學家,對尋常不過的市場現象不大了了。要解釋,理論是要大幅度地改進的,但從哪裡入手呢?理論要簡化我早就知道,餘下來可以想到的只有局限條件的調查與處理。反覆思量一個暑期,我決定了經濟學的解釋力出現了問題,是因為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漠視了交易費用。三十四年後的今天,到任何市場走,見到的現象,尋常或不尋常的,十之八九我立刻有解釋,比較困難的要多想、多查三幾天,而怎樣也找不到解釋的差不多絕無僅有。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不言自明地漠視交易費用。這可能是因為當時興起的以數學微積分處理極大化,不管生產之外的其他費用,可以得心應手。當時的大師頭頭馬歇爾重視解釋,但為了避免枝節,發明了短線與長線的逃避現實的好去處。解釋不了嗎?等等吧,調整是需要時間的!短線有沙石,長線的沙石較少,可以不管,但沙石是什麼可沒有說出來。好些行內的朋友認為新古典的大師們知道沙石是交易費用,只是沒有說出來罷了。真麻煩,如果當年的大師們說明他們的分析是假設交易費用是零,他們老早就會發現,他們的分析大部分是錯了的。

 有一個完整架構的經濟學起自史密斯的《原富》。雖然這巨著重視工業生產與制度分析,也知道有交易費用這回事,但後人承受的主要是《原富》把經濟行為分兩大類:資源的使用與收入的分配。史前輩知道制度重要,也知道制度的形成是選擇的結果。然而,很不幸,他是從「宏觀」的角度看,認為制度的演變是適者生存,需要歷史時間。這帶來兩處忽略。一、市場的合約安排或生產的組織安排,皆制度也,與整個經濟制度有小、大之分,但性質相同,分析處理應該一樣。二、史前輩漠視了自私給社會帶來的主要害處:在某些情況下,人的自私會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費用。史密斯之後,經過李嘉圖與米爾的改進,到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再到今天的一般課本,經濟行為還是分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兩大類,制度的安排是局外決定的。當然,六、七十年前奈特、海耶克、高斯等人關注組織安排的問題,寫下有重要啟發性的文字,但很零散,制度經濟學搞不起來。六十年代後期,得到戴維德的啟發,我把合約的安排以交易費用正面分析。誤闖誤撞,命中一個獨特之處:合約是最「微觀」的制度安排,明顯地是由個人選擇決定的。其含意是:所有制度分析都可以用個人選擇為起點,而交易費用是這類選擇最關鍵的局限條件。可惜當年未夠老練,把規避風險與卸責意圖混進交易費用作分析,誤導了行內的朋友。今天再看整個經濟學的架構,把令人花多眼亂的數學方程式與博弈理論拿開才細看內容,我們不難發現,這架構只分析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兩大類行為或現象,但合約、組織、制度等安排也是行為,是第三大類,傳統的架構如果不大事修改,這第三類有關的行為放不進去。同學們問:放不進去會怎樣了?我的回應是:如果制度安排這類行為不放進去,經濟學不可能真的了解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可以說,我那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是針對這個傳統的嚴重缺失而下筆的。(《爭議》之四,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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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 2003081411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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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壹週刊 - 交易費用的爭議:比率的問題
2003-08-21 , 專欄 
關於同學們在交易費用話題中的爭議,最後要談的,是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我曾經說過,這比率下降少許,則國富;上升少許,則國貧。這與諾斯等人指出在美國經濟發達的過程中,交易費用的比率上升,顯然有出入。是誤解,可以容易地澄清。首先要說的,是前文提到的基數量度與序數量度的問題。原則上交易費用可以用基數量度,但以之解釋現象,我喜歡用序數思考,因為後者所需的調查工作比較容易。然而,如果我們要論及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就要用基數量度了。序數的百分比的轉變比較是沒有意思的。原則上可以用基數量度,但實際上很困難:交易費用通常不是經紀佣金那樣簡單。可幸的是,不求精確,但求大概,我們可以間接地以基數看交易費用的比率。例如,從一人世界(社會不存在)沒有交易的角度看,我們知道銀行、法庭、公安、律師、商人、經紀等行業是因有社會而起,其全部收入都是交易費用。這可見一個像香港那樣的經濟,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非常高,說是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會大錯特錯。香港主要是為服務國際上的交易而生存,賺取的大部分是交易費用。一個小經濟可以沒有農、工業的產出,雖然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工業在國際上大有名堂。另一個極端,一個純以農業為生計的社會,沒有動亂及不搞政治的,交易費用的比率實在低。少小時在廣西農村逃難及後來的觀察,原始式的農業經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產品每十天到集中的市場交易一次,其他是農民之間的互相交易,往往以物品換物品。是的,在這樣的農業經濟中,貨幣的用途不大。農民的生活是貧窮的,但交易費用的比率低。我為這現象想了好些時日,得到的解釋是,農業經濟的交易費用比率低,是因為與工業相比,農業對專業生產、分工合作的需求不大。我曾屢次提及,專業生產而後在市場交易,大家所獲的收入增加動不動以千、萬倍計。雖然農業也可以專業增產,但幅度不大,與工業相比不可以道里計。工業的專業增產甚巨,市場的交易需求跟茷璊氶C商業的發達與工業的發達永遠是相連的。

 這帶來兩個問題。第一,不同類型的經濟是不能以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互相比較而得到有意思的啟示的。農業經濟是一回事,工業經濟是另一回事,商業經濟又是另一回事,而三者的合併又再是另一回事了。看這百分比的比較,我要從一個行業或同類經濟的角度來衡量。第二,上文提及,而此前我屢次說過,專業生產而交換,比起自給自足,可以有千倍計的收入增長。但交換是需要費用的:交易費用。邏輯簡單不過。專業生產的收入增幅那樣大,因而可以容許很大的交易費用而還有專業生產的空間。另一方面,從工業那種專業生產有奇效的經濟看,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略減,國民收入會大升。是昔日的共產制度給我的啟發。漠視交易費用,這制度絕對可行,半點問題也沒有。由政府分派工作,產品上繳而後由政府分配(交換),只要沒有我提出的廣義交易費用,半點問題也沒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連拿(A. Lerner)的博士論文(The Economics of Control),就清楚地分析這一點。可惜連拿沒有考慮交易費用,使他的結論全軍盡墨。同樣,不談交易費用,所有反對共產或計劃經濟的分析或批評皆不可取。一九八一年我提出這觀點,高斯讀後讚賞有加。大致上是回應了同學們在交易費用的爭議上的所有問題了。這回應與行內的好於交易費用的朋友的觀點不會相同:我給這種費用的定義遠為廣泛,重視可以觀察與不可以觀察的區別,也考慮基數與序數量度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採用。個人的一生可以做的學問就是那麼多,怎樣看也是微不足道。然而,人類的知識是由微不足道的累積起來。四十年來,我搞學問只是為了要加一小點。中方與西方的文化不同。西方的學術傳統,說一個學者是個addition,或說一篇文章增加了一小點,是很大的讚譽了。

 交易費用大約佔了我一半的研究時間。每次嘗試新的題材,我要的只是增加一小點。一九九一年,高斯獲諾貝爾獎,我被邀請到瑞典替他作晚餐後的講話,臨別時的早餐之會,他感歎地說:「大家工作了那麼多年,我們對產權及交易費用與合約的所知實在少。」我回應道:「說是這樣說,但回顧三十年前的所知,我們的長進很了不起!」是的,學術研究要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回顧一下才有滿足感。永遠是微不足道的長進,有時甚至是倒退,但若干年後回顧,我們往往有驚喜的感受。同學們不妨閱讀我在一九八二年發表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其中推斷中國會走的路,然後再找對上二十年前的一九六二年的關於制度經濟學的書籍來比較一下,當可發覺其差別相去十萬八千里。我衷心感激昔日的師友給我的啟發、教誨,以及他們對我的期望。我也不後悔從七十年代中期起,選走自己的路,很有點一士諤諤的。是對是錯,自己的路雖然寂寞,但可以走得較遠。八個月前我收到高斯的信,說他很希望能讀到我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的英譯。但他九十二歲了,而《經濟解釋》的英譯遙遙無期,想來心裡不好過。回頭說交易費用,三十年來我選走的路是我自己的。可能選錯嗎?當然可能。科學分析的路是從來沒有絕對的。不喜歡的同學大可一笑置之,喜歡的就替我繼續走下去吧!(《爭議》之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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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 2003082111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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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壹週刊 - 恐懼是做學問的第一步
2003-08-28 , 專欄 
同學們要求我解釋一下做學問的過程,但那是任何嘗試過的人都知道,不用我細說了。沒有過來人會不同意,做學問叉易,是苦事,但為了興趣,為了要多知一點,數之不盡的學者會日以繼夜地追求。這是指純為知識而學問,不是指為了養妻活兒而趕茧o表學術文章。後者我同情,也明白,只是提不起勁大聲拍掌。這裡要談的,是自己求學經驗中有一個少人提及的做學問的重點:恐懼。我自己做學問是由恐懼而開始入室的,與同學們說說吧。恐懼與「怕」不同。很多人怕讀書,怕數學,怕考試,等等。怕是常情,可能因為沒有興趣,懶得染指,或避之唯恐不及,或不喜歡做的但逼茩n做。怕學問是不能真的做學問的。恐懼是另一回事。有兩處重要的不同。其一是恐懼可以觸發一個學子的好奇心,提升了興趣。其二是當一個學子懂得對學問恐懼,他求學已是大有進境,開始進入了學問的天地。朋友,你讀蘇東坡寫赤壁的一詞二賦時沒有恐懼感嗎?不僅蘇學士把我嚇得要命,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貝多芬的交響樂,莫奈的蓮塘,莎士比亞的劇本……都使我有恐懼感。不是說我是這些造詣的專家,而是說我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作本科生時我對很多老師欣賞、敬佩,但當時唯一使我有恐懼感的是教邏輯學的卡納(R. Carnap)。我覺得卡納高不可攀,自己怎樣也達不到,於是為了好奇而專心聆聽。只聽了一個學期,加上後來自己的研究經驗,使我四十年後在《經濟解釋》起筆時寫出自己滿意的《科學的方法》那第一章。本科兩年進入了研究院,令我恐懼的學問無日無之。首先是讀物給我的恐懼。此前在這裡發表《對我影響最大的四本書》,每本當時都給我恐懼感,而其中史密斯的《國富論》,我更是從那時恐懼到今天。文章呢?當年令我恐懼的也有四篇:史德拉的《功用理論的發展》,其博學使我見而生畏;佛利民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其變化使我大開眼界;艾智仁的《進化與經濟理論》,其新意使我大喜若狂;高斯的《社會成本問題》,其深度使我廢寢忘餐。這些都是恐懼的效應。在研究院中有三位老師的思維使我有恐懼感,而其中最激烈的感受來自艾智仁。因為他去了史丹福作造訪教授,我要在研究院兩年之後才有機會聽他的課。那時我已選修了高級價格理論,跟荇Э奶F一年赫舒拉發教同樣的科目,而又因為成績好,同學們都視我為師兄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艾師回校開課,教的當然也是高級價格理論。同學們都曾聽說艾智仁是天下的價格理論第一把手,所以整個研究院的大約五十個學生都在座。選修過該科的不能再選,所以其中大約四十個是旁聽生。選修的正規生坐在前排,我們旁聽的不准坐前排,不准提問,不准回應,只准聽——這些是艾師之課的獨特安排。第一課,艾師進課室後問前排的同學:何謂量度?同學凡答必錯,而就是這個淺問題艾師在課堂上翻來覆去地問了五個星期。他不用數學,不用術語,不寫黑板,只行來行去,自言自語,有時輕笑幾聲,久不久突然發問。我當時聽不懂艾師所說的含意,而旁聽的成績比較好的同學也不懂,課後大家研討艾師所說的。我們都選修了必修課程,不用多上課了,艾師每課之後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研討幾個小時。當然,艾師的第一課後我跑到圖書館去,搞清楚了何謂量度,只是不明白艾師為什麼要提出那一連串的有關問題。後來課後研討的同學一致同意,艾師是在價格理論的另一個層面走,要真的明白我們要跑到那層面去。日以繼夜地追尋那層面,愈追愈體會到那層面的高處,其恐懼之情不好說。我是到了旁聽艾師的第三年才覺得自己的思維是在他那個層面,跟得上。那時不再恐懼了,聽到新的選修同學的提問與回應,知道他們是自己的三年前。但他們說不懼,有些甚至說不難、不難,懂、懂、懂,使我有孺子不可教之感。於今回顧,雖然在旁聽艾師之前我在價格理論的技術上可以來去縱橫,但還是要從恐懼的那一天起才開始登堂入室。踏上了艾師的思維層面,我有一個奇異的感受:我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後來到了芝加哥大學,史德拉與佛利民等價格理論大師早就如雷貫耳。第一次遇到史德拉,是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個晚上,在蒙代爾之家的酒會中。史氏跟幾位大師喝荌s,談茖リ偵礡C我是小子旁聽,禁不住提出一個問題。他縱聲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艾智仁的學生,只有他的學生才可以提出那樣愚蠢的問題!」顯然地,史德拉接受了我是站在他的層面說話。芝大的價格理論高人雲集,但沒有一個再可以給我恐懼感了。同意或不同意,其感受是四年前與同學們研討一樣。但史德拉與佛利民給我另一種恐懼:他們想得快,快得離奇,而佛老的辯才當時無敵天下。有一次,到了芝大一年吧,我那《合約的選擇》的文稿被史德拉邀請到他的工作室研討。該文有一個註腳是關於需求彈性係數的。研討中史德拉突然說:「你這個註腳是要在彈性係數高於零點五才對。」回家後拿出紙張推了個多小時,果然是他對我錯!於是到他辦公室,說:「是你對,你想得那樣快把我嚇破了膽!」他笑茼^應:「以後凡是我說的你就當作為對,可以節省時間。」我步出室門,他嚷荂G「史提芬,你回來,我為你那註腳找到一篇有關的文章,研討的前一晚閱讀後才知道那註腳是錯了的。」然後在零亂的書桌上找到該文交給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在網上見到今天同學們的吵罵,不管大師不大師地亂罵一通,毫無恐懼之情。雖說初生之犢不畏虎,但看來是不知山有虎才向虎山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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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 2003082811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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