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自己發明，其實因為是中國人而發明。文字上，中文與英文是完全兩回事。歐西的文字起於拉丁，是同宗，不能說是完全兩回事。因此，炎黃子孫學英文的方法應該與歐西老外學英文的方法不同。當年我想出的學英文的方法，是集中於中文與英文的重要的不同之處入手。這裡提出的是學寫英文的方法，不是學講英文的方法。自己的耳朵有問題，「講」不足以教也。這裡要談的也不是考英文的方法。後者同學們要拜國內的新東方為師。我認識新東方的老闆，欣賞他對學子的貢獻。然而，寫、講、考是三回不同的事，各有各的學習佳法。這裡要說的是中國人學寫英文的方法，千萬不要搞錯。學寫，中文與英文有三處重要不同：字彙（vocabulary）、動詞（verb）、造句（sentence structure）。
 

讓我在這三項上說說吧。記著，我的建議是從中、英的不同之處入手。讀書學字彙英文難學主要是因為字彙難學。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英文的字彙多。以一個知識分子常用的字而言，英文比中文多一至兩倍，而翻譯出來一個英文字大約譯為兩個中文字。中文是以單音字砌成的，以單字砌出變化，但很多英文字的單字是以字根砌成的。中文用字根（金字旁、水字旁之類）不多。字彙多的表達能力比較強，比較容易達意，但學起來就遠為困難了。一九六七年我認識了夏理.莊遜，那位以文筆流暢而發表文章最多的經濟學者。我問他：「夏理，怎樣學好寫英文呀？」他想也不想就回應：「學字彙，學字彙！」其他什麼也不說。這是英語文章高手的經驗之談了。中國人學英文字彙的第二個困難，是除了名詞外，英文字一般沒有毫無差別的中文對譯。例如，名詞apple譯作蘋果是絕對的，但handsome、beautiful、pretty、gorgeous、neat等怎樣譯呢？這些都代表著「好看」，英文的含意差別很大。我們往往要看上文下理才能肯定作者之意是什麼。字彙多，無論形容詞還是動詞，英文看似是同義的字有微妙的差別，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所以英文有Use the right word in the right place這句格言。是的，翻英、中字典而英譯中，譯出來的文章一般不知所謂。除了名詞，英文字大都要靠意會的。
 

試舉一個英文字彙的微妙差別的例子吧。二十多年前，我的一個讀生物的外甥（今天是大名家了），寫博士論文，其中兩個實驗的結果相近，但不肯定。他試用approximately、roughly等字來形容，都不稱意。跑來問我這個舅父，我細讀上文下理，建議用in the neighbourhood，恰當。第三個學英文字彙的困難，一般來說，是懂得一個字的解法與懂得怎樣用一個字，是兩回事。這與中文截然不同。中文字一般是懂得解就懂得用。英文是除了名詞，懂一通常不懂二，而不懂得怎樣用不算是懂。是的，你去考什麼TOEFL、SAT、GRE等試，英文字彙那部分考一百分，可能一句像樣的英文也寫不出來。我學英文字彙的方法很簡單，但要先假設你有香港英文中五畢業的水平，或TOEFL試可以考得五百八十分左右。方法如下：
 

（一）準備一本英文字典，一本英中字典。要平裝，小的，輕的，但字要大，要有清楚的拼音註釋。如果是精裝的，翻閱太重，要把硬封面剪掉。這是因為你要翻查很多很多，翻得不夠快或不舒暢你就不願意多翻。

（二）找幾本你有興趣讀的項目的書，要英文寫得很好的。這選書十分重要，你要多問朋友或英文老師來協助你的選擇。以每頁大約五百字算（也要選字大的版本），要選兩三本，加起來大約六百頁。

（三）坐下來讀書，一頁一頁地讀下去，每個稍有不明的字要立刻查字典。千萬不要以為一個字你慣見，以為是懂就不查。凡是稍有疑問的都要查，一絲不苟，直至你完全明白每一個字在一句之內的解法。不要騙自己。

（四）先查英語字典，清楚明白就不用查英中字典了。英中字典是英語字典不能盡釋所疑才用的。

（五）千萬不要在書頁旁下註釋。一個字查一次通常不會記得，再見該字時，稍有不明，要再查。稍有不明，同樣的字出現一次查一次。一般來說，查三至五次可以記清楚而又學懂一個字。

（六）清楚明白了一句，你要朗聲讀出來。不查自明之句不朗讀，只朗讀查過字典的。這是為什麼有好的拼音註釋字典重要。
 

上述的學英文字彙的方法，是學字的解法時一起學怎樣用。同字在不同句之內往往有不同的意會，所以千萬不要在書頁旁下註釋。不要把字意固定下來，一個不完全明白的字出現一次查字典一次，直至該字再出現時你不用再查為止。我自己的經驗，是這種徹底以明白文字內容為準則的查字的學字彙方法，開始時每頁有二十多個字要查，要用上個多小時才讀完一頁，但進境非常快。大約讀了一百頁，每頁要查的字下降至五、六個，到了二百頁，每頁只要查三幾個。大約四百頁要查的字近於零，而六百頁就畢業了。依照上述的學英文字彙的方法，假若你的天賦與記憶力是中等的話，我的估計是四百個小時可以畢業。每天集中地讀讀查查兩個小時，不要多。記?，名詞不論，學英文字彙不是學中文的譯法，而是學英文本身的意會。主要是學一個字怎樣用。懂得用一定懂得解，但懂得解通常不懂得用。這是中國人學英文的一個重點，算是一個關鍵了。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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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簡化學動詞中文的動詞，字的本身沒有時間性。我們要以附加字——曾、將、了等——來表達過去或將來。英文動詞，字的本身有時間性——如加-ed或go、went、gone等。但英文又加上「完成式」——perfect tense——變化多了，使一些書本說英文的動詞時態（tense）有九個或十二個。太複雜了。作為中國人，我學英文動詞想出兩個簡化。其一是英文動詞有過去，有現在，但沒有將來。例如will與would、shall與should、may與might、can與could等，都是現在或過去，沒有「將來」的。英語用動詞是：現在說將來是現在，過去說將來是過去。用英文動詞，首先要決定的是說現在（present）、過去（past），還是「無所謂，二者皆可」。現在就用現在式，過去就用過去式，二者皆可就任擇其一，但凡是二者皆可的，選現在式是選了不變，選過去式也是選了不變，不可轉來轉去。這是說，二者皆可的，選其一之後，要stay in one tense。這是作文章引言或結論時的最佳處理，通常選簡單現在式較簡單過去式優勝。
 

除了現在或過去，英文動詞有三類時態：簡單（simple）、繼續（continuous）與完成（perfect）。愚見以為，中國人寫英文不要花拳繡腿，賣弄技巧，動詞以簡單為妙。可用簡單現在（simple present，如I go）或簡單過去（simple past，如I went），用之可也。事實上，簡單動態的文字最有力，雖然有時「繼續」與「完成」等動態是非用不可的。繼續時態是指加-ing，淺而明，不需要說了。但完成時態（perfect tense）不容易。我處理完成時態（have、had、has等）是用第二個簡化，那就是完成時態有時度（time dimension），而這是中文動詞沒有的。英文的簡單時態是一剎那（one instant of time），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沒有一段時期的時度；繼續時態也是一剎那——過去或現在繼續的一剎那，也沒有時度。I forget是現在忘記，I forgot是以前忘記，I am forgetting是正在忘記，I have forgotten是從以前到現在之間的時度中忘記了——不知何時忘記而現在還忘記。「時度」是比較難解釋的，而「完成時態」這稱呼有點莫名其妙。不明白的讀者要從one instant of time與over time這分別去想——後者有時度，或者記?凡有since這個字或有其意的句子都有時度。教用英文動詞的讀物甚多，大都教得對。但當年我覺得動詞很難學，書本幫不到多少忙。後來我想出的方法就是上述的兩點：其一是決定是「過去」還是「現在」；其二是決定要不要表達時度——要不要給時間走一程。
 

句子從簡短造起中國的文字傳統是沒有標點的。那是近於沒有句子了。我們今天讀古文是後人把一個圈一個圈加上去，把文字切斷來讀。這發展促成今天的中、英二文有不同的句子風格。用標點、分句、分段，中文沒有英文那樣講究。很多中國人寫英文，見到鬼佬那樣「講究」，就學人家轉來轉去，總是有點不像樣。作本科生時我寫的英文也是轉來轉去的，後來決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英文才開始像樣。重要的出發點是英文的長句是以短句串連起來的。英文學造句，首先要短句造得好。學造短句，每句的字越少越好，動詞用簡單時態，幾個字，毫無花巧地直寫，清楚明白，就來一個句號。這樣考英文試作文一定不及格，但我的英文是這樣學來的。今天，無論我的英文句子怎樣長，其結構是以短句為基礎，串連起來再加變化。有短句清楚直寫的根底，串連起來也是清楚直寫。沒有花拳繡腿，有些人認為不到家，但我沒有意圖做文豪，不敢在鋼線上跳舞，但求清楚明白，邏輯井然，讀來通順，只此而已。以短句串連成長句很多書有教，教得好。標點重要，書本教得好。動詞的位置書本也教得好。書本少教的是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末，盡可能不放在中間。分段的方法書本也教得好，少教的是一段的首句與尾句不應該太長，以短句起筆或收筆讀來有力量感。不是明顯的短，是要有短的力度感受。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And God saw the light, that it was good: and God divid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And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day.
 

我說過了，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文章要講文氣，而文氣最容易是從背誦前賢的大作學得。作學生時我喜歡背誦聖經的《創世記》。茲錄創世第一天的絕妙好文如下：讀清楚了嗎？文氣如虹，都是短句，是直寫，全用簡單時態，and stay in one tense！這是最可取的英文基礎了。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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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那兩期之後，不由得想起自己學造短句的往事。一九五九年九月我進入了洛杉磯加州大學作本科生。因為是外籍學生，校方規定要考「外生英語試」，決定哪些要補修不計學分的外生英語課程，哪些可以不補。三千多個外籍學生中我的成績最差，當然要上不計學分的補課了。

需要補修的分很多班別，以上述的英語試的成績高下來分派，我被安排在成績最差的那一班，不在話下。坐在我旁邊的是後來有亞洲鐵人之稱的楊傳廣。很多年後我才知道，今天在香港的黃宜弘當時是楊傳廣的好朋友，也是同期的。但英語班上不見黃宜弘，可見Philip當年的英語水平比我高。

在此之前我讀書的成績奇差，已經二十三歲，比同學長幾年，於是決定要真的讀一下。那不計學分但算成績的「外生英語入門」是我的第一塊試金石。第一課之後，我去問老師：「這班要拿A容易嗎？」戴著近視眼鏡的老頭子老師回應：「這英語成績最差的一班我教了十多年，從來沒有給過A，因為可以拿得A的學生不會分派到這班來！」我自言自語地回應：「那就讓我是第一個吧。」

近視老頭子的教法前所未見，後無所聞。他非常用功，算成績的計分方法奇特。十五個星期，每星期五課，每課一個小時。每天課後老頭子出一個文章題目，學生回家要寫三百字，過一天要交出，再過一天他修改後就發還給學生。一篇三百字的習作以十為滿分，錯一處減一分，錯十處或以上是零分，不論其他，而這些習作的分數加起來就是該科的最後成績了。一班四十個學生，老頭子每天改四十篇短文、記分，而還有其他班要教的，也真難為了他。

為了避免失分，我全部用短句，三幾個字就來一個句號。但求不錯，動詞與字彙的選擇也是以簡單為上。惟恐老頭子讀不懂而減分，句句直寫。這樣的文章在香港的中學考試一定不及格，但老頭子見沒有錯就給滿分。

學期過後，我該科的成績竟然是A。後來在校園碰到老頭子，忍不住問他：「你說從來不給A，為什麼給我一個？」他回應道：「十多年來只有你這個學生造短句。你的短句造得越來越好，繼續下去，將來你的英文可以成家。」

然而，成家談何容易。我是要到了寫博士論文，得到經濟老師艾智仁給我詳細地修改了一長章，才開始入室，領悟到為文之道。那時我已用長、短句，分段與文章的結構已有掌握。但艾師認真地修改了一章，修改後紙上滿佈他提出的問號，多餘的字全部刪除，術語十個有八個因為不知所指而不能用，稍有彎曲的地方艾師都說要改寫。

是的，我屢遇明師！說起學造短句，不由得想起四十多年前，那位戴?厚厚的近視眼鏡但還要把文字放在兩英寸之前才能閱讀的老頭子，那位每天只一班就要修改四十篇短文的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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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南窗集》發表了兩期《我學英文的方法》，得到前所未有的迴響。不到十天有六七位英文老師要求把該文複印給同學們閱讀。其實複印傳閱這回事，學術上一般是懶得要求的。有六七位老師要求，不要求而複印的應該不止十倍。
 

一九八四年我在《信報》發表了《讀書的方法》，沒有誰要求複印傳閱，但在銅鑼灣的一家影印店告訴我，他們沒有見過那麼大的一篇文章的影印需求。當年電郵還未普及，可能是沒有收到複印要求的原因。後來《讀書的方法》結集於《賣桔者言》，暢銷，複印《讀書》應該不多吧。
 

無論怎樣說，《我學英文的方法》可以傳世，發表後十天就成了定論，使我從心底裡高興起來。該文題目加上一個「我」字，是恐怕英文老師嘲笑，說不是英文專家而「撈過界」云云。但畢竟國內的學子要求我寫該文的太多，為人師表，義不容辭，面對無可避免的英文老師的「審核」，戰戰兢兢地下筆，說明是中國人學寫英文的方法，只集中於中、西文字文化不同的三個要點下筆。今天得到多位英文老師的「複印」要求，可以作一口深呼吸吧。
 

是的，學習要講方法。眾所周知，學不得其法是不成的。問題是一般學子不重視學習的方法，甚或老師不重視，或老師教的方法不對。有時學習的佳法因人而異，不可以墨守成規，學習的人要考慮自己的長短而把傳統的方法補充或修改。
 

我不是天才，但有一技之長：凡是自己要學的，一般學得比他人快。（昔日兩年讀完學士課程，其後教一個外甥快捷之道，他只用一年半，把我殺下馬來！）只有兩個要點。第一是把學習方法作為大前提，一開始就考慮方法，嘗試不同方法，修改方法等。第二是衡量自己的本領。認為自己有所不逮的，或興趣不大的，不強求。
 

記著，學得快，不代表一定有成就。我說學得快是指從初學到略有可觀的一段時期。要有小成不容易，而要有大成就更要論苦功及天分了。問題是好些年青人不得其法，或不把學習方法作為大前提，痛下苦功往往沒有明確的進境。
 

舉個例，文章要有文氣，但文氣要怎樣學呢？不得其法，苦功十年也沒有用。我學文氣的方法是背誦古文，中、外皆是，不出三個月就可見規模了。
 

昔日與容國團研討持直板打乒乓球的方法。他聰明絕頂，想了幾年，細心觀摩當時雄視世界的日本球手，認定日式打法有缺點，修改後而把自己那一套打法確定下來。四十六年過去了，今天的持直板的打法還是阿團想出來的那一套。
 

周慧珺老師寫書法也是把學習方法作為大前提。她也是聰明絕頂，研習前賢書法多年，想出了自己的方法。周老師曾經對我說：「我不管他人怎樣寫、怎樣說，但既然自己的方法可以寫得出古人的字，也就算了。」
 

既然自己論方法的文章有幾次成功的經驗，卻之不恭，有機會我會多寫一點的。 

蘋果日報  張五常
200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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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斂集 
清晰才是好文章——答英文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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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英文中學的英文老師傳來一篇林先生寫的英語文章，內容批評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田先生的英文，也批評了《南華早報》評論版的英文。老師們徵求我的意見，應否採用林先生的文章作為教材。林先生的文章是好的，但不淺。如果學生可以讀得懂林先生的文章，那我就推薦E. P. White著的《Elements of Style》這本小書。四十年前我用這小書學英文，獲益良多。不淺，但簡潔易記，內容全面。是教懶人學英文的經典之作，香港一些書局有售。

老師們關注的，是在我不久前發表的《我學英文的方法》之上的文字學問了。不妨略說一下。首先要指出的，是懂語文與懂得寫文章是兩回事。比方說，林先生文內提出的田先生的文字例子，我們不能說田先生不熟學英文，但他三十七個英文字才用一個標點，則不能說是懂得寫文章。這沒有貶意，因為寫文章看來不是田先生的專業。是老師們的專業，也是我的專業。行家說行話，這裡不妨苛求一點。

有了文字的基礎，要寫出可讀的文章，最重要是思想清晰。不容易。大師人物如奈特（F. H. Knight）與海耶克（F. Hayek），思想不夠清晰，文章寫來不易讀。是的，大師不一定有清晰的思想。選走創新的路，清晰倍為困難。少有前人想過的問題，是不容易一下子就清楚絕倫的。我自己有多次這樣的經驗，另文再談吧。

有些人在言談間的思想表達夠清晰，但文章寫來卻不清不楚。這種人的困難是不懂得怎樣直寫。直寫就是想通了，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寫。做不到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作者要賣弄一下文筆，或試行轉轉彎。這是為文的大忌。除非作者是文學高人，不懂得賣弄就千萬不要賣弄。其二是下筆時左顧右忌，顧文法，忌錯字之類。記?，初稿不要管這些瑣事，寫了出來再算。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寫出來，跟?慢慢修改。我說過了，好文章是回手棋。其三是文章寫得不夠多，以致想得清晰但不慣於下筆。熟能生巧，文章是要寫很多才開始像樣的。

眾所公認的最困難之處，是自己以為是思想清晰的，寫出來不一定清晰。倒過來，寫出來清晰，思想一定清晰。如果沒有寫出來，以為思想清晰往往作不得準。作研究生時自己認為有獨得之見，向教授陳述，有道的教授總是說：寫出來再說吧。我教學生也是一樣。

寫下來的思想比不寫下來的遠為可靠，是我喜歡以下筆來鍛煉腦子的原因。學生一定要寫得多。這不僅訓練為文之道，而更重要的是訓練思想的機能。每有新意，我開始想時是天馬行空，但到了思想近於成熟時，就轉用文字來想。今天以中語文字想；二十多年前用英語文字想。有人說天才思想是不用文字的。算我不是天才吧：下筆前的最後階段我用文字想，因為不用文字不可靠。

比較重要而困難的，我以文字一段一段地想，再難的一句又一句。有時想了一段或一句就要停下來休息一下。跟?寫出來的往往大異，因為下筆時再深入地想。永遠是成文之後才達到最清晰的境界。

文章不容易。要逼學生多寫，評分要以清晰為上。鼓勵他們天天想。他們每一個都可能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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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史氏之說後，想起幾篇國內青年的文章，長篇大論，旁徵博引，東拉西扯，左評右評，但重點老是拿不準，使人有一知半解的感受。書是讀過不少的，引述的名家甚多，看來是讀中譯本，或從什麼百科全書的中譯搬出來。重點拿不準可能是因為學得不通透，也可能被誤導了。書讀得多可以愈讀愈糊塗。一知半解算不上是學問。
 

讓我舉一些例子吧。首先要說的是國內的青年似乎很喜歡科學方法論，而關於這話題的糾紛不少。然而，整個科學方法論，不管爭議如何，只有一個簡單的重點。那就是不可能錯的理論，不可能有內容。你同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不能跟你研討科學方法，多說一句也無聊。如果你同意，那麼所有研討都要環繞著這重點分析，轉來轉去，可以簡單地寫數百字，或洋洋大觀地寫數十萬字。如果你說不同意我的分析，是認為我脫離了上述的簡單重點嗎？是認為我從重點引伸出來的分析在邏輯上有錯嗎？還是你根本不知道這重點的存在，或知其存在而不知其重要？我認為國內今天大論科學方法的，一般不知重點。這變得一知半解，人云亦云，非學問也。
 

另一個例子是幾年來在國內吵得熱鬧的經濟學話題：需求曲線與需求定律。任何唸經濟的學子都知道，需求曲線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而需求定律是指這曲線只能向下——價格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這裡的重點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要不要需求定律？如果說不要，我不會跟你談經濟，因為沒有需求定律的經濟學我完全不懂。如果說要，那我就可以跟你研討怎樣挽救這定律，有哪幾種方法，孰優孰劣，而我自己所選的是哪個方法。這幾年在國內的關於需求曲線的爭議，一般都沒有提出那簡單的重心問題：要不要需求定律？忽略了重點，怎樣學也是一知半解，非學問也。學術話題通常是有重點或重心的。學問之道是一入手就要設法找著重點，緊握不放，然後加上變化及分析。困難是找重點不容易，好些時看差了，拿錯了，浪費不少時間。
 

另一方面，一些所謂學術太不成話，沒有什麼重點可言，使入門的人如瞎子過河，摸來摸去也摸不準，其知識投資血本無歸。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學說，六十年代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學說，都是這類費時失事的話題。今天國內的青年沒有我昔日的際遇，先拿重點的求學方法遠為困難了。
 

且讓我舉出三個國內青年普遍地遇到的找重點的困難，提出一些補救的辦法。
 

（一）譯本不善翻譯是非常困難的工作。批評他人的譯作容易，但可不是說自己會譯得更好。我在國內的書店翻閱過一些經濟學的中譯，不以為然。有三個地方很頭痛。其一是術語的翻譯。術語通常代表一個概念，沒有詳盡的闡釋不容易譯得明白。其二是例子的使用。外語原著的書用外地的例子，中國的讀者不一定知道是什麼。不清楚例子究竟是怎樣的，拿不準，譯本讀來就有點糊塗了。其三是外國作者所下的、作為點綴文字的閒話，尤其是俚語。文化不同，這些譯出來不容易真的看懂。
 

補救譯作不善最可靠的辦法，當然是學好英語細讀原著。今天國內研究院的優質學生，英語可以應付，但較弱的就有麻煩。英語很難學，但還是要學的，急起直追吧。奇怪，數學、物理、化學等譯作大致上都沒有問題，可能是因為引進甚久，且參與者眾。
 

（二）操之過急我年輕時也有這缺點，學術搞得輕浮，二十七歲之後才痛改前非，穩重下來了。今天，國內的青年好些像我當年那樣，操之過急。這種輕浮態度的起因，是把學問看得太容易了。學問雖然說難不難，但說易則永遠不易。修改操之過急的壞習慣是比較容易的。少讀無足輕重的書，節省時間，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論著上。重要的要讀之再三，反覆思考、衡量。只要能非常慎重地讀過幾十頁重要的作品，體會到其含意思的不同層面，你的輕浮態度就會一下子改過來。
 

（三）缺乏明師這點最頭痛。有大師指導一項學術話題的重點，節省的時間以年、月算。這就是中國文化所說的指點迷津了。大師之見不一定對，但既為大師，怎樣說也值得後學的考慮。記得作研究生時，我細讀一篇重要的論著後，認為自己掌握了重點，必定找有分量的老師印證。老師的觀點相同，自己對所學增加信心。但有時老師認為我把重點看錯了，自己要反覆衡量。高明的老師，往往把我看到的重點修改一下。缺乏明師的補救辦法，是多找有同好的同學，成立小組日夕研討。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的經驗是小組研討非常有效，不比明師指導差很遠，有時甚或勝之。歷史上有好些偉大的學問或造詣，是由一小撮青年聚在一起，吵呀吵地吵出來的。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只要你能把一項學術話題的重點拿得準，緊握不放，無論你怎樣加上變化，甚至有點亂來，其效果皆學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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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的主事人要我們不在繁忙時間去，派一位很有禮貌的女秘書出來招呼一下，但說明觀看《清明上河圖》不能插隊，要排兩個多小時。這是說，作為貴賓，進場可以方便一點，但《上河圖》則是賓不貴的。可見國內的處事有了長進。我對書法有點研究。展出的國寶級書法，如懷素的《苦筍帖》，杜牧的《張好好詩》，米芾的《多景樓詩》，以前我見過真蹟。這次令我驚喜的是南宋詩人陸游的手書詩卷，書法一流，絕不在好些名書法家之下。奔放而變化多，天真瀟灑，豪氣逼人。據說所用的筆是猩猩毛造的，是從當時的高麗國進口。心想，不知今天怎樣才可以弄得一枝猩猩毛筆來試寫一下。
 

回頭說《清明上河圖》，據說是宋徽宗委任張擇端畫的，畫了三年，而展出的原作真蹟的後一段不復存在。《上河圖》原來是近四十呎的長手卷，多個世紀以來臨摹之作不計其數。這次原作展出，排隊兩個多小時，我沒有排。不排隊是不能近看，但可從離畫八呎左右看。《上河圖》的人物多而小，離畫八呎本已不善，再加上要穿過排隊的觀者之間的空隙看，更要再打折扣了。
 

我站著想，人龍只有百多人，為什麼要排兩個多小時呢？答案是輪到觀看的人看得很慢，比一般欣賞名畫的慢得多。這又是為什麼？靈機一動，我想通了。因為排隊時間是一個價，一個代價，也可說是一項成本。價越高——排隊的時間越長——觀者就多花時間欣賞了。這是說，排隊的人越多，不僅等候的時間越長，每個觀者輪到時所花的欣賞時間會增加。這是說，以圖表曲線分析，縱軸為等候時間，橫軸為排隊人量，其二者的相關曲線不是直線一條，而是向右弧上：The curve is exponential。讓我再說一次。因為時間是價，價越高，每個觀者的欣賞時間越長。如果六十人排隊，觀者平均欣賞一分鐘，第六十個要等一個小時。但如果一百二十人排隊，觀者平均欣賞會超過一分鐘，第一百二十個要等超過兩小時。既然是從《清明上河圖》的人龍得到啟發而想出這個有趣的規律，而「上河」有逆水行舟之意（雖然清明上河不是這個意思），我稱之為「上河定律」。
 

有兩點還要澄清。其一是依照經濟學的理念，歷史成本不是成本（Bygones are bygones）。既然排隊排了兩個多小時，是歷史，覆水難收，再不是成本，不是代價，為什麼我說時間之價或代價高而多花時間欣賞呢？答案是觀者多花時間欣賞，其考慮不是已經排隊的兩個多小時，而是這次不多欣賞此後再欣賞的時間成本預期也會是高的。任何人決定去看《清明上河圖》，會考慮早看一點的利益與所需的時間成本才作選擇，而一個人選在某時某日去參觀，他選的是自己認為是利益與成本差別最大的時間。參觀的遲早不論，這個人等了兩個多小時，他的意識是這次已付出的成本不算，再來也差不多要排隊兩個多小時。因此，上河定律仍然成立。舉一個例。假若《清明上河圖》持久地展出，不用排隊，去觀看，我欣賞一分鐘。但如果我得到方便，可以不用排隊欣賞，但說明只此一次，之後我要排隊兩個小時才能看到。這樣，雖然不用排隊，我的欣賞時間會超過一分鐘。有關之價是可以選擇的代價。
 

不用排隊，這次沒有時間之價，但真正的代價是這次不多欣賞，之後要排隊兩個小時，所以這次我要多欣賞了。第二點要說的，是我曾經說，超級市場的繁忙時間人龍越長，收錢的員工的動作會被迫而越快。於是，因為人龍長，每件物品的「過機」時間會較快。這與「上河定律」是相反的。但這裡是多了一個收錢的員工，他的動作因為龍長而較快。與上河定律相同的，是如果一家超級市場沒有設備購少物的快線的話，繁忙時間，需要排長隊，購物者一般會選購較多物品。這使一個購物者的平均過機時間較長。另一方面，買一包香煙的人通常不會願意排隊等十五分鐘。這也是需求定律的含意了。
 

是的，吃自助餐，同樣的食品，每客收費五十與收費一百的食時與食量不同。收費五十，顧客會吃得較少和較快。收費一百，好些食客會因為價高而不光顧，但光顧的會吃得較多和較久。這也是上河定律。前些時在這裡發表了《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解釋為什麼在同一場所的賣笑佳人的相貌與身材都有相近的水平，很受讀者歡迎。國內的網上讀者很開心，紛紛要求我多寫些前所未有的經濟定律。他們可不知道，解釋一個現象已困難，推出什麼定律更是可遇不可求，就是無足輕重的也難於登天。後來我在《蘋果日報?還斂集》發表《鹹水草與淡水蟹》，其含意?的定律是在競爭市場內，出售者一起欺騙與一起不騙的效果相同，可以稱為「欺騙定律」。國內的學子讀後說：「那麼淺，不夠過癮！」我是希望提升學子的求知興趣的。很想知道他們對「上河定律」的評價。附刊《清明上河圖》（局部），是有名的吳子玉精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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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解釋是這樣的。據說這些小姐的每次交易大約是一千元，討價還價可減至八百。我想，賣笑行業的交易價格不能公開，顧客不便逐個小姐問價，所以價格的訊息費用不菲。如果能像好些物品那樣公開標價，仙女下凡的胸前掛著二千大元，不堪入目的掛著三百小元，那麼仙女與醜女會混在一起，在同一市場賣笑。
 

然而，價格不能公開，顧客所知之價只是一個平均約數，以為每位小姐之價差不多。這樣，仙女與醜女皆不能在這市場立足。前者的機會成本過高，要虧蝕；後者無人問津。賣笑佳人的相貌與身材的質量來得那樣平均，是價格訊息費用高而導致的結果。這也是說，是價格的訊息費用導致質以類聚。我稱之為「類聚定律」。
 

近六十七歲還能在數秒鐘之內把這定律想出來，寶刀未老，不禁沾沾自喜。讓我試把上述的定律一般化，然後伸展到與此定律有關的話題上去。不標價而又不便多問價，其價格訊息費用是高的。但好些有標價的行業，因為質量有訊息困難，質以類聚的現象也明確。知價而不知質，基本上等於不知價。這是因為不知質量是高是低，標出之價是否有所值是一個大疑問。這樣，質以類聚的安排又出現了。舉一個例，賣影碟，盜版貨是在同一市場出售的。售者說是正版，但顧客一看價格，心知肚明，信你都傻，不會為真真假假的問題爭論。如果有真的正版在同一市場出售，珠混魚目，顧客也當作盜版下注。
 

舉另一個例，拍賣行拍藝術作品，大名鼎鼎拍賣行的貨色不一定全是真品，但贗品總要有高水平，非專家不容易看出來。如果外行人能一望而知是多有贗品混在其中，經過幾次這樣的拍賣，該拍賣行的大名就會急速下降，使拍賣品一般跌價。事實上，好些大名的拍賣行一年舉行兩次大拍賣，多次小拍賣。大拍賣是拍精選的，質量比較可靠，而小拍賣則較為馬虎，贗品的比例上升。
 

當然，因為鑑證的訊息費用不菲，小拍賣也偶有精品。我曾經以三千元在小拍賣中投得兩小幅納蘭容若的墨寶真跡，因為我和我的專家朋友比拍賣行的專家看得準。但我和太太要親自坐飛機去競投，志在必得，其旅費、時間費用高出物價好幾倍。不見經傳的小市鎮的藝術品拍賣，差不多全是假貨。這也是質以類聚了。偶有真貨，但非常少，混在其中是因為小鎮專家不到家，誤把真貨當假貨賣，其價偏低。
 

我有兩位專家朋友賺取真貨假賣的錢，但他們要用功研究，錢不易賺，這也證實我提出的類聚定律是對的了。再談一個例子。那就是名牌的現象。大名鼎鼎的名牌子可以很值錢，因為有名牌效應。名牌首飾、手錶、服裝、皮包等，都是例子。這些名牌的公司花巨資賣廣告、設計及註冊商標，非常嚴格地控制產品的質量，而為冒牌貨打的官司費用不菲也。比起籍籍無名的牌子，名牌產品的製造成本不一定高很多，但訂價則高很多。不一定賺很多錢，因為維護名牌形象的費用高。
 

與我們這裡提出的類聚定律有關的，是質量的訊息費用使顧客不知道（或不肯定）標出來的價是否正確地反映質量。名牌是質量的保證，而這保證是不容易高質與低質一起保的。好些瑞士的手錶廠商用幾個牌子，高質與低質的牌子不同，名牌代表高質，雜牌低質。這是因為訊息費用的存在而以牌子不同的方式來搞質以類聚。
 

一個相關的有趣現象，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很喜歡採用不二價政策。很多專賣名牌的商店不容許顧客討價還價，而在香港盛行討價還價的手錶零售行業，名牌的開價與成交價的百分比差距遠較雜牌的為小。這個現象的含意，是名牌代表著質以類聚，而如果容許大幅度的討價還價，高質類聚的形象守不住，以致付出大投資吹捧起來的名牌，會因為同樣物品的價格變數過大而失卻其名牌效應。
 

以上分析的類聚定律，是指質以類聚，不是物以類聚。中國成語老是說「物以類聚」，從物品或產品的市場看，這也是有的。物以類聚的成因，主要不是因為質量的訊息費用或價格的訊息費用，而是因為要減低找尋物品的費用。小如一家商店，賣文具，或賣五金，或賣手錶，其物品的類聚是方便顧客找尋有目的、有意圖購買之物。沒有人會那麼傻，跑進文具店去買手錶。小商店之外的大商場，也有物以類聚的傾向。賣電腦的，賣服裝的，好些時是多間類同的商店聚在一起，雖然大家競爭比較激烈，但類聚方便有某些物品為目的之顧客，招徠有道，不同商店也就物以類聚了。這是類聚的第二定律。
 

這商場物以類聚的情況顯然沒有一般性。那所謂「百貨商場」是說物不類聚。美國的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主理的人一般刻意也選取出售不同貨品的商戶租客，每類貨品的商戶數字有規限。一方面，這是為了方便一般比較漫無目的之顧客或一家大小齊購物。另一方面，太多某類物品商店會使購物中心的租值下降。百貨商場或購物中心有另一種類聚，那是類聚漫無目的之顧客，或類聚採購幾項物品的，或類聚一家大小逛商場，其成員各有各的需求。這是類聚的第三定律。
 

請看第27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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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好奇，兩個月前我到那裡走走。一條大馬路的兩旁全是家具店，據說長達十二公里！我不可能走全程。參觀了那裡最大的樂從家具博覽中心，大得離譜。建築面積十八點三萬平方米，那是一百九十六點一萬平方英尺，也就是四十五英畝的面積。全滿！
 

去年樂從銷售三百億，三分之一是出口。五萬從業員銷售三百億，每員平均六十萬，以年薪平均不到二萬算，從業人員的工資成本是百分之三。這是偏低的銷售費用，看來樂從的生意還會上升。

以我個人的品味看，樂從的家具好些質量不高，而質量比較高的偏於華麗。有高雅的，也有與我的品味相近的，不多。主要的是價格低廉：可與美國平排的品質，樂從之價不到三分之一。
 

上述的現象有幾個有趣的含意，讓我說說吧。
 

（一）中國的市場非常大，大得驚人。這不單是因為地大人多，而更重要的是人民開始有錢了。要居住得舒適一點，購買新居、新家具等是理所當然的事。看來家具這個行業在中國還有大好時光。
 

（二）我見到好些比較高檔的家具是相當巨大的。這代表?從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算，國內的樓宇價格相宜。兩三百元人民幣一平方英尺的住宅樓宇所在皆是。比較之下，香港的住宅價高八倍，但實質收入卻沒有那樣的優勢。每個中層人士所佔的住宅面積，國內開始超於香港，可從家具的大小作個判斷。
 

（三）樂從銷售的家具，有從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這代表?進口稅後的家具價格也夠相宜，足以競爭。這是說，大減價是老外的生存之道。家具如是，其他物品也如是。結論是，只要中國大陸不搞通脹，舉世會有長時期的大減價。先進之邦啞子吃黃連，有苦自知也。中國的經濟潛力廣而深！
 

（四）樂從家具的集中銷售是難得一見的物以類聚。這是我曾經在《南窗集》提出的類聚第二定律。這是說，為了減低顧客的訊息費用，類聚銷售是划算的安排。這種物以類聚雖然司空見慣，但像樂從家具那樣誇張的例子卻絕無僅有。對訊息費用有研究興趣的學生是要到那裡作深入調查的。
 

樂從是個小鎮，歷來不見經傳。這小鎮是近幾年神州大地的舉世觸目的經濟發展中的小火花，說是奇葩異草也不為過。
 

以先進之邦的環境來衡量，樂從還是窮鄉僻壤。然而，無端端家具觸目皆是，使沒有在車上打盹的旅客感到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和幾位朋友走進樂從的家具博覽中心，只因為建築物比較新潮，不打算見到什麼可以下筆的。只是進到場內，大家都像劉姥姥入了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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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買家具，覺得難看。為什麼家具會造得你認為是難看呢？告訴你吧，是市場的需求。服裝也如是。名師設計的，美麗的女孩子穿上了，我可能會想，怎會有這樣難看的衣服？也是市場的需求。據說有些名師，其設計可以影響市場的品味。是否真的可以影響市場我不肯定，因為設計出新花款總有些顧客喜歡嘗試新的，而新的設計好，適應市場需求，就大行其道。這後者其實不是設計師影響市場，而是新設計適合市場的品味。
 

每個人各有各的品味，各有各的喜好與厭惡。一個人走進一家店子購物，可能想：這麼難看，怎可以製造成這個樣子的。有些人比較苛求：這不是，那不對。有些人比較隨便，過得去就算了。除了一些小物品，例如購買墨水筆，我不認為自己是苛求的，但有時很執著。
 

一般而言，我喜歡簡單的設計。第一我怕眼花：除非是好藝術，複雜的、古靈精怪的設計我一律不要。第二怕麻煩：買什麼機呀之類，凡是要學、要記才懂得用的，我不喜歡，雖然簡單的市場往往沒有供應。我說自己不苛求，但執著。苛求與執著可以是同一回事。為自己辯護，我或者可以說一般的苛求是求多，而自己的執著是求少。
 

無論我怎樣不喜歡，甚或討厭，我不能否認市場的需求一般是公正的。個人何物，要賺錢的市場怎可以對我這個小人物青眼有加，專為我而設計產品呢？自己找不到適意的，只可埋怨上蒼做錯了事，把我的品味生得比較特別吧了。永遠不會說自己的品味比別人的好。但有時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產品，我會想，這樣的產品肯定有需求，但為什麼上蒼會做出有那樣品味的人來了？
 

從小喜歡集中於玩藝的研究，長大了集中於藝術的欣賞與學術的思考，喜歡搞什麼研究創作的，我不能分身到其他事項上去。創作，不管是好是壞，總是給我有點難以形容的滿足感。這樣的人，如果要學、要研究才能欣賞物品，是過於苛求了。
 

好些朋友對紅酒有研究，請我喝，我只求可以入口，浪費了他們的好意。事實上，我佩服懂得享受的人。但享受也要講研究，要花時間心機。你問我為什麼喜歡莫札特的音樂，我的回應是好聽，不需要學。問我為什麼不常聽巴哈，我的回應是要有點研究才能真的欣賞，所以少聽。
 

對物品有研究，知得多了，懂得享受，品味是改變了。但我認為不是真的改變了一個人天生下來的品味。天生的品味可能沒有變，只是知得多一點而改變了對物品的需求。
 

在經濟學上我作過一項小貢獻，那就是假設每個人的品味永遠不變。在這假設下，需求的變動是因為知識或其他有轍可循的因素變動而變動，不是因為品味之變而變。這個品味不變的假設可能比小貢獻大一點，因為以品味變來解釋行為是空空如也，半點用場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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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競爭，我們要談一下戰略。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不同的做法或戰略會有怎樣不同的效果。選走哪條路任何人都可以選，但選而行之是執政者的工作，與我等閑人無關。有關的分析有趣而又不難明白，不用讀過經濟才有資格參加研討的。

我說過了，管制外匯與管制匯率是兩回事。前者是管制外匯的買賣及進出口。當今之世，應該找不到一個有分量的經濟學者支持外匯管制的。管制匯率是管制與外幣的兌換率，也即是管一種貨幣在國際上之價。不少經濟學者，包括有分量的，贊成管制匯率。這裡「管制」（control）一詞不雅，或給人有管制市場的感覺，所以經濟學者往往採用固定或穩定匯率、聯繫匯率、本位匯率等詞來代替。其實這些都是約束匯率的自由浮動，說是管制也對。

沒有誰會反對匯率穩定的。但如果沒有任何管制，何來穩定呢？某種或某程度的管制是需要的，問題是間接還是直接、多管還是少管而已。比方說，以中央銀行控制（管制）貨幣量，從而控制通貨膨脹及穩定匯率，是間接地管制匯率。

一般而言，我是贊成讓匯率自由浮動的。這是說我反對直接的匯率管制，並不是說匯率不需要任何間接的管制。另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我是不反對比較直接的匯率管制的。例如香港的聯繫匯率是直接的匯率管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決定採用聯繫匯率時，我先反對，後同意。但當年看不到香港今天的情況。

下期將會指出，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匯率管制，沒有一種是十全十美的。每種都或大或小有其好處，也有其弱點，看經濟的情況而定。頭痛的是，今天適用的匯率（管制）制度，到了明天可能有大害，要改，而制度是不應該朝令夕改的。這是說，一個匯率制度的選擇，要從持久可行的角度來衡量，而這衡量則要縱觀天下大勢。

直接管制匯率的最壞之處，是政府為了維護匯率而導致外匯管制（管制外匯買賣與進出口）。歷史上這樣的經驗屢見不鮮，使好些人以為匯管與率管是同一回事。香港的率管不會引起匯管，今天中國的率管也不需要匯管的支持。

中國是大國，人口那麼多，文化這樣厚，其經濟潛力廣而深。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對佛利民說：「世界突然間多了近二十億廉價勞力人口參與國際競爭，舉世的經濟將會有大變。」說早了三五年。今天我說：世界經濟正在大變中，而怎樣變下去的一個主要關鍵，是中國採用哪一種匯率制度。這也是說要看中國會採用怎樣的匯率戰略了。

是的，國際上，中國的經濟開始舉足輕重。

（《匯率戰略論》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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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元不用本位制，說是毫無本位、沒有依憑的fiat money。是真的沒有本位嗎？一美元可換三個蘋果，蘋果可看作是美元的本位。聯邦儲備銀行控制貨幣的發行量，是一美元可換三個蘋果的原因。某幣量的美元可以換取多少物品，這多少物品就是美元之根之本也。去年在天津南開大學以《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為題講話，說只要能控制貨幣量，中國青年的生產力是人民幣的本位。

國與國之間的不同貨幣的兌換率，是以大家的貨幣依憑�茠漸芠ㄓO或物品的相對價格來決定的。很複雜，因為有跨國的資金流動，有政府的左右，也有不同的預期，使匯率的調整有時過慢或調整不足，有時太快或過了頭。這些是題外話。

讓我們先考慮直接的本位制。有兩種。

（一）傳統的本位制　金本位或銀本位有悠久的歷史，不存在了。蒙代爾是贊成回復到這舊本位制的，或加上一些變化。三十多年前他向我舉出二千年前羅馬帝國的經濟成功例子，用的是金本位制。在金或銀的本位制度下，不同國家的匯率由本位之價決定，穩定不變。這個制度的困難，是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由本位物品之量決定，經濟增長而幣量不足，或作為本位的金或銀大量外流，可以導致很大傷害。

中國清代以銀為本位。我曾指出，乾隆皇帝之後，鴉片的進口使銀兩大量外流，經濟不景，後來觸發了太平天國之亂，自相殘殺三千萬人。

愚見以為，傳統的金或銀的本位制度是不能再用的了。但蒙代爾曾經提出局部金本位制，與香港今天採用的聯繫匯率制度雷同。

（二）聯繫匯率　香港今天採用，以美元作為香港鈔票的本位。只保鈔票，不保支票。此制可行，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以及沒有中央銀行左右港幣的供應量。外匯儲備不需要很多。重點是沒有中央銀行，如果市場對港元信心下降，需求減少，港幣量會自動調整下降，反過來則會上升。這是說，聯繫匯率制度是通過銀行以港鈔換美元的機制，迅速地調整港幣量——利用幣以少為貴，以多為賤的辦法來維護匯率。

聯繫匯率（鈔票局）是局部的直接本位制，可與一外幣聯繫，也可用黃金、白銀，或期貨市場成交較大的物品。與一籃子外幣或期貨或二者的合併來聯繫也無不可，只是處理較為複雜。

佛利民認為聯繫匯率（鈔票局）只宜用於小國，大國不能用。這點我有異議。佛老認為大國以他國之幣為本位會有政治問題。（一九七一年之前港幣與英鎊聯繫，但八三年再聯繫時，因為九七在望，政治有變，而轉用美元。）然而，大國可用一籃子外幣或期貨為聯繫之本，只是成本較高，處理較為複雜。

聯繫匯率的弱點，是只可以聯一次，否則失信天下，而如果遇到香港今天的情況就很頭痛。這是說，鈔票局的制度失去了以調控貨幣量的方法來調控經濟。利息率要跟聯繫�茠熙f幣的利息率走，通脹或通縮也如是。是的，聯繫匯率失去了國家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

（《匯率戰略論》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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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價經濟學者不能不同意要有某程度的管制：幣值。幣值是貨幣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貨幣的存在是為了減低物品市場的交易費用。如果幣值不穩定或有大幅度的波動，物品的交易費用會增加。伸延到對外貿易或國際投資那方面去，匯率的波動也有增加交易費用的效果。沒有直接的本位制，穩定匯率與穩定幣值息息相關，要一起考慮。

上期提及，在直接的本位制下，一個經濟的貨幣量的增減不是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而是由作為本位的物品的多少或市場對幣量的需求而決定。另一方面，間接保護幣值是由中央銀行調控貨幣量，從而調控市場物價的水平。於是，市場的物品可以看為幣值的本位，但這本位之價是間接的，是被動的，由中央銀行調控幣量來決定。大致上，這間接的保值也有兩種。

（一）傳統的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調控一個國家的貨幣量是大熱門話題，這裡不分析了。要說的是這調控不容易。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可靠性，而所需時間的估計，尤其是調控貨幣到調控物價的時間，不容易看得準。就是什麼才算是貨幣也常有爭議。

以央行調控毫無直接本位的貨幣量的最大好處，是國家有最廣闊的貨幣政策的調控功能。其壞處是準確的調控不易，而政治上的需要，壓力團體的左右，往往使調控失宜，弄巧反拙。在央行幣制下，匯率的自由浮動最重要。好些採用這貨幣制度的國家試圖固定匯率，或只讓匯率在一個狹窄的空間移動，以外匯儲備的增加或減少來調控匯率。困難是這制度的貨幣政策往往受到政治及壓力團體的左右，容易發生如下的情況：貨幣量的供應與維護固定匯率不協調，炒家當道，使外匯儲備在三幾天之內輸清光。最壞的效果當然是引起外匯管制了。

在上述的央行制度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是不能有衝突的。利益或目的不同，匯率不浮動則不能二者兼顧。維護匯率，舉棋不定，可以帶來災難性的效果。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例子。要成功地維護匯率，貨幣政策的功能在某程度上就要放棄。傳統的直接本位制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是完全放棄了貨幣政策的功能，因而匯率可以安然不變。

（二）以守匯率為本的央行制　這制度從來沒有人提及，也不見經傳。似乎是今天中國的制度，但不肯定。感受上覺得北京是施行�茬o制度。不差，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很好。

這制度是聯繫匯率與中央銀行運作的合併。用不�茈~匯管制。守匯率，但有少許彈性，央行（人民銀行）有某程度的貨幣政策運作，但沒有傳統央行的運作幅度。制度可行，甚至持久可行，其條件是外匯儲備要足夠，而後者的保障，是人民幣的官價匯率可以持久地略為偏低。向前看，中國是有這些條件的。

談戰略，從中國的角度看，應該考慮以守匯率為本的央行制加上一些變化。

（《匯率戰略論》五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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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政權的人可以任擇其一而調控，或擇其一而優先處理，有了多出來的空間才調控其二。二者一起兼顧，或時一時二，忽左忽右，不可取也。重視外貿的發展及外資的引進，國家的政策要以調控匯率為先。重視本土經濟，把外貿與外資放在次要位置，則要以調控本土經濟為主。今天中國的進出口加起來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大國而言，是非常高的百分率），且還在上升，而外資與科技的引進不僅重要，且上升得很快。所以我認為有一段長時期，中國要把匯率優先處理。

匯率調控得宜，本土的幣值不會失了根地波動；經濟調控得宜，匯率也不會像冇尾飛鉈。問題是要減少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衝突。二者有優先次序的排列，是減少這衝突的好法門。

不用傳統的本位制，不用鈔票局的聯繫匯率，要穩守匯率並不困難。這是讓中央銀行只看�荈袉v來調整國家的貨幣供應量。時間上有問題，不是立竿就立刻見影。有少量的外匯儲備，讓匯率在一個狹窄空間移動，只為調控匯率而調控幣量可以萬無一失。但這是約束�茬f幣政策的其他功能。國內的失業、不景等就不容易以貨幣政策調控，而通脹通縮率、利息率等，大致上也要跟�蚖P匯率掛�u的外國走。這只限於我們還沒有加上變化，限於貨幣量的增減只環繞�蚨�護一個固定的匯率。

上述的央行制與鈔票局的聯繫匯率制有雷同之處，也有重要的分別。鈔票局沒有央行的功能，說不上有什麼貨幣政策，幣量的增減是被動的，由市場的需求變動決定。聯繫�茠熄袉v是硬性的，一定下來就不容更改，而匯率可以變動的空間甚微。還有的是，外匯市場有什麼風吹草動，以幣量的迅速變動來維護聯繫匯率，短期利率可以有很大幅的波動。

另一方面，以央行單為維護匯率而存在，幣量的增減是由央行主動調整的。這算是貨幣政策，但這政策只限於匯率的維護，其他的經濟問題——如通脹、失業之類——就要讓匯率來間接地決定了。後者不一定是弱點，可能很好，關鍵是匯率水平的適當選擇不容易。

比起鈔票局的聯繫匯率，央行維護匯率較有彈性，外匯儲備不需要多，但久不久政府要通過市場的外匯買賣來調控匯率的波動。只要央行不管其他事項，單看匯率而調整幣量是沒有問題的。不兼顧其他，匯率的維護可以持久，用不�蚨犐謋~匯的自由買賣與進出口。

一般央行的困難，是要兼顧其他，有政治的問題，有壓力團體的左右，以致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起了衝突。下文將會指出，看中國今天的情況，央行（人民銀行）兼顧其他在某程度是可以的，但必須有優先次序的排列，定了下來不能更改。同樣重要的是，在市場匯率有狹窄波動的平均上，官價匯率要略為偏低。

（《匯率戰略論》五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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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產出大比併，外資到中國設廠急升，世貿協議火上加油。中國的匯率處理於是對世界經濟有關鍵性。是簡單的搶生意問題，價廉物美者勝。先進之邦的工資向下調整需要很長時間，而他們的貨幣在國際上貶值又恐怕會引起通脹。是的，先進之邦進入了日本十多年前開始的命運，會有多年的一蹶不振。

今天人民幣的強勢已成。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其勢會更強。匯率不變，這強勢是會增加外匯儲備的。縱觀中國的出口的急升與外資的急進，這儲備的增加會變本加厲。匯率偏低容易維持，多印人民幣買外匯就是了。偏高不易維持，因為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去托價。

外匯儲備是不宜太多的。讓匯率提升，以外幣算，國民平均收入立刻增加，而消費享受也有長進。但匯率略為偏低，外匯儲備的變動是正數，除了維護匯率之外中國還可以有第二個層面的調控：以貨幣政策調控本土的、外貿外資之外的經濟。不會有傳統央行那樣大的本土調控幅度，因為我們的假設，是中國的貨幣政策會不變地優先處理匯率。但如果處理的匯率在狹窄波動下的平均是略為偏低，外匯儲備的變動是正數，那就冒了出來一個以貨幣政策調控本土經濟的空間。

比方說，中國今天的通脹率近於零，但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比零優勝。如果中國要選走百分之三的通脹率，匯率持久地略為偏低可以魚與熊掌，二者兼得：有小通脹，也穩守匯率。

記�荂A要二者兼得，即是說要守匯率而還有某程度調控本土經濟的空間，貨幣政策要有次序排列：先管匯率，有空間才作本土調控。匯率管得好，本土經濟已可穩定發展，略為偏低的匯率讓出來的空間，只是容許補加調控而已。

愚見以為，針對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從事，雖然比較容易處理，久非善策。中國應該考慮以一籃子外幣，而更好的是以半籃子外幣、半籃子期貨，來釐定人民幣的匯率。外匯儲備是另一籃子，不是用作保障匯率的。以一籃子外幣與期貨決定人民幣的匯率，為的是要得到一個長遠可靠的指數。電腦發達的今天，這指數的變動可以一按鈕就知道，而人民幣對任何外幣的匯率，可以在這指數的約束下自由浮動。

以一籃子外幣與期貨作為人民幣的匯率指數有兩個好處。其一是不會受到一個外地國家的幣值變動的影響。其二是外國要求人民幣升值（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這樣要求），中國不同意容易回應。

我認為北京當局不應該公布外匯儲備的數字，而如果以一籃子處理匯率指數，籃子內的外幣是什麼、期貨是什麼可以公布，但各種的成分不說為妙。讓外人猜一下不是很有意思嗎？

（《匯率戰略論》五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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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起大陸的難民湧至，香港政府忙於徙置，疲於治安，而同時又為身無長物但有商業頭腦的上海與潮州人提供了棲身之所。文人雅士也一時雲集，造就了金庸、梁羽生等小說大師。六十年代香港的工業開始起飛，到了七十年代，成衣、玩具、手錶等大項目，其產量均為世界之冠。這驚人的發展竟然經得起文革的蹂躪：六七年的暴動，於今思之，猶有餘悸，而跟�茠漪F策是偷渡來港而抵市區的皆可留下。偷渡的人口暴升，香港都容納下來了。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香港連年的經濟增長率破了歷史紀錄。八十年代，香港對大陸的貢獻重要。大陸開放，香港提供市場運作的示範，提供資金與科技，而更重要是提供各方各項的服務人材。是的，沒有香港，大陸的經濟發展不可能那樣快。一家便宜兩家�荂A香港提供的賺到國內的錢。九七回歸的風聲鶴唳使很多人跌了眼鏡。香港的股價與樓價齊升，政府連年有財政大盈餘。公務員的薪酬，公立醫院與學校的經費都加得厲害。飽暖思行善，什麼綜援金、強積金等夾道而出。是的，到了九十年代，香港進入了社會福利制度。

九十年代中國大陸有三項重要的發展。其一，我說過的，是九二、九三年間通脹急劇，人民幣大幅貶值，但跟�蚅Y謹地控制借貸，使通脹變為通縮。這一脹一縮使國內的物價、樓價、工資等遠比香港的低廉。其二，我也說過，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而又因為工資比香港的低很多，國內對香港的人材需求急速下降。其三是台灣與鬼子佬到中國大陸的工業投資，九十年代大幅上升。今天資金與科技引進國內，台灣與老外超於香港。這些是說，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每況愈下。

 還是回顧一下歷史吧。二戰前上海比香港繁榮。家母在一九三九年到上海一行，回港後津津樂道，說個不停，說上海比香港繁榮得多。這顯示上海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比香港的優勝，而上海人工作認真的傳統，毋庸細述。上海會再超越香港是遲早的事。但香港人還可以想，被上海比下去沒什麼大不了，香港還可以是珠江三角洲的龍頭，對南中國的貢獻還是重要的。

然而，科技的發達削弱了香港的優勢。有兩點。其一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察覺到，移山填海或抽沙加深海底的工程，再不用愚公來處理。今天的先進工程，可以划算地人造海港，使天然海港沒有昔日那樣重要了。加上今天的貨運，船隻是平底的，與昔日的尖底貨輪不同，其航行所需的海水深度不高。香港海港的優越性因而打了一個大折扣。其二是電腦互聯網及通訊的進展，一日千里，削減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香港在經濟上對大陸的重要性會繼續下跌，還有另一個原因。

回顧歷史，數千年來，中國要到今天才算是開始成功地工業化。不管毛澤東時期的政府統計數字怎樣高舉工業產出，「大煉鋼」是笑話，而中國的工業產品，老外先進之邦的市場沒有見到。今天的情況大為不同了。從加拿大到美國到歐洲到澳洲到日本，朋友們都說市場見到的日用品，大部分是中國貨。雖然是初步工業化，其瞄頭倒也出乎意料，是十年前沒有誰可以想到那樣快的。

一個大國是不可以不靠工業來搞起經濟的。商業、金融等行業只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而存在，本身沒有實物產出。靠農業生活得好，要人少地多。製造是神州大地唯一可以搞起經濟的出路。不久前我和幾位國內朋友作過大略的估計，中國的農業人口已經下降至百分之六十左右（政府的數字不清楚），但還是偏高。然而，可喜的一面，是中國的工業發展有全面性。大家熟知的珠江三角洲與蘇浙一帶不論，從東北到華中到西南，其工業發展都令人刮目相看。我都去過了，替他們題過字，表演過書法。

 上述的全面工業發展使北京、上海、廣州等名城大市失卻了傳統的相對優勢。不是說這些大市再不領前，而是在相對上沒有昔日那樣一面倒的情況。這是中國之幸。全面的發展是比較平均的發展，而我們擔心已久的、中國不同地區的貧富懸殊，要靠這全面發展的協助。不要以為我看中國看得非常樂觀，但對中國歷史有認識的人，例如華中的張培剛前輩，像我一樣，見到中國的工業全面發展也作了一口深呼吸。在這個歷史巨輪的演進中，因為我數次提到的種種不幸，香港的相對優勢會跌得最厲害。

漠視政府的統計數字（我喜歡這樣做），但求大略地對，二十年前我的估計，香港的總財富是國內的十分之一。今天，以金錢算，這財富比率下跌至百分之三，而以物價調整後，香港的總財富只有國內的百分之一。拿出水晶球，假設香港與國內的發展趨勢不變，香港的相對優勢大約每七年減一半。二十年後會怎樣不用細說了。可幸是這種水晶球不可靠。遠看二十年，我認為香港還能超於上海不容易。不得已而求其次，能長久地保持中國第二繁榮城市的位置很不錯。以歷史的經驗作判斷，這第二位置不苛求。但香港要迅速地捨棄福利政策，價格還是太高，要減。幸與不幸，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工業不成，農業不成，以低價引進商業應該是香港最可靠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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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見到一本某美國大機構出版的、排列世界自由經濟的刊物，是巨冊，以香港排名第一。莫名其妙，但我見到三位作者中排頭的是我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師弟，不勝感慨。那位師弟顯然還沒有學滿師，就以大師自居而左評右評了。要是香港真的有自由經濟，姑勿論自由排名第幾，黎老弟對我的批評是對的。但如果香港的經濟不自由，那麼我建議的行業是我認為自由經濟會發展的，而我的判斷，是按照可以觀察到的香港與國際的相對價格，認為是脫了節而下的。沒有水晶球，而是判斷自由經濟會向哪個方向走。

說香港的經濟不自由，說來話長了。先談房地產吧。香港自一九四八年起就有嚴厲的租務管制，管了三十多年才開始放寬，直至最近才說不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廉租屋起自戰後的難民湧至。為社會安定而徙置難民可以理解，但其後變本加厲，再加上居屋等，到今天，一半以上的香港居民是居於政府提供的房子。

九七以還，八萬五那一招若隱若現，彷彿試圖搞房屋社會主義。香港的土地供應歷來由政府控制。十多年前一位港大同事的博士論文說香港政府推行高地價政策。當時我不相信，但其後的觀察卻不能不信。不久前接受電視訪問，主持者問：「香港政府應否繼續增加土地供應，還是停止賣地而使樓價上升？」一時間我難以為對。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土地供應當然是愈多愈有利。但今天那麼多的樓主負資產，政府收取了他們的地價，而又曾經有兩位高官說樓價跌定了，建議市民買樓。這些使我想到政府有責任問題，也有道德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一個自由經濟不應該有的。

 土地房屋之外，香港政府對資源的使用控制也與自由經濟扯不上關係。教育資助的按步提升，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到今天全面控制。醫療的大幅干預，是比較近的十年八載的事。自醫管局成立後，政府在醫療上的支出上升了兩倍多。龐大的綜援也是這十年八載興起的。至於公務員薪酬的大幅提升，則起自中英談判後港英選吃「最後的晚餐」。

同樣重要的干預，是政府在幕後壟斷牌照的數量與土地的使用權，從而增加政府的收益。貨櫃碼頭與展銷場所的供應控制我說過了。交通無論是計程車的牌照，地鐵與其他公共交通的收費，以至汽車入口稅、汽油稅等，都高得驚人。電視台的牌照限量，其因由我不清楚，但電台的頻率非常多，可以逾百，為什麼只發幾個牌照？外間的人說香港的經濟自由——甚至把香港排名第一——是淺見。

他們看到的是如下數點。一、金融開放：沒有外匯管制，外資銀行與股票經紀行皆有很大的作業自由。二、絕大部分貨品的進出口皆免稅。三、外人熟知的所得稅不僅稅率低，而且稅制簡單。四、到今天香港還沒有外地盛行的銷售稅。五、出版書籍或刊物，申請牌照易如反掌，而言論（二十三條的命運不論）的確很自由。以上五項是外地的自由主義者夢寐以求的事，香港差不多都得滿分。然而，幾年前我大略地計算過，一個月入十萬而盡花所有的香港人，其交給政府的稅（包括地價、汽油稅、計程車牌照價等）達百分之五十三。要不然，政府的收入不可能支持上述的龐大經費。（我的估計，是香港的窮人稅率低，因為其享用的少有政府徵收；大富人家的稅率高於窮人，但低於有錢坐計程車出入的。）

 海耶克、佛利民等高人心目中的自由經濟，是指所有資源或資產都有明確的私人權利界定，沒有任何牌照數量及價格管制，金融開放，法治明確，言論自由，而政府的職責是法治與治安的服務，從而賺取公務員應得的收入。公務員的收入，是要以市價為依歸的。

可能起自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巨著吧。自由經濟後人又稱自由主義（liberalism）、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開放社會（open society）等。原則上可以做到，但到今天還是一個烏托邦。從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實際上做不到是交易費用的問題。不是貶低或小看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會圖私利。壓力團體的左右，官員或可上下其手，或為自己的利益或權力而增加管制。
 
 

佛利民常說香港是最接近他理想中的自由經濟。四十年前這看法是對的。當年佛老曾與香港的前財政司郭伯偉暢談經濟之道，先入為主，郭老給佛老的香港印象有決定性。是的，當年只要香港解除所有租務管制，政府的房屋供應只限於暫時徙置難民，佛老的理想印象雖不中亦不遠矣。想來也有道理。只有一個上佳海港的細小的不毛之地，人煙稠密且人口不斷急升之際，香港的成衣、手錶、玩具等工業的產量，當年皆為世界之冠。另一方面，有好幾段長時期，香港的經濟增長率也是世界之冠。如果不重走自由經濟的路，香港已矣！還是寄望於衰竭了二百年的中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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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是因為他們只看協議條文的本身，試行揣測協議雙方會不會履行協議，然後以傳統的經濟分析推斷其效果。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要先假設協議條文是會履行的——要不然，什麼也不用談了。但我認為履行條文的效果，可不是以幾條傳統的曲線移來移去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要推斷效果，我們必須知道有關行業的結構是怎樣的。這是說，知道協議條文但不知道有關行業的結構，世貿協議的效果怎樣也推不出來。這是失之毫釐，謬之千里的觀點了。我要以兩個行業來示範闡釋世貿協議的困難：出版行業與金融行業。這示範解釋了多年來高斯和我的堅持：除非你是愛因斯坦，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是怎樣的。

先談出版行業吧。眾所周知，國內的出版行業是由政府壟斷的，私人或外資不能獲得出版牌照：以維護國家安定為由，私人或外資要參與競爭，蚍蜉撼樹談何易？細看這行業的結構，說沒有競爭是不對的。國內的出版社不少，都是國營的；每家出版社有書號（不同書本的數量）的限制，而要出版雜誌或報章有其他約束，要另外申請和批准。市場非常大——大得驚人——辦得比較好的賺錢不難，但大部分的書籍或刊物非常馬虎，收入不足以餬口的不少。然而，我們只要看有錢賺的刊物的質量，就知道在國內辦出版的生存機會遠比香港或台灣容易了。

事實上，國內成功的報章的廣告收費，高出香港的大約五倍。這可見政府約束牌照數量，而又只限國營是有一定的效果。政府的壟斷是壟斷整個出版行業，不是這行業之內的國營出版機構互相競爭。但因為國營的產出質量平平，如果容許私營的自由殺進，整個出版行業就會天翻地覆了。今天要在國內私營出版書籍，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買書號，每個書號大約一萬五千元。這是在一家有國營牌照出版社的旗下私人自負盈虧地出書，通常是以一個「工作室」的名義處理的。但這種買書號的安排的保障不大，其合法性有疑問，而更頭痛的是寄人籬下，上頭要瞞騙或合作不善就不容易解決，簽訂的合約不一定代表什麼。

關於出版社之下的工作室這個發明，可能是出版社的成員為圖私利而想出來的——有社內成員以工作室私營的現象。現在轉談書籍的發行（批發給零售商）。目前國內書籍發行有兩個正規的渠道。其一是出版社發行自己出版的書；其二是交給新華書店，由這書店「專利」發行。還有一個渠道不是正規的。這是一些私營的發行商，經過某些關係與偷天換日的安排，有錢賺，但不能公開競爭。這解釋了為什麼國內的勞力工資那麼相宜，書籍市場那麼大，出版商交出去的書價分成，卻往往比香港的低十個百分點。

 香港的出版社大多數是把書籍交給專業發行商處理的。發行商賺取書價的百分之十，負責向零售書店收錢，按時結賬。出版商交書出去，收錢有保障，零售書店有爛賬發行商負責。這是出版、發行、零售皆私營的發展情況。

回頭說世貿協議，其中有關國內出版行業的只有一項重要條文。那就是從二○○三年起，容許外資獲取私營的書籍發行牌照。這牌照的數量有沒有規限沒有說，可不可以凡書皆發也沒有明言。我們要問：如果發行牌照沒有規限，任何政府批准的書皆可發，國內的整個出版行業會怎樣了？作個比喻，有一間龐大的建築物，是以多枝木柱建成的。你讓我把頗為重要的一枝木柱拿開，整所建築物會不會倒塌下來呢？答案不容易。

國家壟斷的出版行業不會倒塌而讓私營當道嗎？很難說。讀者想想吧。如果私營書籍發行像香港的那樣，新華書店的發行專利一去不返，要生存，新華的發行要跟�茈奕鶢哄F如果不能跟進，沒有私營的效率，那麼新華的發行就會遭淘汰。

我要私人出書，買了書號，付錢印製好了，交給私營發行商，有合約保障，收到錢，國營的出版社怎麼辦？但買書號是否違法呢？私人作家與私營發行商訂下來的合約，國內的法庭怎樣看？牽一髮可以動全身。可以，但因為種種因素，不一定。

類同的情況是世貿協議對中國政府壟斷的金融行業的影響。這問題我在《信報》分析過，這裡只好簡述。世貿協議完全沒有提及關於金融的關鍵：解除外匯管制。其他有關金融行業的條文極少。值得注意的只有一條：兩年之後容許外資銀行在國內與企業做人民幣生意；五年之後可與中國老百姓做人民幣生意。我們不容易知道這「可做」究竟是多大的寬容。

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外資銀行真的可以自由地在國內做人民幣生意，像外資銀行在香港做港幣生意那樣自由，外匯及其他金融管制還可不可以守得住呢？我的分析結果是守不住。（《信報》之作可見於最近出版的《離群之馬》。）又是同樣的比喻。國家壟斷的金融行業猶如一間龐大的以多支木柱築成的建築物，世貿協議的外資銀行條文是把一支重要的木柱拿開。還是老問題：整座建築物會不會因而倒塌下來？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指出要研究任何政策或協議對經濟的影響，單看政策或協議的條文是不足夠的。那是太容易了。困難所在，是我們必須知道真實世界的情況或有關的局限條件。要做到這一點，其調查起碼要一年半載的苦功。原則上經濟分析的推斷可以很準確，困難是不容易知道真實世界的局限。至於那些只看協議條文而把幾條曲線在黑板上移來移去的傳統分析，不外是本科生的功課習作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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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公開說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這不景是與九七回歸無關的。當時沒有人相信，而其後間中略有起色就說大教授看錯了。經濟下降從來不是直線下降的。

今天，記得我的悲觀推斷的朋友一致認為是看對了。他們屢次要求我提出補救的辦法。我想，辦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議，不說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議不妨提出來，或許董先生有點辦法。「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那就讓我試試吧。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昔日父親在西灣河的山頭操碎石工作，母親養豬。後來他倆事業有成，是今天還存在的位於掃桿埔的聖光堂的執事。七十年過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艱苦的日子與苦盡甘來，我這一輩記得清楚，但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有轉機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在提出一些經濟建議之前，讓我先說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觀看法的原因。

悲觀是由兩項局限轉變而起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搞開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了外間的訊息，協助了金融、科技與人材服務。於今回顧，雖然初期到國內投資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頭爛額，但整體來說，香港人的服務直接或間接地賺了國內很多錢。這賺錢是應該的。沒有香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有那樣驕人的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業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之外還是近於世界之冠。這是服務中國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結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況在兩方面有重大的轉變。其一，中國的通脹轉劇，導致人民幣有大幅度的貶值。朱鎔基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執掌中央銀行，大手約束借貸，通脹得到控制，於九五年變作通縮，持續了好幾年。這一貶一縮使中國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在亞洲一帶格外相宜，而東南亞的國家以儲備支持其貨幣匯率，終於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結炒出來的風暴，其實是人民幣值穩守而使其他地區的幣值遠為偏高。如果幣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麼來的。

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來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港幣與美元聯繫，其幣值也穩守。問題是香港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奇高，不僅與貨幣貶值後的東南亞脫節，而更重要的是與貶值後有通縮的中國脫節，脫得很厲害。

舉一個例，朱鎔基控制借貸後，國內的樓價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會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樓價上升了一倍。香港與國內的樓價本來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變作八倍之差！另一方面，自港英決定交還香港後，他們施行我曾經數次提及的「最後的晚餐」。工務員加薪幅度奇高，學校的教師、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等薪酬，亦步亦趨。水漲船高，一闊三大，社會福利隨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獲的綜援金高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轉談第二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吧。那就是國內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預料到的快得多。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國內好些較有看頭的食肆，喜歡以香港廚師主理為號召，而這些食肆的經理也往往是香港請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廣東食肆進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樣，與香港的相若。當我知道該食肆的工作人員全部是本地人，就問那裡的經理工作人員多少，總薪酬每月多少。回應是員工共六十個，總薪酬每月三萬五千人民幣。當時一個香港廚師或經理到國內服務食肆，月薪二萬五加房屋、生活補貼一萬，合共也是三萬五。薪酬一個頂六十個，那是搞什麼把戲的？

 當時我想，只要國內的食肆能學得六、七成，他們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國內的香港廚師與經理紛紛回港，如喪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我就提到香港廚師的命運，然後問：什麼時候香港的金融人材、資訊人材等會被國內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務人材是好的，當時國內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麼高，總有一天會遇到廚師的困境。然而，九三年我還在想，廚藝是眼見功夫，不識字的也可以學，但金融、資訊等人材要懂英語、電腦，對世界要有認識，在國內培養恐怕要用很長時間。我看錯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機構出錢請三幾十個國內的學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每年與不同組合的國內學生暢談大約兩個小時。為人師表數十年，我是個鑑定學生水平的專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會見的那一組使我完全改變了觀感：他們的知識水平擺明是在港大的學生之上！會談於是變作考口試，我主考，他們答。題目不淺，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是什麼？」竟然有三個學生答得出來。最後我問：「你們是選出來的國內最優秀的數十個學生，是嗎？」回應道：「不是的，像我們水平的數以千計。」問：「碩士畢業後預期的工資是多少？」答：「留在大學工作月薪大約一千八百，到外間工作大約二千五到三千。」這是港大學士畢業生四分之一的薪酬。香港知識分子的服務是好的，但國內的青年學得拼命，學得快，工資低很多，國內將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工業北移，服務價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減價，而又因為有聯繫匯率，這減價不能以匯率調整。

因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中國是香港的最佳合作夥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價格向下調整有頑固性，為時甚久，苦不堪言。（之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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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慮取消聯繫匯率唸經濟的同學知道，那大名鼎鼎的比較優勢定律說，任何地區或任何國家，其生產或服務在某方面必定有成本比較低的優勢。以貨幣相同或物品換物品的情況下，這定律是對的。但如果不同地區有不同貨幣，而其貨幣匯率不易調整，或物價、工資等調整不夠迅速的話，這定律可能錯。

是的，在某些匯率約束的情況下，在一段時期，一個地區可能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我不是說今天的香港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而是在歷史的經驗上我們沒有遇到今天那樣少。六、七十年代的產品製造優勢去如黃鶴；長達二百多年的進出口優勢在與國內的競爭下節節敗退；八十年代風生水起的服務行業也敗退；餘下來的金融行業，雖然得到國內不開放金融之助，但「負資產」的衝擊是不容易承受的。

聯繫匯率的存在是促成上述困境的其中一個原因——可不是說沒有聯繫匯率我們就沒有困境。但今天我們不能考慮取締聯繫匯率。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拆了聯匯港元的幣值會向哪個方向走，而且會是相當大幅度的。

因此，今天拆聯匯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困難。其一是這拆除事前不可能沒有一小撮人知道，而有禁不了的國際匯市，先知少許時間的可以大發其達。就算清官守口如瓶，也免不了瓜田李下，而若一旦走漏消息，則會有災難性的發展。不久前劉慧卿多口說半句也搞得風聲鶴唳，任老弟志剛是要目不斜視的。第二個困難，是我們無從估計拆除聯匯後港元會跌到哪裡去。應該的跌幅不一定很大，但炒家四起，無知市民的跟風等，可以造成很大的波動。就算這波動是短暫的，也可以導致破產無數。今天的香港近於破產的人不少，港元暴跌或大幅波動，從資產保值的角度看，能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有些朋友建議不拆聯繫，而是一次過地把港元向下調整後再聯。這會幫助減少波動——其他的幫不了——但會換來政府言而無信。聯繫匯率這個貨幣制度是不能聯來聯去的。

當香港前財政司彭勵治於一九八三年十月考慮採用聯繫匯率時，我是有參與的。拍板是彭老一人，幕後軍師主要是Alan Walters與Charles Goodhart。此外再前的財政司郭伯偉與夏鼎基間接地提供了意見。這些都是很有見識的人物，雖然時勢所迫只考慮了數星期，但沒有輕舉妄動。聯繫匯率（currency board）是有悠久歷史的英國殖民地的貨幣制度，身經百戰，八三年參與考慮的人中，只有彭勵治和我不知道是什麼。

彭老是大好商人，很樂意考慮學者的意見。Walters當時在美國華盛頓，還是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經濟顧問。一九七二年我曾與他同事一年，很欣賞他的才華；於今回顧，他是我知道的最出色的政府經濟顧問。Goodhart是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也是英國中央銀行的首席顧問。郭伯偉與夏鼎基是執行過聯繫匯率的老手。

舊事重提，是要回顧一下昔日我們的考慮，好叫讀者能比較容易明白今天的情況。當年的考慮，所有參與者的觀點都對，只是輕重的取捨不同。Goodhart贊成聯匯，是見當時的政治風浪很大，香港這隻小舟，若不給貨幣下個錨，不知會飄到哪裡去。我當時反對，說經濟下挫，所有的價格一起跌可以互相分擔承受，但如果幣值不跌，壓力就全部轉移到地產、股市、工資等價格那方面去。夏鼎基同意我的觀點，認為匯率要保持彈性。Walters給我的回應最具說服力。他說除非有政治奇�[，香港的地產與股市不能救。若只選其一而救之，首選救匯率。他說聯繫匯率不是新發明，歷史的經驗是可靠的，香港沒有其他選擇。他顯然是知道英國作了交還香港的決定，但卻想不到他說的政治奇�[後來還是出現了。

郭伯偉是清楚知道聯匯可以穩守的，贊成，但他擔心聯繫之後在好些情況下不能拆除。我應該沒有記錯，郭老當年擔心的就是香港今天遇到的情況：聯之無利拆之更難。郭老的智慧是識者無不拜服的。八三年十一月施行聯繫匯率後大約九個月，與郭老相聚，他請我轉告彭勵治，說要拆聯匯當時是好時機，恐怕以後再沒有機會了。彭老考慮後同意當時是拆除的好時機，但決定不拆。

其實再後來拆除聯匯的時機還是有的，但今天不成。很難說要等到何年何日我們才再有拆聯匯的好時機，而等到了政府多半不會考慮，因為拆聯匯的最佳時刻是拆與不拆毫無分別的時刻。如果等不到這理想時刻，最可取的「脫身」之法是以市價匯率轉用人民幣。不是與人民幣聯繫，而是放棄港元以人民幣替之。既然是同一國家，這轉用順理成章。然而，這樣做是要人民幣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才可行。為安全計，香港要等中國解除了匯管大約半年後才轉用人民幣。這是因為解除匯管後人民幣的國際幣值多半會上升。升定之後（港元轉弱）才轉用有好處。轉用人民幣不能解決香港價格過高的困境，但調整會較快，而沒有匯管的人民幣較有彈性，使香港能較為「軟�茬陛v。

在狂瀾既倒的今天香港經濟困境中，上述的分析提供了兩個挽救的大方向。其一是以控制供應的辦法來提升價格，例如港府最近推出的救樓市辦法，是劣�荂C這是推得一時且一時，苟延殘喘，雖然地產商是得益者。要救樓市，正確的做法是增加需求。是的，要救香港的什麼「市」，我們只能從增加市場需求那方面想，不應該考慮減少供應。其二是香港的好些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s）出現了大問題。聯繫匯率是一個原因，政府的樂善好施也是一個原因。不大幅地由市場更正與國際脫節的相對價格，香港沒有希望。（之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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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要大幅減薪我是研究市場運作為生的，深知市場之能與不能。香港政府建議搞高科技、數碼港、中藥港等項目，可能對，但不是市場的選擇，沒有基於市場的訊息，命中率極低。我要在這裡提出的挽救香港經濟的建議，當然不是建議市場應該向哪個行業發展。我建議的是多年來香港的經濟政策偏離了自由市場的發展，越離越遠，我們要回復到昔日使香港欣欣向榮的自由經濟那方面去。

我建議的大有可為的行業，是如果政府沒有干預，市場是一定會發展的。前文提及，要使香港的資產增值，我們不應該從控制或減少供應那方面入手，而是要設法增加需求。這後者是說增加市場的需求了。香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大部分是間接的，不明顯，使不知就裡的外國評論者還在高舉香港的經濟自由。拆除了這些不明顯但加起來非常龐大的政府干預，市場的需求會上升。這不能解決香港的全部困難，但會有很大的幫助。

首先要指出的政府干預，是公務員及其他由政府支薪的工資太高，與市場的大幅度地脫了節。先舉一個例，香港今天的大學畢業生期待的月薪只有六千元，與二十年前差不多。相比之下，今天大學講師的薪酬是當年的三倍。這是因為講師的薪酬是跟�茪蔑�員的上升的。說實話，當年大學講師的薪酬在國際上是偏低的，要提升學術水平，講師的薪酬應該提升。然而，單從大學講師的薪酬我們就可見到政府的樂善好施，使相對價格（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脫節：撇開醫學不論，香港不同學系的講師是同級同酬，而每年的提升也是一致的。美國大學工資最高的學系教師（如金融），與最低但是同級的相比，薪酬差三倍。

眾所周知，歷來香港公務員的薪酬是以兩個準則為依歸的，但今天的公務員善忘，大家一起忘記了。第一個準則是與市場同能同酬——這是說同樣本領，公務員的薪酬要與市場的看齊。不要相信什麼統計數字，讀者自己細心觀察吧。我自己的觀察所得，是今天香港市場的工資，大約只有公務員的一半。第二個決定公務員薪酬的準則，是每年的調整要跟物價指數。這幾年香港的物價（包括樓價）的確下降了很多，而又還在下降。通脹時公務員的薪金向上調整，通縮為什麼不向下調整呢？一說是《基本法》指明公務員的薪金不能低於一九九七的。但任何懂經濟的人都知道，從經濟整體的角度看，薪金是指實質薪金（real wage），不是指金錢薪金（money wage）。《基本法》可沒有說是money wage吧。難道香港的物價再下降一半，公務員的薪金還要維持九七的水平？我們要怎樣解釋在市場物價大幅下降、一片蕭條的今天，公務員的實質收入升幅破了世界歷史紀錄？公務員的薪酬與市場的大幅分離，有如下的三個困難。

 第一，政府的儲備有三千億，已下降至不足夠作為遣散所有公務員的退休金。今天的公務員都看�茬o三千億，反對減薪，要政府派餅仔，派完再算。問題是，這三千億是納稅人的錢，你和我都有份，如果要派餅仔，那就大家一齊派。急時之需，政府要納稅人寬容地借用一下儲備，大家當無異議。但今天的情況不是「借用」，而是要將你和我的餅仔派給公務員。這是慷他人之慨，我無所謂，你也無所謂嗎？算你也無所謂吧。給公務員派餅仔再派三年，香港的儲備不及千億，國際輿論就會把香港降級了。於是，聯繫匯率會受到壓力，炒家聞風而至。任老弟志剛的金管局有自己的儲備，政府有權取花敬佛。這樣一來，炒家開心死了。

第二，在局限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的總收入就是那麼多。公務員大幅減薪，或政府大幅減少開支，餘出來的收入就會直接或間接地轉到市場那邊去。這是增加市場需求的其中一個法門。以今天的香港的財政而言，政府膽子再大也不敢像康熙皇帝那樣說：永不加稅。事實上，這些年來，一般的所得稅政府雖然沒有加，但間接的、不明顯的稅項繁多，什麼賣地、補地價及政府以壟斷權出售或控制而獲的收益，皆稅也。無論怎樣說，水出魚，魚飲水，政府的支出越少，市場的需求就越大。

第三，說公務員的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地分離，也就是說相對工資（一項相對價格）與自由市場應有的大幅分離。這對經濟起碼有兩個害處。其一是公務員薪酬遠高於市，會鼓勵青年浪費時間與勞力去爭取不容易獲得的「政府工」。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租值消散了。其二是公務員的薪酬高居不下，會導致同樣的人材，在市場會有很大的工資差數。這大差數的存在增加訊息費用，使找工作的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資市值為何。我認為這是失業上升的主要原因。兩年前在深圳，該市的政府請我會見十多位年青幹部，職位比較高的。皆一表人材，談吐得體，對答如流。我於是問他們的背景，原來都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什麼博士或什麼MBA的。當然，因為師資不足，他們的銜頭比不上國外的。然而，撫心自問，香港的高官年青時有百分之幾可以考進今天的北大或清華？我自己就考不進去。當然，這種考試不代表辦事能力，但考到的某方面有超凡之能。上述的深圳年青幹部每月只得三幾千元。那大概是同等級的香港公務員的十分之一吧。是同一民族，同一國家，這差距不應該存在，而總有一天這差距是不會存在的。（之三，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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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憑券搞教育與醫療市場香港今天的經濟情況，加稅是不能考慮的了。不加稅，而政府又再不容易以賣地或出售壟斷權等的間接稅來增加收入，大幅度地節省開支是唯一的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公務員的大幅減薪有助，但不足夠。把公立的事業改作私營是絕佳的辦法，而首當其衝的是公立的學校與醫院。

以憑券（voucher）的辦法改作私營，以教育而言，政府的支出可以減半而質量上升。憑券制度的理念，是以政府資助的辦法來搞私營。沒有聽過醫院用憑券制，但公立學校轉用憑券制，稱學券制，是多年來在美國大吵大鬧的話題，而不久前那裡的最高法院判決學券制沒有違憲是大新聞。學券制不容易通過，因為既得益分子的反對勢力很大。香港的曾蔭權作財政司長時是贊成公立學校改用學券制的，但因反對壓力大而無能為力。美國的實例是這樣的。公立中、小學校的教育水平遠不及私立，眾所公認，但每個學生的經費，私立的不及公立的一半！佛利民在五、六十年代提出來的建議，是不反對政府資助教育，而是政府以憑券的辦法，讓公立的學校改作私營。這既可節省政府負擔，也可改進教育水平。

學校所用的憑券稱「學券」，政府資助教育是學費以學券的形式直接交到學子的手上。學子憑�蚞ヮ橦嚝ヴ捸A被取錄了就交出學券，校方拿�蚞ヮ擉鴐F府收取券面的錢。原則上，學校可以私營圖利，可以在券額之上增收學費，而又因為是私營，校方有自主權，其教育的供應就會因為市場的競爭而逼�茈H學子及其家長的需求為依歸了。我們不要忘記，昔日的香港與今天的美國，教育質量最佳的中、小學都是私營的。

美國今天的中、小學，以每學生算，私營的費用不及公立的一半。我沒有香港今天公立中、小學的政府資助費用資料在手，但大學的我知道。醫科學生的政府資助比非醫科學生的高一倍，而去年削減後，非醫科的每年每學生的費用大約是二十四萬港元，其中四萬二千是學生自己出的。這是說，香港的大學的非醫科學生，每年每學生的政府津貼大約是二十萬港元。加上學生自付的合共每年每學生的二十四萬，即是說每月每學生的大學費用（連暑期）是二萬元。假設一個大學教師平均教十二個「全職學生」（full-time equivalent student），世界一級大學的準則，一個大學教師每月為校方賺取的收入是二十四萬。美國一所高級大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大約是五萬港元（香港的較高；教師薪酬的差數美國遠比香港大）。這樣，香港的大學教師原則上每月平均可為校方在薪酬之上賺取十九萬。當然，大學的其他費用多而高，但這天文數字是可以節省的。香港的大學如果改用學券制，但不徹底搞私營與改革現有的獎賞制度，可以節省的幅度不大。但如果公立的大學改作有私營大學的自由，那麼每大學生的每年學券面值十萬港元（比今天的政府資助減一半），在市場競爭下教育的質量應該提升。

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的大學的設備、房地產等投資早由政府下了注，改作私營是大贈送（美國的私立大學沒有這優惠）；不要忘記看�茈奕鶞獄搢D搞教育，學生願意補加的學費會增加；不要忘記富有的私人捐贈，私立大學永遠比公立的多很多；不要忘記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搞私立的不可能那樣蠢，高舉母語教學。更重要的是，今天香港的大學的師資，比國內的還是高很多（薪酬遠高之故也）。我們不要忘記今天國內很多有錢人，出得起錢求學的中、青年甚眾。幾個月前港大招收國內學生，數千個申請的只收六十個，連我這個大教授推薦的、家學知名天下而又有錢的學生也遇到困難。

讀者可能不知道，教大學，一班四十個學生與四百個學生的教法完全一樣，只是後者要多用改試卷的助手。這是說，既然開了班，多收一個學生的邊際成本近於零。天下間不容易找到這種一本萬利的生意。我可以肯定，縱觀今天中國的教育需求與供應的大勢，如果香港的學校以學券制搞私營，香港將會成為整個中國的市場教育中心。有大量的國內學生參與，學術氣氛可以搞起來，而本地學生學普通話與中國文化就遠為容易了。這顯然比母語教學優勝。我們要洞悉先機，搶先佔有這龐大非常的教育市場，因為國內的教師薪酬加得快，「思想教育」的約束也散得快。今天我們是背道而馳。國內放，我們收。不久前我又聽到，第一所以學券制搞的學校已在杭州出現了。

 公立醫院的情況我不是專家，但原則上醫院也是可以憑券來搞私營的。醫券應該比學券複雜，但原則上是可行的。今天香港的私立醫院因為公立的存在而難以餬口，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據說香港公立醫院的設備非常了得，而醫師人材甚眾。為什麼不大手讓國內的求醫者到香港來，賺他們一點錢，互相得益？客觀地看看吧。據說香港推行了醫管局這制度後，政府在醫療方面的費用增加了兩倍。這是socialized medicine！要挽救香港的經濟，我們要回到市場那邊去。以醫券制把公立醫院改私營，香港能不能夠成為中國的市場醫療中心我沒有作為市場教育中心那樣肯定，但機會還是存在的。當然，我們要容許求學者及求醫者來港，而他們付的學費及醫費是市價，沒有憑券給他們。（之四，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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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壟斷搞港口與展銷香港是中國沿岸最佳的港口。中國是一個龐大的製造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貨物的進出口增加得非常快。在這個令人鼓舞的發展中，香港分享的利益竟然近於零！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南中國是今天世界上的一個重要產出中心，沿海的貨運碼頭去年的增長率大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但作為最佳港口的香港，這貨運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一。

這不幸發展有一個重要原因：香港的貨運費用比國內的貴。幾年前聽說香港的費用高出國內的大約百分之十；今天卻高出三分之一。困難所在，是香港的貨運碼頭經過招標競投，碼頭的或多或少的控制權在政府的手上。那是說，香港政府是貨運服務供應的幕後壟斷者。香港還有不少沿岸之地可作貨運的，大量放出來會增加競爭而使貨運費用下降。至於那些以為可以壟斷而競投過高的受損者，政府總可以想出一些補救的辦法。問題是這樣的。以控制服務供應的招標辦法，促成壟斷或寡頭競爭之價，政府的招標收入是會增加的。但這只是增加直接的庫房收入，忘記了可能遠為龐大的間接政府收益。儘量開放貨運碼頭的數量，使運費大幅下降，有關的生意會跟�蚍W加，而後者會間接地給政府帶來稅收。不久前我在落馬洲鄰近的三號幹線見到貨櫃車排隊，車龍長達十英里，等候的時間起碼半天！據說這是常見的現象。我為此託朋友查詢究竟，因為認為轉口貨根本不需要過關檢查。過了兩天回應說貿易發展局的朋友也不清楚是什麼促成長龍現象。可能是很小的枝節促成很大的時間費用增加，政府要從速正面處理。

 損害更大的政府壟斷，是展銷場所的供應。目前香港主要的展銷地方，是貿易發展局的展銷中心：地方大、高檔，但租金奇高而又不能持久地租用。我深信，讓私人地產商搞比較低檔的場地，可以長久租用，每月每呎租金只是十元八塊，國內的廠商或銷售商有興趣的一定數以千計。私營的展銷場所可以很多，會把產品分類、分省，甚至分市來處理。這樣一來，整個香港就成為中國的外商購物中心了。可不是嗎？考慮通訊費用、基建、港口、地點等，中國今天沒有一個城市能有香港那樣作展銷的優越性。例如在上海掛個長途電話到美國比香港貴十多倍。國內要到香港來搞展銷的不計其數，但大部分的廠商是小資本，也不是什麼世界名牌。他們的興趣是廉租長期展銷。他們也喜歡帶自己的、懂產品而又工資低廉的員工來工作。都讓他們進來吧。數以萬計的國內商人到香港做生意，商場與住宅樓宇的需求會大幅上升。

還有一項重要的。那就是香港的法律執行，對商業合約的保障比國內的遠為可靠——起碼目前如是。這樣，內商與外商的買賣成交，以香港為中心可以說是購買我們的法律服務。新來開業的人，還沒有交足夠的稅，香港政府要收定居的一項人頭稅，作為保安及公共設施的費用。正確的經濟分析說，只要政府能抽取一個適當的人頭稅，用以彌補公共服務的費用，廉價勞力的引進會使一個經濟的租值增加。當然，這些外來的在孩子教育與醫療等事項上都要自付費用，一段長時期如是，而綜援金更是不發的了。

香港政府除了在幕後控制展銷的壟斷權外，土地政策也與展銷的發展背道而馳。例如，香港仔今天的工業樓宇，空空如也，其樓價只有建築費的一半。為什麼不改作住宅用途呢？又例如，深水�鶪峈o麻地一帶的舊住宅樓宇，殘破不堪，為什麼不用eminent domain或類同的法例協助地產商收購，改建展銷場所？又再例如，到香港採購的商人一般非大富，為什麼不容許多建三星酒店？還是那個老問題：政府以出售壟斷權及出售土地而獲取直接庫房收益，與經濟整體的收益有衝突。但經濟的整體收益若有長進，政府的庫房收益遲早會增加。這後者是間接的，要戴上遠視眼鏡才看得到。

經濟政策要從長遠的整體角度看。結論是簡單的。香港有聯繫匯率，工業北移，服務工資過高，在競爭上失去了昔日的優勢，是以為難。我問：香港有最佳的港口，地理位置一流，學術、醫療人材鼎盛，通訊、基建、法治皆屬甲級，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市場，在上述不幸的情況下，香港會向哪方面發展呢？

綜觀香港的各種市價——那反映需求的相對價格——有如下的結論。教育市場可以大搞，但必須私營從事；醫療市場可為，但也要以私營從事，雖然有大成的機會不及教育；貨運碼頭大量增加，運費下降，可使香港的港口再耀武揚威；大量增加展銷場地，多辦廉價酒店，國內廠商與國外買辦皆客似雲來。這些是自由市場必會促成的行業，不是搞數碼港或中藥港那種先知先覺的水晶球建議，而是看�茈奕鶞漪蛫嚜顳璁茪U的定論。與市場扯不上關係的福利經濟可免則免。綜援金要大幅削減，而強積金這個不合時宜的制度應該取締。（之五，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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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寫此六期文章之前，萬國商業機器請我作二十分鐘的主題講話。我不知有記者在場，中了計。建議香港的公務員減薪百分之四十，雖然博得滿場掌聲，但朋友說，電台名家如鄭大班之流把我罵了好幾個早上。我為此要澄清觀點，順便解釋毫無惡意。一起筆就說是不能成事的建議，怎會有惡意呢？作為茶餘飯後之談，讓讀者思考一下，倒是可以的。然而，心底裡我還是想，不可能是因為既得益分子的抗拒、壓力團體的左右，處理這些困難董建華先生可能有辦法。

不久前在美國的中文報章讀到財政司長梁錦松的言論，不以為然。他說上海與香港只會互輔，不會競爭。互輔合作是對的，但競爭對殺也對。合作與競爭的並存是沒有衝突的。上海與香港是類同的城市，同行如敵國，怎可以不競爭，試把對手殺下馬來？

我說過了，如果國內廢除所有外匯管制，大事開放金融，上海的經濟會在五年之內超越香港。我又曾經提及，雖然時間相同，上海的太陽比香港的早升一個小時。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早升一個小時，前者先開市，後者的股市、金融等行業遠遜於前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上海比香港繁榮，有口皆碑，顯示該市也有地理上的優勢。上海是長江一帶的商業中心，香港是珠江三角洲的頭頭，各擅勝場，是二十一世紀的兩個經濟重鎮。香港的困難，是若以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不容易與上海並駕齊驅。梁老弟錦松應該明白，同一民族，同一國家，競爭條件相若的城市其平均國民收入遲早會大致相同。

不久前我大略計算過，從物價調整後看實質收入，香港只比上海高四分之一強。這是個好現象。今天上海市民的生活很不錯，而若開放金融，其實質收入與香港看齊會是一瞬之間。只要香港的實質收入能保持不低於上海，我們今天的經濟困境不會是大災難。我擔心的是上海的經濟不斷上升，而香港的不斷下跌，到後來他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的高很多。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如果上帝今天能與我們簽訂合約，指明香港的生活水平永遠不會低於上海，我建議立刻簽約。較為樂觀的一面也是有的。那就是香港有機會持久地勝於上海。不會勝很多，但如果上海開放金融後的必然急升，而我們還能持久地稍勝該市，那就真的很了不起。維持我們今天的經濟政策，這「持久稍勝」是不可能的事。想來想去，我認為唯一可以保持「稍勝」的辦法——讓上海開放金融還「稍勝」——是要搶先霸佔市場。這是基於先拔頭籌可以穩守的理念，歷史的經驗是支持的。

為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在五年至十年之間香港應該還有的較為優越的競爭條件，建議香港要迅速地利用這些條件去「搶市」。不談地理位置，我認為如下四項香港在可見的七、八年間還會明顯地比國內任何地方為優：（一）貨運港口：這項香港應該永遠優勝。（二）學術與醫療的人材與設備：這項再勝國內十年似乎不難。（三）通訊與資訊：本來已遠高於香港的國際長途電話費用，最近國內又再提升。五年之內香港的通訊費用會遠低於國內的應該是可以肯定的吧。至於資訊或訊息那方面，國內的媒體還有諸多管制，而雖然香港今天炒的熱鬧的二十三條勢在必行，對商業訊息的影響似乎不大。（四）法律保障：這主要是指商業合約的保障法律，香港目前大為佔優，而這方面五年之內國內是不容易追上的。

在上述的優越條件下，縱觀現有的多種相對價格，我問：如果香港的資源使用是以自由市場取捨，哪些行業可以興盛起來呢？最有前途應該是展銷。不是一般的展銷，而是讓國內的工廠或企業，大大小小的，帶物品與員工到香港來作長期展銷。場地要相宜（每月每呎十元八塊），而外來採購的商人要多有廉價酒店的供應。來港展銷當然要付利得稅，定居的可加一項人頭稅作為保安與公共設施的費用。

觀察到的相對價格的含意，是以繁盛但樓宇殘破不堪的地區大量改建展銷場所。通訊、資訊、法律等服務香港有優越性，怎可以不利用一下？政府要放棄目前的土地政策。跟�茈i為的是大量增加貨運與引進國內的進出口商人。儘量增加貨運碼頭，讓競爭大幅地減低運費，而國內的進出口商人與展銷商同等待遇，自由來港，他們對香港的住宅與寫字樓的需求會大幅增加。不要強迫他們買樓才可以定居，來做生意是足夠的要求。因為目前國內的教師薪酬低，師資比不上香港的，而國內的學子要學英文。大搞教育市場有明顯的相對價格的支持，但學校要私營從事。學券制可以資助教育而又同時把學校改作私營。這樣，我這個退了休的老人家可能要東山復出了！重要的是容許大量的國內學子來港求學（是的，他們不少出得起學費），香港本土的學生學普通話，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情況，遠為容易。這比我們今天不知所謂的母語教學高明得多了。國內的學子勤奮好學，有他們的參與，香港不成氣候的學術氣氛有機會搞起來。

比較不肯定的是以醫券搞醫療市場中心。看來比較複雜（醫券不能以人算，要以較嚴重的病算），而短暫來港求醫的怎樣處理我更是門外漢。今天公立醫療的費用大得驚人，樂善好施香港再也負荷不起。醫療改私營，而綜援等福利可免則免。二十一世紀的天下大勢，是大搞福利的經濟會成為弱者。

今天香港的人口是六百多萬；深圳的人口近五百萬，其中七成是流動人口。二者加起來一千一百萬。作為南中國生產中心的商業總匯，也作為整個中國的一個貨運、教育與展銷重點，深圳與香港加起來的人口上升至千五到二千萬之間不是誇張的數字。只要保安、公共設施等跟得上，來港的是正當的商人與學子，定居的在未交足夠的稅之前付適當的人頭稅，香港增加二百萬商業流動人口（可定居但沒有戶籍），會帶來三十至五十萬來自國內的小商戶及大商戶的小代理。縱觀國內的發展與香港還有的商業優越條件，這數字絕不苛求。商似雲來，必會增加足以挽救香港經濟的需求。這些是董建華先生的工作了。（之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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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肺炎傳染的機會，與人煙稠密、空氣混濁、衛生欠佳這三個情況加起來有確實的正數連帶關係。歷史的經驗，是所有傳染病都有這個規律的。

香港的經濟專家太不成話。一說這次瘟疫會帶來一百五十億港元的損失；另一說經濟增長率會下降一個百分點。愚見以為，直接、間接與長遠的經濟損失加起來會大得驚人，但只有上帝才知道。愚見也以為，單是世衛發明的、不知是�契瑭椄O贈興的SARS（特區綜合症）一詞，對香港形象的負值影響就襟得計數矣。

九七以還，香港黑運當頭，無話可說。我更擔心的是中國的經濟。這幾年國內的經濟發展令舉世羡慕，但瘟疫的效果可大可小，不難想像，嚴重的可以把整個經濟搞垮。

先以兩個不足為奇的小例子嚇嚇國內的朋友吧。例一：如果今天的非典型肺炎發生於二○○八年的北京奧運期間，會怎樣？例二：如果這肺炎發生於二○一○年的上海博覽期間，會怎樣？

我說這些是小例子，因為大例子還在後頭。如果中國接二連三地有類似目前的瘟疫，疫國之名就成立了，且可能驅之不去。遊客大減，外資裹足不前，而好事之徒興風作浪，可能說中國的產品會傳染。老實說，中國今天的競爭力在國際上嶄露頭角，我們不能排除鬥不過的幸災樂禍，加油添醋，大事渲染中國的衛生問題。形象的殺傷力，可能遠比實際的不幸為大。

人煙稠密，空氣混濁，衛生欠佳，這三項都有解決的辦法，只是前者較難，後者較易。人口多如中國，人煙稠密主要是城市的問題。國內不要學香港，其土地政策（高地價政策）導致人口密集於石屎林，舊區殘破奇臭，工廠老鼠橫行。城市的規劃要使人口與工商業分布適宜，而公園與樹木的增加是老生常談了。清潔、衛生呢？那是決心（或習慣）與費用的問題。

我會另文分析衛生的問題，什麼要由政府主導，什麼要讓私人或私營通過市場處理。這裡我要說一下「日本現象」。

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高，但比起中國，日本清潔得多。該國的衛生法例怎樣說我不清楚，但肯定的是他們有清潔的風俗習慣，墨守成規。哲理上不一定可取，但人多搞衛生是非常頭痛的事，喜不喜歡這清潔風俗中國怎樣也要培養出來。

十多年前在日本京都見到一條小河，岸高十多呎，兩旁小屋林立，有些伸出水上。我站立良久，看得呆了，因為河中半張廢紙也見不到，水清見底，游魚兩兩三三。中國呢？幽美如廣西的灕江，水退後兩旁的小樹滿掛廢物！

再說京都，某天早起，清晨七時在街上走，只見家家戶戶各人自掃門前地，正所謂「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問過了，是風俗習慣，很古板的，不合我的品性，但人多的國度，沒有這種風俗規律會有很大的清潔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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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運作需要有產權的界定，那是說需要有私有產權了。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但奉信市場比侯夫子更甚的高斯說過，如果界定產權或釐定成交的交易費用過高，政府或法庭的服務就有用場了。高斯舉出的或類同的市場困難的例子，這裡不重述了。

這裡要說的，是瘟疫傳染的本質是不能界定產權的。界定產權的本質，是有權者勝，無權者要通過市場購買。瘟疫這回事，是沒有勝者：病者負，染者也負。這與工廠污染鄰居的例子截然不同。工廠產出有利，鄰居受污有損，前者勝，後者負。

工廠污染是界外效應（externality）的大話題，與疾病傳染類同。高斯的思維，是這類效應所導致的不良經濟效果，可以界定產權（界定為私產）的辦法來解決。如果工廠無權污染鄰居（鄰居有享受不被污染的權利），那麼工廠要多產出（多污染），大可出價補償給鄰居的受損者。倒轉過來，如果工廠有污染鄰居的權利，那麼要享受清潔，鄰居大可出價要求工廠減低產出（從而減少污染）。高斯明白這樣的出價（市場）成交，交易費用不菲，而我作研究生時，權利界定為哪方面所擁有對交易費用的不同影響，想得如醉如癡。

回頭說瘟疫傳染的界外效應，市場的交易費用姑且不談，產權又怎樣界定呢？要把傳染他人的權利給我嗎？我會搶�蚖﹛G「大吉利事！千祈千祈千祈不要給我，因為我不想得病，而如果我不幸中招，是無妄之災，不知是誰傳給我的。」倒過來，要把不受傳染的權利交給任何人，任何人中招後，他既不易證明從哪裡染得，而就是證據確鑿，傳給他的人也一樣有不受染的權利，傳者也是染者，到哪裡去收錢賠償給下手被染的呢？

依照上述的推理，瘟疫傳染的界外效應無從界定產權，也因而不能以市場成交把問題解決。這不是說瘟疫或傳染病的本身不能依靠市場治理。事實上，這次肺炎瘟疫，加拿大的多倫多是中國（包括香港）之外最嚴重的地方，不少人認為該國實施公共醫療制度（socialized medicine），缺乏了私營的醫療市場，是這次加國災難的主因。

是的，市場可治，可以比較有效地約束瘟疫的擴散，但因為傳染或不受染的權利無從界定，市場對傳染的本身是無能為力的。這是說，我們不能以權利的界定及市場的運作來約束治療之外的傳染。這樣，政府對瘟疫的處理就有一定的責任了。

自古以來，沒有地方沒有政府。政府的存在是有其義務的。納稅人付錢買政府的服務。我們投訴，甚或破口大�薄A是因為納稅是強迫買服務，而買回來的往往其質甚劣，無所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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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子是同學系，師傅是該系的頭頭，被殺的是副頭頭，所以兒子對這悲劇有一手的資料。兒子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醫學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裡作研究的並不容易。兇手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到美國五年，是去年九月轉到華大去的。他的英語有困難，到了華大四個月就知道不會被續一年之約。他的脾性變得很古怪，同事們避之惟恐不及，事發前兩星期他買了手槍，死後在身上帶要自殺的信。事發當日他到教授的辦公室，關上門，外間的人聽到爭吵之聲，跟就是槍聲了。事發後警方初時以為教授要阻止兇手自殺而被誤殺，但後來知道教授身中四彈。　　

美國傳媒的一般輿論，大致上是對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雖然不是上上之選，但求學認真，學歷很不錯。問題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國是破釜沉舟，好叫將來能光宗耀祖。不被續約，前途茫茫，還有什麼面目去見江東父老？　　

這是很多從落後之區到先進之邦留學的意識吧。老實說，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時，也有類似的意識。一九五九年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初起的兩三年也有類似的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學問使我了迷，心焉嚮往，我就再懶得管什麼光宗耀祖，什麼江東父老，一下子就走進學問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當自己的兒女要進大學時，我對他們說：「讀書要為興趣，不要為任何其他人而讀。你們的成績怎樣我也是同樣的愛，同樣的喜歡。讀書不要太認真，也不可強求，但假如你要有學問，你大約要有三年時間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其他什麼事情也顧不了。」女兒大學畢業後，雖然成績還可以，但對學問沒有興趣，不要再讀下去。我當然不勉強。兒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沒有理由反對了。　　

遙想加大當年，圖書館內有為研究生而設的、大約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間，門有鎖，可以獨佔。小房簡陋，桌、椅、書架各一。重要的是這些小房間是在圖書館之內，自己要讀的書不用借出，可把館內任何書籍搬進小房內，離開時把門鎖上，要讀多久就讀多久。同樣重要的是，雖然圖書館有辦公時間，但大門常開，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只要你不用館員服務把書借出去，圖書館是沒有關閉時間的。　　

當年，雖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時間是住在圖書館內的。我獨佔的小房內常備餅乾、罐頭湯、煮湯的發熱針、睡眠與清潔的日用品。花了一點錢購買了一枝小燈，應有盡有，那就是我的學問小天地了。　　雖然我是唸經濟的，但讀得苦悶之際，圖書館內的非經濟讀物，也就順手搬來過癮一下。去年底我寫千禧回顧——《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那篇長文所用的中國史實，大部分是那時因為在苦學中要鬆弛一下而學到的。　　

經濟學呢？那當然是別有一番滋味了。老師艾智仁在課堂上說：下一課我們討論失業。我就將圖書館內所有的關於失業的論著搬進自己在館內的小房中，痛下心機。到了下一課，艾師問：「什麼是失業？」同學研究生鴉雀無聲，我說：「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專家都胡說八道。」艾師很高興，問我為什麼會是個「失業」專家。我如數家珍地從庇古到凱恩斯到森穆遜，不停地說下去，真的是博學多才了！　　

同學們給我殺下馬來，就向艾師投訴，說在大學圖書館內找不到關於「失業」的書籍。他們當然找不到，因為所有的「失業」書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鎖在圖書館內自己獨佔的小房間中。　　

主修經濟，我當年所學當然以經濟為主，但在那學問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歷史、藝術、人類學、邏輯學、文學，還有什麼孫中山、毛澤東、馬克思之類的。後來我曾經誇誇其談，說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學的幾個學系內任教職。港大有一位同事，姓張名滔，其所學也是包羅萬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廣。在我所認識的經濟學大師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維德、阿羅、艾智仁、貝加、赫舒拉發、巴塞爾……等人，他們對經濟學外的學問，也很有兩手。這證明這些人也曾經進入學問的天地了。　　

人類的知識是個寶藏，像蘇東坡所說的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爭取有兩個困難。第一是要花點勞力、花點時間。我們要把心一橫，老老實實地走進學問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寶藏雖寶，內裡廢物甚多。學問之道是要把寶物與廢物分辨開來的。我們學時要考慮，要拜師，要有高人指點迷津。　　

回頭說那位殺師而又自殺的中國研究生，應該讀過了不少書——他既是醫生，也是博士。書是讀多了，但也是讀了。要管什麼光宗耀祖，什麼江東父老，我可以肯定，這位仁兄從來沒有為學問而學問，沒有進入過學問的天地中。　　　　

編者按：張教授書展簽名時間：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四時至五時，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下午四時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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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考完了所有博士筆試兩年，我的論文經過數次更改題目也沒有進境，心灰意冷之餘，不想再留在洛杉磯加大。那時學術工作市場好，一出聲就有十多家大學招手，許以助理教授之職。這些大學不是籍籍無名，而是重於教書，說不上有規模的研究院。希望能寫成博士論文，我選取了近於加大的長堤加州州立大學。當時，老師與同學們都說，州立大學不是不好，但教書時間多，研究時間不足夠，而更重要的是進了這以教書為主的大學任職，要轉到以研究為主的大學是不可能的了。這後者的「不可能」的觀點是對的。一九六六年，我在長堤拿得加州最佳教授獎，以為可以轉往以研究為主的名校，去信幾封，沒有一間回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老師艾智仁的認許，開始整理佃農理論的資料，該年十一月寫好了第一章，老師赫舒拉發很喜歡，寄給當時從麻省理工學院到洛杉磯蘭克公司造訪的度瑪（Evsey Domar）。後者讀後召見我，說我不屬於長堤，問我願不願意到麻省去碰碰運氣。我當然高興，但過了幾天收到度瑪的信，說麻省理工沒有空缺，所以他把我那章文稿寄了給芝加哥大學的基爾•莊遜。度瑪說芝大每年有一個「政治經濟博士後獎」，有分量，此前獲獎的有阿羅、蒙代爾等人，促我儘快申請。

這把我嚇了一跳。我知道基爾是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學家，曾經發表過自馬歇爾之後的最重要的關於佃農理論的文章。然而，在我自己的佃農理論的上述那章中，我對基爾的名著批評甚重！不是無理取鬧，而是得理不饒人，手起刀落，節節進逼。度瑪建議我申請芝大，竟然把我的文稿寄了給基爾，我恨不得文稿不是那樣寫，或起碼寫得客氣一點。但文稿已到了基爾手上，很有點難為情，我於是決定不申請。

該獎項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截止申請的。但三月中赫舒拉發給我電話，促我立刻寫信申請。不知何解，但老師有命，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到芝大去。兩天後收到當時芝大經濟系主任夏保加的電報，說我獲獎。

我是到了芝大半年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裡的George Tolley教授告訴我，他是評審該年的「政治經濟學獎」的委員會主席。他說我曾經給他們一點麻煩，因為基爾讀了我的一章文稿，就堅持把獎給我，不考慮其他的申請者，但等來等去也收不到我的申請信。這使我如中雷擊：該文稿批評基爾，下筆無情，但他胸襟廣闊，虛懷若谷！這使我意識到真正的學者有恃無恐，而搞學問應該是這樣的。

到了芝大的第二天，我跑到芝大出版社去見那裡的經濟書籍編輯，因為我早就將那第一章寄給該出版社考慮出書，得到正面的回應。我告訴該編輯論文已寫好了。他很高興，說要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看其他就作了決定，而該出版社又是那樣大名，是難得的際遇了。過了幾天，我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好些珍貴的關於中國農業的資料，《佃農理論》要出書，這些資料要怎樣處理呢？

 找基爾問他的意見。我說芝大出版社要立刻出版，但我找到新資料，加進去恐怕要多花時日，怎麼辦？基爾說要讓他想想才回應。過了兩天，他親自到我的辦公室來（大教授下訪「博士後」是不尋常的行為），說：「你的問題我想過了。通常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大名的要替你出書，你應立刻出版而轉向其他研究打主意。但你的論文可能很重要，不容易有這樣的際遇，你自己也可能不會再遇上了，所以我認為你應該多花一年時間修改文稿，作點補充。」

我是依照基爾的建議而多花一年時間的。以書頁算，這一年我只加了大約五十頁：考查了佃農理論的經濟思想史與大幅地擴充了合約選擇的分析，而二者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國農業的資料。後來論文的第一章出書時變作三章。

在芝大的兩年中，基爾•莊遜是我的長者，對我像弟弟那樣教導。他當時是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身居要職，但我凡要問前途，選路向，研究何去何從等，求教於基爾，他必定慷慨地給我時間，慎重地考慮後才給我答覆。我記不起有哪一次不聽基爾的話。

記得《佃農理論》出書時寫序言，我措辭激動地感謝基爾的教誨。他讀後約見我，說序言雖好，但希望我考慮淡化一下感謝之言。我於是要從他手中拿回該序言的文稿，但他說：「這文稿送給我吧，將來有一天我會重讀這序言的原稿的。」

基爾•莊遜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偉大教育家。他曾經是名重一時的芝加哥大學的副校長、院長、圖書館長、經濟系主任，也曾經是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刊物編輯……等，屈指難算，往往同期身兼數要職。十八年前，香港大學的黃麗松退休，要找新校長，我極力建議以重金聘請基爾。得到的回應是香港回歸在望，不能接受外國人作頭頭云云。這種及其他與學術無關的政治意識使港大一蹶不振。

二十年來，基爾•莊遜對東歐與中國的制度改革很關心，尤其是在農業人口轉業那方面，他作過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議。對中國情有獨鍾，這些年來他在神州大地周遊了無數次。是林毅夫的師傅，北大朗潤園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應該稱基爾為師祖了。基爾的女兒曾經在中國傳授英語，在中國收養了一個男孩子。

兩年前基爾到香港來，袁天凡宴客鯉魚門。我坐在基爾身旁，說往事，見他身體還好，思想還敏捷清晰。但去年到朗潤園講話時，聽到的是基爾的健康走下坡，大不如前了。我自己欠基爾實在多。我認為中國的農民都或多或少地欠他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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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成為天下製造大國，起步了不久，來日方長，而廣東與蘇浙是工業發展的兩大重鎮。相似與相異之處可能很多，沒有作過考查，但不用考查，一項發展廣東與蘇浙截然不同，這裡略談一下。

要分析的現象是廣東的工業發展偏於類聚，而蘇浙一帶類聚的情況很少見。類聚生產的現象不難解釋，不類聚比較困難。最困難是大家都是工業重鎮，一處類聚另一處不類聚。為什麼呢？我想了一個晚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寫出來讓讀者想想吧。

廣東的工業類聚生產是明顯的。例如順德產家具，促成了我寫《樂從是個現象》一文。是的，家具在順德類聚生產，在順德市內的樂從鎮類聚展銷，成為世界第一大家具中心。又例如，中山盛產燈飾，那裡的古鎮有燈飾廠商一千二百多家，其展銷的燈飾街也是一個現象。再例如，番禺盛產首飾，以產量算是世界首飾之都。此外，比較不明顯的有東莞的塑膠工業等。這些都是類聚生產的情況。

相比之下蘇浙一帶就不容易見到生產類聚的情況了。我對蘇浙的工業知得較少（其實廣東也知不多），但我到過的上海浦東與上海鄰近的昆山，不見到有類聚生產的現象，而龐大的類聚展銷也沒有。浦東類聚的，是國際性的工廠企業，不是產品類聚。昆山類聚的，是台灣的廠商投資，也不是產品類聚。人種或國際類聚也是類聚，但與產品類聚的性質不同。廣東的工業也有人種類聚：港商類聚。人種類聚容易解釋：語言相通、文化相同、朋友相聚，一起投資生產，何樂而不為？

生產類聚是容易解釋的。勞工與技術人材相聚在一起，找工、轉工、聘用等都較為方便。更重要的是合作與競爭沒有衝突。一間廠商接了大訂單，獨自趕產趕不起，如果有生產類聚，這廠商可以發出去給同行聯手產出。這種發來發去的合作行為不少見，而把一樣產品的局部工作發出去則更為常見了。我要重複一位在東莞設廠的朋友所說的話：「我的工廠是他們的；他們的工廠都是我的。」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如假包換的「共產」制，也是生產類聚的主要原因。

展銷類聚更不難明白。這是我在《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一文內所提到的類聚第二定律。這是說，類聚展銷可以減少顧客的找尋費用，而主要是那些單為選購某類物品而來的顧客。樂從的家具與古鎮的燈飾，顧客要不是為新居裝修而來，就是那些採購而後零售的商人，或做出口生意的。

生產類聚與展銷類聚在鄰近一起做，相得益彰。產品展銷近於產地，運輸的費用，專業的推介，維修的方便，都有節省的好處。樂從的家具與古鎮的燈飾的展銷搞得那樣大，顯然是因為鄰近的生產類聚很龐大的緣故。

生產不類聚是比較困難解釋的。一個淺解釋是某些工業，供應某市場，所需廠商不多，也可能只以兩三家類同的工廠從事，已足夠應付市場，所以在一個工業區內有多個不同的工業。這解釋有其可取之處，而事實上比起廣東，蘇浙一帶的廠商較為龐大。但這解釋充其量只是局部，因為廣東的生產類聚也有大工廠。這裡要注意的，是據我所知，外資在昆山與浦東設廠，有遠比廣東嚴格的最低投資規限。這規限使設廠比較大，而大廠的存在減少了小廠類聚的機會。

有朋友建議重工業（通常是大廠）與輕工業不同，前者的類聚機會比較少。這也有可能，但解釋也只能是局部。美國的汽車重工業，類聚於底特律一個城市。中國的汽車工業完全不類聚。本田在廣州，通用在浦東，而最近福特要在中國入局卻選了重慶。

人種類聚——因而生產不類聚——可能是最有分量的生產不類聚的解釋。人種類聚有好處，生產類聚也有好處。如果前者的好處比後者的好處大，而二者不可兼得，那麼生產就不類聚了。上文提及，浦東是國際類聚，主事經理說英語為主；昆山設廠多台灣人。同類人種以不同的工業到一區設廠，同區的行業就變得零散了。

從表面看，只有廣東是二者兼得。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到國內設廠的絕大部分是香港的投資者。因為語言相通而又接近香港，他們大都選在廣東下注。有很多的港商，搞輕工業，每個商人的平均投資不大，促成今天廣東生產類聚的情況。這是說，輕工業比較容易類聚，小投資也比較容易類聚，而那麼多的香港商人雲集於廣東，二者兼得——人種類聚與生產類聚——就容易出現了。

我不知道上文對廣東生產類聚而蘇浙不類聚的解釋對不對。事實上，我對兩地的工業所知不多。是隨意觀察與道聽途說得來的資料，不能發給讀者保證書。肯定的是樂從的家具與古鎮的燈飾的展銷的類聚有很大的規模，而產品多在這些市鎮或鄰近製造，被朋友確定了。番禺的首飾類聚生產我早從一個首飾商朋友聽到；東莞的塑膠工業也是聽來的。

昆山的情況，我比較熟，看不到生產類聚。浦東是因為我關注上海的經濟發展而乘車周遊了幾次，見到的大都是世界名牌，因而知道沒有生產類聚。不知對不對，希望讀者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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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顏未矣，稍為定神，見香港的醫生及其他各式各樣的例子，便斗膽為教授寫幾個註腳。 
 

全科醫生分散

　　第一、教授說的不錯：賣笑佳人、盜版影碟、藝術品拍賣，都說明了物以質聚，減低了價格訊息費用的道理。但我見全科醫生，服務也不標價，病人也不便問價，卻沒有賣笑佳人物以質聚的現象。屋�h醫生，不論醫術高低，都是遷就病人的住處，分散行醫的。好些醫生，一天還得跑兩三間診所，服務不同地點的病人。 

　　單是訊息費用高，不足以推出物以質聚的必然結論。交通費用、結聚能否減低訊息費用，也是決定性的因素。 

　　全科醫生，價格訊息不比賣笑佳人低。但醫生不像佳人：醫術的高低，不可能從外貌判別出來；就算把醫生集中起來，病人也不能用選美的方法，判定醫術的優劣，以及收費的高低。相反，診所若過度集中，病人舟車勞頓，將大大增加交通費用。 

　　醫生與賣笑佳人，減低訊息費用的辦法各有不同，加上交通費用的變化，造成聚散不同的相反效果。 
 

專科醫生結聚

　　有異於全科醫生，專科醫生卻有物以質聚的現象。香港有名的專科醫生，都集中於中環太子、德成、中建、萬邦、連卡佛等幾幢名廈。其他專科醫生，不論名氣大小，都分別結聚於同一幢大廈。尖沙咀的東英、佐敦的嘉賓，旺角中心，都是出名醫生多。為什�炳M科醫生要集中，普通科醫生要分散呢？我看是專科醫生的訊息，對於病人，遠為普通科重要。病人若要看普通傷風感冒，屋あ醫生，有基本執業資格，是可以了，犯不著要到處找名醫；病人若是患上絕症，那�炳M科醫生的醫術、醫德和收費，都是十分重要的訊息。但問題來了，看病不同購物，專科醫生集中起來，病人也不可能到處敲門，垂詢醫療服務及收費，然後貨比三家，再決定光顧哪一家診所；再者，專科病人甚至連自己的毛病也不知道，更談不上尋覓價格的訊息了。 

　　月前碰見一個舊朋友，他是語言治療師，診所混在眾多專科醫生�堙C談得興起，我打趣問他：「醫生介紹病人到你處，你都要付介紹費吧？」他爽快、但間接地答曰：「掛牌行醫，也是一盤生意。」我乘勝追擊：「給你們介紹的，都是同一幢大廈的醫生嗎？」他答：「大部分是，起碼有六、七成。病人很奇怪，就算把他們介紹往對面街，也會走失。」 

　　問這兩個問題，是要印證我的一個觀點：專科醫生結聚在同一幢大廈，通過互相介紹，減低病人負病尋醫的訊息費用。看專科醫生，大都是通過介紹的。介紹人不是親朋戚友，就是其他醫生。若非久病成醫，專科醫生所知的，當然要比其他病人多。病人需要什�洶ち蝖B或其他專科診治，直接把病人介紹到同一幢大廈的診所，大大減少了病人的訊息費用。病人若相信醫生的介紹，也可能間接付多了介紹費，但總比自己負病尋醫，來得化算。如此，專科醫生在同一幢大廈掛牌，是不經過覓價，卻可以減低訊息費用的辦法。 

　　專科醫生的例子，說明不僅是訊息費用的高低，訊息之於消費者的重要性，也決定行業的聚散分布。是為註腳二。 
 

咸魚欄與吉之島

　　訊息的重要性，是隨購貨量而增加的。這是把訊息的需求曲線，縱向地倍增。 

　　西營盤的咸魚欄、海味街；西環、油麻地的果欄；旺角的園藝街；深水 土步的布疋街，這些市集，雖兼營零售，但基本是批發市場。零售商的買手內行，訊息費用比消費者低。但批發交易數量大，出錯價、入錯貨，後果十分嚴重。貨品的質量、價格資訊，對於買手，來得十分重要。商店結聚，減低尋覓訊息的費用，規模也大起來。 

　　教授寫順德樂從傢俬博覽中心，有十二公里的誇張規模，我一直想找機會去見識一番。如今沙士肆虐，恐怕再要待一段時間。但從教授所述，我相信樂從現象，是全國傢俬批發的規模，大大增加了訊息的重要性。這是咸魚欄之見了。亦是為註腳三。 

　　第四、零售方面，每一件小貨品的資訊，不見得異常重要。但把它們小小的重要性加起來，結聚程度也可以是大得驚人。這是把不同貨品的訊息需求曲線，重重疊疊的加起來。教授說美國的購物中心，百貨匯聚，是方便漫無目的之顧客，或一次過採購幾項物品，節省費用。這都是從顧客方面看。 

　　從經營的角度看，大型購物中心，須服務來自八面四方的眾多顧客，才可以維持。運輸發達，交通費用降低，大型購物中心隨之興起。西方的私家車、高速公路，香港的火車、地鐵、巴士站沿線，都是大型商場的必要條件。中國交通日漸發達，私家車普遍；大型購物中心，應大有可為。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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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し的黃金電腦商場，是無牌電腦零售中心。名廠電腦，反而分布在連鎖電器店、書局或百貨商場，以標準套餐的形式推銷。電腦發燒友，要「砌機」，要自選配搭各種外型、速度、顯示器、記憶體等配件，當然要到黃金商場、或灣仔２９８。不懂電腦的家長，又要買一部給小朋友，惟有信任牌子：信它大公司，又有上門維修的保養服務。家長買有品牌的電腦，看幾個標準套餐，比較一下功能及價錢便足夠，毋須勞師動眾，搭車去看花多眼亂的大型電腦商場。 

　　名牌減低資訊費用，導致分散銷售，還有其他例子。家庭電器，大都有牌子，也都是分散銷售的。大概十多年前，有冒險企業家在銅鑼灣軒尼詩道大街，搞了一整幢十幾層高的大型電器城，不到兩年的光景，便關門大吉了。九七之後，零售市場急速萎縮，商舖租金未及調整，電器滯銷，香港一度出現了「買家倉」現象。和記電業開放了葵涌的貨倉，周末用大型旅遊巴士，把大批顧客免費接送到貨倉來，一起排長龍買電器，蔚為奇觀。如今舖租回落，存貨又清得七七八八，買家倉遂化整為零，分散到社區去了。 

　　名牌用舊了，變成二手電器，品質參差，資訊費用回升。基隆街、鴨寮街的大型二手電器市場，就是要方便覓貨、格價，以減低尋覓資訊的費用。 

　　論資訊費用，名貴影音、相機、音響，要比一般家庭電器高，分布也比較集中。 

　　遊客人生路不熟，加上逗留時間有限制，尋覓價格訊息的費用，要比本地人高。服務他們的生意，也比較集中。八十年代，日本遊客消費力的高峰期，半島酒店的地庫、中環太子、文華，銅鑼灣崇光、三越、松板屋，都是歐西名牌的集中地。就連名牌假貨，也集中於羅湖商業城，這是名牌效應的港客版本了。 

盜版與北姑 

　　第六、教授說盜版影碟在同一市場出售，與正版商市場分開，這是指物以質聚。至於量方面，以往盜版影碟的銷售市場，遠比正版集中。近年海關打擊盜版集團，盜版店轉到街頭巷尾，黃昏過後才營業，大有分散銷售的趨勢。我看原因，是非法集團與執法機關角力的結果。要撿控盜版，需要物證。海關打擊盜版初期，盜版集團在商場附近有秘密貨倉，客人按圖選碟後，要等十分鐘，才有貨到。一個貨倉，同為多個店舖供貨。一旦海關殺到，貨倉立即停止供貨，減少店舖同時就擒的機會。 

　　與此類同的，是旺角的黃色事業。比之於五星酒店大堂的賣笑佳人，砵蘭街是集中得厲害。去年警方的火百合行動之後，傳媒勾畫出不同黑幫控制旺角色情事業的分布圖。幫會劃分了地盤，同一幫會的架步若分散，模糊了地盤的界線，會引起惡鬥。架步分散，也不利於北姑的「物流」管理。非法集團經營淫業，傾向集中管理，對證例子，應是一樓一鳳。鳳姐沒有明顯的集中地。沒有地盤之爭、沒有幫會與執法機關之間的角力，分布並不集中。今期周刊報道，鳳姐利用分類小廣告、甚至上網招徠，說明了資訊可以類聚於媒體，但鳳姐本身，卻是分散。新加坡、阿姆斯特丹給性工作者發執照，集中在指定的地點營業，又是另一個故事。 

類聚四律半 

　　六個註腳，寫長了。且簡單歸納如下。 

　　第一、物以類聚、或以質聚、可減低訊息費用。以質分類，只是細緻的分類方法。同質基本是同類，故此同類又同質的結聚規模，一般不比類聚大。故質聚大可包括在類聚�堶情A統稱為類聚定律。第二、交通費用是物以類聚的代價。第三、類聚的規模，以訊息的重要性來決定；這重要性可以生死存亡 （專科醫生） 而定、可以批發量而增、也可以百貨來匯聚，因為實證例子誇張明顯，應獨立定為結聚規模定理。第四是幫會規律。非法行為，是規模經濟，不法利益又是以地盤劃分。集中經營非法行業，可減低保障不法利益、物流管理的費用。 

　　最後是名牌效應。執照、品牌、廣告等方法，可減低資訊費用，但不一定擴大類聚的規模。由於結論不明顯，只能算是半個規律。 

　　以上四個半規律，互相交織，每個行業的條件不一，聚散分布亦有所不同。找出同一個行業，有聚有散的對應例子，細心比較，抽絲剝繭，才可知道決定聚散的關鍵因素。 

也談類聚定律．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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