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壹週刊/蘋果日報專欄 p.2


1. 自由市場討價還價 11. 江郎才盡 21. 演說的秘密
2. 從體育英雄到蠢文化 12. 鑑證專家的困境 22. 地震是怎樣的一回事
3. 中西兼通何難之有? 13. 蠔與蜆的選擇 23.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一)
4. 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14. 攝影藝術始於二十世紀終於二十世紀 24.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二)
5. 傳世的思想 15. 學士九百年(二之一) 25. 狂生傲語 序
6.《五常談教育》—序 16. 學士九百年(二之二) 26. 科學說需求
7.《五常談學術》-序 17. 廣州閒話(二之一) 27. 學生何來免費午餐?—答黃有光大俠
8. 什麼是想像力? 18. 廣州閒話(二之二) 28.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
9. 書法十變 19. 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29. 大陸文字行業的發展
10. 令人頭痛的唐詩三百首 20. 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語高行健先生 Go to the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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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由市場討價還價
1999-08-27 , 蘋果日報 蘋果論壇 

張五常教授在四九三期的《壹週刊》上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為甚麼在有競爭的市場上,購物者會討價還價?」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的環境G,需求與供給會被一隻無形的手拉至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上的價格就是需求與供給雙方願意支付的及願意接受的價格。既然有一個「公價」,何以還需要討價還價呢?

在沒有談這個問題前,我先談一談自己的一段經歷。

今年復活節假日,我到西安旅行,西安最出名的旅遊點自然是秦始皇兵馬俑。我們還沒到兵馬俑之前,導遊先帶我們去參觀一個製造兵馬俑工藝品的工場兼商店。

經濟學家的烏托邦

一個約三吋高的泥製兵馬俑工藝品標價五十元。導遊告訴我們,工場內商品的標價都偏高,可以討價還價的。很感謝導遊告訴大家可以討價還價,於是標價五十元的兵馬俑,有人還價二十元,有人還價二十五元,有人還價三十元,大家心目中的「價值」都不一樣。

一陣討價之後,大家以不同的價格買下一些兵馬俑,有人以二十八元成交,有人付三十元,大部分人付二十五元,極少數人竟然只付二十元就成交了,付得少的人上了旅遊車後喜氣洋洋,付得多的人後悔自己不盡量壓低價格。

但不論是喜氣洋洋付二十元的人,或是後悔多付錢的人,過了一天大家全都後悔了。第二天,導遊帶我們到兵馬俑場參觀,兵馬俑場外面,有一大群小販在叫賣兵馬俑工藝品,製作水平一模一樣,個個不同形狀,大小一樣也是三吋高的兵馬俑竟然只售一元,也就是說,付二十元買兵馬俑工藝品的人,實際上付出了「市價」的二十倍。

這個小故事說明了甚麼?

這說明了完全競爭的市場根本就是經濟學家的烏托邦,自由市場的力量是建立在資訊的充分流通,但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資訊的流通不是良好的。

市場平衡是暫時的

到過上海浦東的人都感到高樓大廈的空置情況非常嚴重,為甚麼當時大家在浦東建高樓的時候,不知道別人也同時在建高樓,導致今日高樓過剩!

當對沖基金橫行於亞洲之時,不少經濟學家大談自由市場的自然平衡,都不知道自由市場的背後卻有許許多多我們所不知道的資訊,每一天、每一秒的所謂市場平衡,實際上都只是建立在資訊不足夠的「暫時平衡」,新的資訊一出現,市場又變了,但也不可能達到真的平衡,因為每一項新的資訊的背後又隱藏韞t一些我們不知道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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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體育英雄到蠢文化
2000-09-07 , 壹週刊專欄 

  家中訂閱兩份報紙,一中一英,主要是太太看的。我看頭版及美國的體育消息。作學生時的習慣,三十多年後還改不了。體育消息,我要有大英雄才看。當年看拳王奇利(後來改名阿里),壘球看Koufax ,籃球看Baylor ……而跟蚢幭擉|更有興趣,是因為自己有兩位學生成了英雄人物:一位是打網球的Arthur Ashe ,另一位是打籃球的Lew Alcindor (後來改名為渣巴)。
 
 

  因為電視的普及,體育娛樂集中在一小撮英雄身上已有半個世紀了。舉足輕重的超級英雄,要十多年才出一個。聽說籃球超級英雄米高•佐敦退休後,市場每年損失大約美元二百億!去年千禧回顧,美國的好事之徒選舉歷史上最偉大的體育英雄,依稀記得是球王比利排第一,拳王阿里第二,米高•佐敦第三。這些都是電視普及後的人物,而全部都是以體育為職業的。

   最近我意識到一個奇蹟。選歷史體育英雄只不過是一年前的事,要是今天再選,冠軍可能是另一個人:那位年僅二十四歲的高爾夫球手Tiger Woods 。這是一件不容易想像的事。以市場價值來排列,Woods 是歷史之冠應無疑問。但在技藝上他是否歷史英雄之首,就只能武斷了。高爾夫球怎可與足球相比呢?然而,要是大家武斷投票,Woods 勝比利並不出奇。如果Woods 能保持目前的戰績,或謂過之,那麼再過十年八載,他「考」個歷史冠軍是相當肯定的了。

   英雄的品評、衡量,永遠是武斷的事。Woods 是一個現象。三年前,品評他的專家就差不多用盡所有的形容詞——那是說,他一開始作職業球手,就是一個現象了。幾年來他進步了不少,以至其比賽成績與其他的職業高手明顯地隔離了一個層次。在體育歷史上這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只有二十四歲,還有二十年會是這樣,現象奇特如此,也難怪所有與高爾夫球有關的行業都發了達。

   我沒有打過高爾夫球,但好於此道的朋友都說其困難程度極高。那不是一項面對面與敵手比併的體育——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體力的需求遠不如美式足球、拳賽那一類。Woods 在高爾夫球的各方面技藝全屬一流,早已有口皆碑。我特別欣賞的是他的心和氣平、臨危不亂、永不怯場的表現。球是那麼小,棍是那樣長,用全身之力把球遠打一千呎,微乎其微的分心小球就不知會飛到哪裡去。我不懂,沒有嘗試過,但所需的集中力卻容易想像。

   我無端端地談起體育來,是因為香港報章上的新聞好像是發了神經,讀之無味,棄之可惜。《南華早報》的體育版,在無聊中就更為可取了。話得說回來,以一個曾在美國求學、工作的人來品評,該體育版辦得差勁,只是比其他新聞好看罷了。

   朋友問,程介南事件怎樣看?他是做了錯事,還是做了壞事?我回應道:「都不是,程介南是做了蠢事!」蠢得離譜,而跑出來替他說話的人也是想也不想的。

   我可以舉出一個類同的例子來解釋程先生所做的是怎樣的事。多年以來,我是香港中七會考出經濟學試題及修改試題的一個人物。要是我在校外開一家補習社,不管是明的還是暗的,當然會生意淊淊。要是我那樣做,你說我蠢不蠢?就是沒有明文規定我不能開補習社,我怎樣也不會那樣做。瓜田李下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責任上的問題。出試題的人不賺出試題的勞力以外的錢,是一個責任;要對所有考生公平處理,也是一個責任。就是喜歡我行我素,百無禁忌,這些責任我是知道的。

   去年一位中學教師,曾經是我的學生,寫了一本中七的經濟學課本,請我寫「序」。

   我說自己還參與中七的會考試題,所以這個「序」不能寫。就是那麼簡單。

   程介南不僅開「補習社」,而且賣「試題」。政府某官員說:「試題」遲早要公開,早點賣出沒有問題。曾鈺成「強烈譴責」,但又認為「可做議員」。更無稽的是,好些「候選人」要新立法會研究程介南事件。這樣的事有什麼值得研究的?蠢!蠢!蠢!

   無獨有偶,鍾庭耀事件大有雷同之處,反映茩輕銂漱憭ぁ縝b「蠢化」。鄭耀宗沒有「做」錯什麼,但「講」錯,越講越錯,到後來語無倫次。程介明帶出麥列菲菲的「地震」言論,言之鑿鑿,據說是後來補加的。我沒有理由懷疑鍾庭耀所說的「壓力」,但他最後的陳辭,熱衷於社會的改進,不自量力,很有點那個。楊鐵樑反對公開調查報告,因為「需花大量紙張印製」。

   大學之外對鍾庭耀事件聆訊的一致品評,是香港大學不像一家學術機構。外人要到現在才知道,也算是蠢得可憐了。

   今早《蘋果日報》的頭版標題,說北京封殺林行止的著作在那裡的書展出售。蠢人有兩個。第一個是出版商沈登恩。山木的著作只一套就六十八本,沈老弟怎可以抬到北京去搏懵的?第二個是《壹週刊》頭頭楊懷康。他說「無法理解北京的做法」。要是《壹週刊》舉辦香江蠢才大比賽,我會投阿康一票!

   香港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文:張五常 插圖:黃黑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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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西兼通何難之有?
2000-09-28 , 壹週刊 - 專欄 

九月二十一日晚睡早起,清晨六時三十分送太太到機場去。辦好了登機手續,在機場買了一份《信報》,與太太飲茶去也。打開報章,見到一個小標題:「中英兼通是兩者不通」。心想,有冇搞錯?跟茠漱漱撘g道:「一個不懂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港大校長,正好不受文化干擾,全真至誠地為港大確立現代文化座標,重新和現代文明接上軌。」

我把這幾句文字讀給太太聽,說:「我老眼昏花,又是半睡半醒,可能讀錯。你給我讀一次,看看作者是否真的那樣胡說八道?」太太戴上老花眼鏡,讀後說:「你沒有看錯,真的胡說八道。」

該文的題目是《港大還未汲取教訓》,作者是洪青田,文內的主要論點是與前大法官楊鐵樑過不去,反對法官大人提出的選港大校長的準則。

送別太太,回抵家門八時三十分,還是半睡狀態。掛個電話給阿康,提到洪青田的論點,阿康大聲道:「我也是那樣說呀!就是在今天出版的《壹週刊》。」找到阿康的鴻文,題目是《從哈佛看港大》,細讀內文,論點與洪青田的似是而非。阿康說的是不要硬性規定「精通中國文化」才可以作港大校長。這我當然同意。

我不同意的是中西不可兼通,也不同意不懂中國文化做港大校長更為適合。我認為港大要專於學術,也同意要把學術「現代化」。洪青田似乎不明白,精於中國文化與學術現代化是沒有衝突的。且讓我解釋一下。

首先要說的,是中西兼通的人多的是。遠的不談,近在眼前的阿康就是一個,《蘋果》的董橋是一個,《信報》的林行止也是一個。再數下來就應該輪到區區在下了。我的中語行文不敢自評,但英語行文的水平自覺與中語的絕對一樣---大部分的朋友甚至認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洪青田似乎不知道,只要稍有看頭,學問、文章是沒有中外之分的。

洪青田又說;「要懂中文和中國文化的人來做校長,港大只可以和清華、北大,和復旦、武大競爭,不能和哈佛、耶魯、劍橋、史丹福並肩。」這看法也是不對的。洪先生可能認為,精於中國文化是一個包袱,怎樣也不能現代化。他不知道我那一輩的、四十多年前跑到外國求學、碰運氣的人,大都熱愛中國文化,老早就把食古不化的現代化了。

你要我考舊時的狀元不成,要我作八股文章不成,但其他的我不敢後人。拿出中國象棋,就是日漸黃昏,對一般棋手我還可以閉目讓雙馬。拿起毛筆,要我寫什麼鐘鼎之類不成,但上海中國畫院見到我的書法就封我為畫師,讓我過癮一下;而新潮的用墨變化,古人可不及我。你要談四書五經、詩詞歌賦、歷史文物,我可以奉陪。但我又可以把徐渭與梵高相提並論,把辛棄疾帶到法國的印象派;也可以寫千年回顧,把中國自北宋之後的文藝與經濟歷史與歐西的相比,而不用參考什麼書籍的。

你可以說我的「千年回顧」寫得不好,但那一連四篇的文章,在國內及外地被轉載了不下數十次。究其因,是我能把中國的歷史現代化,忽中忽西,如雪中舞劍,如烈日脫衣。在我這一輩子的同學中,能把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人數之不盡。我是因為這些同學的影響而變成這個樣子的。跟文章一樣,歸根究底,稍有看頭,文化也沒有什麼中外之分。

「現代化」是重視傳統,但不受傳統約束;是追求新意,但不亂來。我們讀聖賢書,讀兩句,罵一句;我們看新潮藝術,往往看不到皇帝的新衣;我們誦蘇東坡、聽莫札特,拍案叫絕,擊節而和之,於是樂甚,把蘇學士與牛津並論,把莫札特與米南宮的書法相比。精彩如斯,學問又怎會不迷人呢?

香港大學的困境,可不是什麼文化不文化,什麼中不成西不就,而是學術氣氛搞不上去。除了一些學者外,港大有好些事是與學術脫了節的。學生不喜歡上課(缺課的百分比可能破了世界紀錄);好些科目我從事大學工作數十年沒有聽過;研究誇誇其談,我不懂的不能說,但懂的大都是得個「講」字;文章要鬥多,質量不便說了。

這其中更為無稽的,是近幾年來,港大天天談改制,花上巨資請外間的學術低手作顧問,左改右改。這些人從頭到尾都不明白,港大的制度困難是行政的權力與學術的權力起了混淆,以行政管學術,漠視了知識就是力量。這樣一來,政治重於學術,不親歷其境就不容易相信。

我可以用自己深知的一個例子來表達港大的情況。鄭耀宗要我出局,眾說紛紜。有一天我問他:「你是否要我出局?」他回應道:「不是呀!但你德高望重,學術地位太高,若繼續留任,沒有人敢申請你的職位。」我想,mentality 如斯,算了算了。於是退位讓賢,割薪留教職。那是年多前的事了。

港大跟茈Z登廣告,聘請經濟講座教授。過了幾個月,沒有半個有分量的人申請,校長對我說:「史提芬,請幫個忙,介紹些有水平的來申請好不好?」我於是下功夫,找到三位蠻有資格的,都是華裔,其中一位出自清華,資歷一流,跑過哥倫比亞、耶魯、哈佛、史丹福等名校,獲柏克萊加州大學邀請為正教授。殊不知三位在第一個回合就被殺下馬來(不被shortlist )。不被港大聘請不是問題,但沒有一個被shortlist 就是世界奇聞了。

幾個月前,我見鄭校長,談話中問他為什麼不shortlist 那位出自清華的。他說:「我們有把他shortlist 呀!」我笑而不答。他於是說:「柏克萊加大要的人,我們怎可以聘請得到?」我說:「要是他肯來,你要不要?」「當然要。」「那你就寫在紙上,說要,我明天就請他來港大。」校長也笑而不答。

校長可不知道,那位清華老哥早就收到港大謝絕的信,告訴了我。今天的港大經濟金融學院,沒有一位正教授!這是政治,與什麼學術文化無關。

代郵

玉蓮如晤:

上期寫你的文章,本已囑黑蠻作畫,殊不知《壹週刊》擺烏龍,弄錯了,負負得正,今期補登上期的畫。你若再來港演奏,請預先通知,阿康和我必將功贖罪,替你宣揚一番。

五常

文:張五常 插圖:黃黑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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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2000-11-30 , 壹週刊 - 南窗集 

半個世紀前佛利民(M. Friedman )提出了學券制(School Voucher )。佛老的經濟建議歷來都很有分量,而我認為學券制是他多項建議中的神來之筆。多年過去了,學券制雖然有某些地方局部試用,但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憐,令人失望。

試想吧。若干年前,佛老提出美國廢除強迫徵兵制,國防轉為全由僱用的職業軍人從事。這當然是一個好主意,但與傳統的方法與信念有那樣大的差別,怎可以被一個大國接受呢?看來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建議,牽涉到國防那樣重要的事,竟然在三十年前被美國政府全面接受了!今天,美國再沒有強迫兵役這回事,職業軍人效率甚高,而軍費也相對地下降了。

 廢除有根深蒂固傳統的兵役制度被接受,而明顯地對社會教育大有好處的學券制卻不被接受,是一個不容易明白的現象了。且讓我試作解釋吧。

 公立學校的主要弊端,是顧客沒有選擇的權利,也沒有有效的發言權。你到一間酒家吃晚飯,見菜式不好,味道欠佳,只要批評半句,老闆或經理就臉有懼色,向你道歉,搶茧鳩A免費換菜。為什麼他們會那樣低聲下氣呢?無他,酒家老闆知道你可以選擇,不高興就不會再光顧。要是顧客沒有選擇的權利,你道酒家的菜式會怎樣?

 二十年前子女在美國唸小學,我放棄了在家鄰近的免費公立學校,每天清早駕車半小時送孩子到私立小學去。學費每孩每月美元三百五十,是辛苦賺回來的錢了。公立的免費,而政府資助的費用高出私立的一倍以上。私立的小學只有兩三間簡陋的木房子,校園跟公立的差很遠。但私立的不僅教得用心,而且每月要我花一個小時跟那裡的老師研討,對我陳述孩子的長短,分析他們的興趣,作出每個孩子的課程的建議,給我閱讀教育孩子的書籍,徵求我的意見。我被校方搞得不勝其煩,最後跟他們說:「你們是教育孩子的專家,教得那樣好,怎樣教我都不會反對,用不荍琲滌捋P了!」

 是因為有那樣一流的教育起點,我平生沒有一次叫子女做功課,或要他們準備考試,或替他們請補習老師的。孩子後來進了大學,選修什麼我從不過問,也不大清楚。子女在大學時,被選入美國優秀學生名列。他們可沒有告訴我。我知道,但想,子女唸小學時交了私立的學費,「優秀」是應該的吧。

 佛利民跟香港戰後的財政司郭伯偉一樣,反對政府資助教育。但如果政府必定要資助,佛老就認為學校要搞得像私立那樣的。這就是學券制的重心所在了。學生顧客把學券交到學校去,學校憑券跟政府換錢,選擇的權利落在顧客的手上,學校的運作就逼茩n仿效私立的方法,豈不妙哉?另一方面,政府的教育經費可以削減而還有比公立的有更好的教育,使納稅人減低負擔,兩全其美,不亦快哉?

 問題是學券制的建議不容易通過。這是因為有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既得益的團體:有鐵飯碗的老師、教育署的官員、考試局等,都會反對。美國每次要投學券制的票,既得益的團體可不是一盆散沙,或是烏合之眾。他們聯手集資刊登大量廣告,把家長們嚇得不敢多說話。

另一方面,一盆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學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數點是他們感到不安的。

 (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費大得那樣驚人,一提到學券可以削減教育經費,他們就認為教育的水平會下降了。

 這其中顯然有一個謬誤。私立學校每個學生的經費一般地比公立的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遠勝後者。今天美國最好的前二十間大學——哈佛、芝加哥、耶魯、史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個學生的經費低於香港的大學。不要告訴我香港的大學有近於這些美國大學的水平。

 (二)這點我稱之為鄭經翰的鄙視。鄭大班認為,以學券制推行私營學校,為了招徠賺錢,好些學校就會讓學生看連環圖,不務正學,於是「野雞」林立也。鄭大班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長——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麼才是好教育,且對孩子的求學漠不關心。言下之意,大班反對學券制,是他關心他人的子女比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三)這點比較頭痛。美國及好些其他地區,公立與私立學校並存。以學券資助現有的公立學校,私立的總要有同樣的學券補貼——不然的話,怎可以向納稅人交代呢?這樣一來,現有的公立免費享受者,就難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們的免費享受。

 有理說不清,我們不容易說服現有的公立享受者,在經費被學券瓜分後而改為私立,教育的水平還會改進。在香港,這個頭痛問題是不大存在的。這是因為多年來經過納稅人對公立學校的樂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四)這是個更為頭痛的問題。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試行學券制的地區,其成效不大明顯,甚至有不良的效果。阿康很熱衷於學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兩個寶貝女兒也),傳真給我不少關於外地局部試行學券制的經驗。

 我細讀這些報告後,認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況,主要是一個原因:局部試行。推行學券制是不應該局部的,更不要「小心」的處理。小心翼翼地處理,局部的嘗試,總會附帶茼h種與自由市場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眾所周知,不一定比公立的辦得好。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解釋這一點。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學券制,你道會怎樣?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學生爆棚;平平的不夠學生;而聲望差勁的,學生人數可能下降至零。你是同意的吧。但為什麼會這樣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學費。要是政府發學券後就什麼也不管,那麼需求大的名校就會在學券之上補加學費,使申請入學的人數減少。這就會給那些不濟的一個機會,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文:張五常 插圖:黃黑蠻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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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傳世的思想
2000-12-07 , 壹週刊 - 南窗集 

如果你搞學術,希望有些思想可以傳世,你要有什麼條件呢?這問題似乎沒有人提出過,而我也沒有作過研究。但在學術上我是過來人,尊重傳統,對前賢的思想視如葡萄美酒。因此,這問題我可以試答一下。 在經濟學歷史上,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應該是史德拉(G.J.Stigler, 1911-1991 )。有些人會選熊彼得(J. Schumpeter, 1883-1950 )作答,但我還是選史德拉。熊氏雖然在經濟思想史上下過不少工夫,但他對理論的認識不夠深入,算不上是高手。 足以傳世的思想當然要有新意,有啟發力,影響後來的學者。有些思想發表後,聲名甚大,或紅極一時,但十多年後就不知所終。這些算不上是傳世。有三幾十年持久性的算有點分量,但我認為比較安全的傳世定義,是要有半個世紀以上才可以勒碑誌之。這是不容易的成就了。

有些思想足以傳世,但給外人抄襲了,襲者成了名,而原作者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也有一些經天緯地的思想,很多年後才被人發現而傳世。奧國和尚孟德爾(G.J. Mendel, 1822-1884 )的遺傳學研究,在他身後五十八年才被發現,而他定下來的三大遺傳定律,今天還是有口皆碑。

 頂級的傳世思想大都有一個特徵。那就是我們不知道作者是怎樣想出來的,很有點神秘感。牛頓如是,達爾文如是,孟德爾如是,愛因斯坦也如是。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那是基因結構(DNA Structure )的發現。半個世紀前,生物學家都預先知道有DNA 的存在,大家都同意若其結構被發現了,是生物學上最重要的貢獻。因此,好些學者競爭去找尋。兩位合作的發現者之一的J. Watson 將整個研究過程寫了一本書,書名The Double Helix 。這本書是難得一見的精彩之作,緊張刺激兼而有之。對科學有興趣的學子,是非讀不可的。(英文書局應該有售,讀者無需懂生物學。)

 回頭說作出傳世思想的條件,像孟德爾那種頂級思想不需要談了。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是沒有資格問津的。還是說一下那些可以傳世五十年或以上的思想吧。

 我認為幸運或碰彩的機會是不大的。傳世思想的作者一定要日思夜想,費盡移山心力,然後才有機會得到突破。這突破不一定是作者日思夜想的——可能是題外有關的思想,在不經意中跑了出來。

 我也認為高智商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想像力(Imagination )。想像力高的人不一定很聰明。不能太蠢,但中等或以上的智商,只要想像力好,就有機會作出傳世的思想。是的,以傳世而論,想像力比智商重要得多。我大肆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因為我認為這制度抹殺了學子的想像力。

 傳世的思想要有創意。然而,創意千萬不可強求。刻意創新是大忌。創新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思想要順其自然。人的腦子各各不同,順其自然,有時你想不創新也不容易。強作創新,務求與眾不同,得出來的永遠是些不倫不類的怪物,不可能傳世。

 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個少有被提及的、作出傳世思想的重要條件。那就是作者要知道問題是否重要。這關於品味,是很特別的天分了。不管你智商多高,想像力多大,但品味不成而在不重要的題材上下工夫,怎樣也不可以傳世。

 試想一下吧。任何學術,每個人的黃金創作時期大約二十年,特別長的可達三十年。找了一個題材下工夫,動不動要三、五年,而又不一定可以找到可取的答案。若不懂得找重要的題材下注,轉眼之間就日暮黃昏。

 我不容易說清楚題材的重要性是怎樣衡量的。要是能預先清楚地知道,我在經濟學上發表的學術文章不會超過五篇——孤注一擲地五年寫一篇是正荂C

 有一位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朋友,發表了數以百計的文章。他告訴我因為自己不能預先知道文章的重要性,就一於多寫,多發表。這位朋友認為想錯了無傷大雅,就採用撒網政策。

 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高斯(R.H. Coase, 1910- )對重要性的判斷最高明。問他為什麼事前能知道問題重要,他說從來不知,只是一種感受。你相信不相信?

 我是相信的。一九九一年高斯在他的諾貝爾獎演說中提到我。他說不知道自己一九六○年發表的關於高斯定律的文章是重要的。他要到六十年代後期跟我研討才知道該文的重要性!

 數十年來,每次找研究題材,我總要花一段時間來衡量其重要性才決定下注。很不幸,我還是中計的多,傳世的少。所以你若要我教你怎樣衡量重要性的問題,我最好的答案是:要有高斯的感受。

 要具體地說一下還是可以的,但幫助不大。重要的思想必定有兩個特徵。其一是有趣味,其二是有廣泛的用場。問題是,這二者在事前怎可以知道?我認為很有趣味的,其他的人不一定同意。至於用場的廣泛性,大都是作品發表後多年才可以比較肯定地說。

 據說孟德爾當年全然不知道自己的遺傳研究是重要的,他只是埋頭在後園種豆看花。這觀點我不同意。孟德爾種豆種了很長的日子,若沒有高斯的感受,他豈不是傻佬一名?像基因結構那種在發現前就眾所周知其重要性的研究,是很少有的。

 最後不妨說一下自己的經驗。經驗上,凡是自己認為重要而用心寫的關於理論或概念的學術文章,傳世三十年並不困難,甚至可說是十拿九穩。能否超越五十年我可能看不到了。另一方面,無論怎樣用心寫,凡是重於事實考查的,傳世的機會很小。我只有一篇考查的文章——一九七二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是歷久不衰的。

 如果我個人的經驗是一般性的話,艱巨的考查工程的回報率,實在是偏低了。

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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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常談教育》—序
2000-12-14 , 壹週刊 -南窗集 

國內的朋友要求我把發表過的有關教育與學術的文章選出來,結集分為兩本書。這些文章大部分在我其他的結集出現過,結完又結,集了再集,豈不是有欺騙之嫌?但朋友們認為我應該這樣做,因為我的教育、學術觀點對中國的青年有用處。雖然這樣說,我認為他們要求的主要原因,是我出版過的中語文章結集,每一本總有三幾篇文章,或有些詞或句,不能通過北京有關部門的審查。比起十多年前,中國對言論的確是開放了不少,但還有沙石。朋友們認為我談教育及學術的文章,在國內可以暢通無阻。為了數之不盡的像我四十多年前發奮求學的今天的中國青年,這兩本結集的建議我就接受了。我打算先出版繁體字的,簡體字在國內繼之。

永遠都失望,但也永遠還有希望。數十年來,我老是想,只要中國的青年有好的學習機會,中國就會富強起來了。可不是嗎?昔日中國的青年,主理今天的中國,而明天的中國,是今天中國青年的天下。這是上帝定下來的邏輯,怎樣也錯不了。問題是他們沒有好的求學機會,又或者是長大於一個以政治、主義掛帥的國家,近墨者黑。一年一年地過去,我的希望皆成泡影。

 然而,自從六歲在國內逃難起,我沒有見過中國的青年有今天那樣好的學習機會。不是大好特好:他們不夠求學的錢,師資不足,讀物難求——要不是買不起就是被禁——而又還要上什麼思想教育的課,比起四十年前我在美國的際遇,有天淵之別。但說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的學習機會最好是今天,卻是對的。

 這兩年來我到國內對學生講話十多次了,每次都很欣賞他們的求知意識,而在多種還未能清除的約束下,我在他們的校園中感覺到有思想自由的氣氛。這判斷我是個專家了。在學術上打滾那麼多年,一踏進任何大學校園我就可從空氣中有所感受。

 四十多年前,我知道只要自己有知識,生活是不愁的,而學問的本身可以享受,於是一發勁,知識就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雖然今天中國青年的際遇遠不及我當年的,但他們的求知意識與我當年的一樣。他們知道知識有價,可以享受,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得到明天。

 去年我想,自己在學術上搞了數十年,興趣比一般學者廣泛,而在國際上的學術朋友也算是不少的,我應該將自己餘下來的日子,介紹重要而又有趣味的西方學術給中國的青年。我於是想到在國內辦一家出版社,有系統地請人翻譯,或找同好的著作,或購買版權等,以刊物推廣知識。中國青年還需要讀的精彩的書,實在是太多了。

 殊不知託幾位朋友查詢在國內辦出版社的手續,得到的回應,一致地說不可能拿得牌照。我不知道那是因為國家的領導人要控制知識的傳播,還是國營的出版社要維護他們的特權利益,又或是二者的合併。有這樣的局限,我想,上文所說的兩本結集是應該嘗試的。

 我是搞學問的,無論科學、哲學、文學、歷史、藝術、中外文化等,我都嘗試過,下過一點功夫。搞得不太精,但很懂得怎樣搞。然而,我不是一個教育專家。正相反,我的教育方法是自己想出來的,與專家之見相去十萬八千里。

 令我驚喜的是,去年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是專家談教育》的文章,被各地轉載了數十次,而聽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國內的朋友說,他們歷來重視我對教育的看法。這倒有點奇哉怪也,因為我主張的是鼓勵學子以興趣求學,讓他們自由發展,毫不勉強。國內的朋友喜歡聽到這一套,可能是因為他們歷來所受到的教育,皆在權威定下來的框框之內。一代一代地被約束了那麼久,讀到我的教育言論就彷彿「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香港的朋友反而沒有這樣的感受。有一天,一位女秘書說要趕回家,因為明天兒子要交功課。我說:「你這樣管他是害了他;要兒子將來學有所成,你要讓他自由地找尋自己求學的興趣。」秘書小姐聽而不聞,急步回家去矣。

 好些香港朋友讀到我的關於教育的文章,說:「你主張的教育方法聽來很合理,但只適用於你自己。我們的孩子沒有你的天分,這種方法是用不茠滿C」胡說八道。七十年代,有十多位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子女,得到我少許幫忙,到美國西雅圖讀大學。我對他們簡略地說一下求學之道,久不久見他們一次。這些學子一般地讀得好,成了專業人士;今天年長了,還健在,可以作證。

 回頭說我「炒」舊文(其實有些是新的)來結集這本談教育的書,左選右選之後,入圍的加起來竟然達三百多頁。這大概是我以中語下筆寫過的九分之一的文字,雖然算不上是洋洋大觀,但也頗具「威勢」。

 《五常談教育》選取的文章是關於讀書、拜師、思考、文章、教養、制度等幾方面的。都是個人的經驗、個人的看法。這些文章是從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發表的《讀書的方法》起,到最近發表的,為期整整十七年。我把這些文章從頭細看一遍,覺得前後大致沒有矛盾。這樣,不管是好是壞,是對是錯,總算是一家之言了。

 世界上沒有任何作者不喜歡多些讀者的。但要爭取讀者,談何容易。所以雖然是結集,要下的功夫倒也不少。書要美觀,既要向智英老弟借一張黑蠻替我畫的但被他佔為己有的畫作書面,又要周老師題字。(我自己的書法可以應付,但朋友說周老師的沒有那樣「狂」,與「教育」比較接近!)搞好了「門面」,內容要分類安排,文字要修改一下,要校對,又要補加一些「後記」。

 讀者盍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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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談教育》已經出版,各大書店有售。

張五常nextb@nextmedia.com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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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常談學術》-序
2000-12-21 , 壹週刊 - 南窗集 

話說十多年前,鍾祖文醫生(今已故)請我到他的家吃晚飯,主要的賓客是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來自劍橋,是研究生理與心理的。席上老教授談到基因,只說了幾句我就知道是遇上了一位頂級人物。面對大師,怎會放過求知的機會呢? 我於是跟老教授研討基因的問題,再轉到R.Dawkins 的《自私基因》那本書上去。大家談得很投入,一下子就用盡整晚的時間,在座的鍾醫生及黃醫生也聽得入神,大家覺得盛筵難再。到最後,我對老教授說:「聽說這些年來英國的大學被美國的比下去了。今晚我才知道,劍橋名不虛傳!」這是衷心話。

朋友,想想吧。我對基因只知皮毛,怎可以與專於此道的高人辯論呢?任何選修過幾科生物的學生,會說得我完全不懂。但老教授說得清楚明白,觸發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能反駁,提出質疑,甚至建議基因研究應走的路。那是什麼原因呢?無他,老教授對自己所學融會貫通,知的與不知的分得清楚而又有膽直說,他知道我是門外漢,就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自己的學問。頂級的學術,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你要我把經濟學說得你完全不懂,易如反掌也。你沒有讀過經濟,我要向你說得清楚明白,倒要用上三幾個層次之上的功夫。實不相瞞,今天我在《蘋果日報》寫《經濟解釋》,算是有恃無恐,有點狂而傲了。但如果一門學問怎樣說外人也不明白,又算是什麼學問了?

 我討厭那些老氣橫秋,或道貌岸然,或沽名釣譽,或故扮高深的所謂學者。學術是那樣有趣的事,可以那樣迷人,怎可以搞得不明不白的?懂說懂,不懂說不懂,有誰會因為我說不懂而小看了我?要是我說來說去你也不懂,你會不會拍案叫絕,回家對老婆說:「張教授高深莫測,果然了得!」以我之見,高深莫測易過借火,也難怪在學術界中這種人多的是。

 純真的學問很迷人。有時我們要搞得很深入,但迷人之處永遠都是從淺中現出來。像我這種次一級的腦子,通常要向深處走一段時期才能以淺的創作,而在求學的三十多年前,我要來來回回好幾次。四十歲後,深的層面我越來越少涉及了。這是進步。我認識佛利民、高斯、史德拉、艾智仁等高人時,覺得他們的思維永遠都是那樣淺,使我覺得他們勝我一籌。後來我又自我安慰,認為他們作學生時也可能像我一樣,深呀深的搞過一段日子。

 學術與藝術有好些地方不同。這裡我要說的,是藝術的欣賞不難學,但若要親自動手製作,總要花幾年功夫學習。欣賞是享受,但深入地享受還是要自己動手才能達到的。好些朋友像我一樣,聽到某鋼琴家演奏就恨不得自己也可以。看到林風眠或梵高的畫,我真想自己動手去試畫幾筆,但最後還是不敢嘗試。十年前我看到周慧珺寫書法,忍不住就索性自己也動手了。

 學術的欣賞比藝術困難,但入門卻容易得多。搞學術不需要什麼天分,你要嘗試就立刻可以動工。想想吧,你要彈鋼琴或寫書法,總要有一段時期自己耳不堪聽,目不忍睹。這一關不容易過,而若沒有少許天分你可能很失望,甚至悲從中來。學術是另一回事。一用功,幾個小時後你就多知一點,有點收穫。當然,在學術上要有成就絕不容易,是要下苦功的。但我們不需要為了成就才搞學術。多知一點,思想上得到一點啟發,並不困難,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問題是若要欣賞學術,要得到學術的享受,可不像聽音樂或看油畫那樣容易。要享受學術,你總要親力親為地搞一下。不一定要進什麼大學,但要老老實實地搞一段日子。你可以完全不會彈琴而欣賞琴音,不會繪畫而熱愛畫作。但學術就沒有那樣方便了。

 學術是要親學其術才能欣賞,才能享受的。可幸的是,可以享受的學術永遠是淺的而不是深的。要是你苛求一點,要自己創作學術,那你很可能要像我一樣,先苦後甜,要在深處鑽研一段日子。享受學術不一定要自己創作,但要知道學者所說的是什麼。

 有高人指點迷津,欣賞學術當然事半功倍。高人難遇,不得已而求其次,你還有兩個法門。其一是讀一點書。不需要讀很多,但需要找精彩的來讀。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方面的話,你可以找些關於多項學術的書籍,尤其是那些關於各項學術高人的生平事蹟與他們的思想的簡介。讀後再選其中自己較有興趣的入手。其二是結交一些對學術了迷的朋友,談天說地。這後者在美國很容易,在香港則比較困難了。

 《五常談學術》這本書是《五常談教育》的姊妹結集,是應國內朋友的要求,選出有關的舊文再補加一些新的。目的是給國內的青年讀,先在香港出版繁體字,國內簡體繼之。

 書中的文章內容,是自己的經驗,自己的觀察。任何個人的經驗都是與眾不同的,不值得勒碑誌之。我的經驗比較幸運,也比較過癮。誇張一點地說,比較精彩。

 生長在人類歷史上學術發展最快的二十世紀,問津經濟學於該學問最熱鬧的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一個少年時讀書不成的中國學生,糊裡糊塗地跑到北美去碰運氣。此碰也,遇上一番景象。

 是為序。

 (按:《五常談學術》已經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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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什麼是想像力?
2000-12-28 , 壹週刊 -南窗集 

在《傳世的思想》一文內,我談到一個足以傳世的思想不一定是聰明之作,但一定要有想像力。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直指想像力(Imagination )比任何思想重要。我沒有聽過有關「想像力」的定義,或讀過有關的闡釋。很顯然,「想像力」不容易具體地說清楚。但正因為不知道他人之見,我倒可以無約束地說一下,讓讀者考慮。 有些人可以在數學上算得很快,快得驚人——這不是想像力。有些人可以一目十行,或過目不忘——這不是想像力。有些人智商奇高,其推理及理解能力叫人拜服——但這也不是想像力。那是說,聰明才智之士,不一定有想像力。胸有實學的人的想像力也不一定是超人一等的。那是說,想像力是很特別的一種天賦,是創作思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但往往被一般人漠視了。

什麼是想像力呢?先舉一個例子吧。我認為以花比美人很有想像力。發明這比喻的人不一定聰明,而頂級智商的可能窮整生之力也作不出這比喻來。且讓我舉出一些中國詩人的「想像」例子吧。

 單舉唐人就夠了。李白:「雲想衣裳花想容」;「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杜牧:「落花猶似墜樓人」;白居易:「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李商隱:「蠟炬成灰淚始乾」。

 從以上的詩句或文句可見,那所謂想像力都是以引用例子而成,妙不可言,恰到好處,很有新鮮感。那是說,善用例子的人,其想像力總會有點瞄頭,而智商奇高的不一定善用例子。

 科學上,善用例子(有想像力)而創立石破天驚的理論的,首推愛因斯坦。屢見經傳,此公的「相對論」是以例子想出來的。愛氏用例子之說容易相信,因為在當時,他不可能以觀察到的事物或現象為依歸。他只是以例子來想像。古往今來,以例子推理的成就來衡量,沒有誰比得上愛因斯坦。

 在其他科學上,以例子推理而有大成的例子數之不盡。以我熟知的經濟學來說吧。在那所謂社會與私人成本分歧這個大題材上,經濟學者用上三個如詩如畫的例子。米爾(J.S. Mill )的燈塔,使夜間的船隻避開礁石,但船主不付費用而逃之夭夭。庇古(A.C.Pigou )的禾田大地如茵,但火車從中經過,火花飛到稻穗上,損害而不負責。米德(J.E.Meade )的蜜蜂翻飛,到百花齊放的果樹採蜜,但卻沒有給果園主人付蜜漿之價。這些有名的例子都很有想像力,足以令人神往的。問題是這些大師以為舉出的是實例,但其實與真實世界是脫了節的。這樣一來,這些例子引導出來的理論,雖然傳世甚久,卻是錯了。

 觸發高斯定律——那站在產權經濟學中心的——所用的例子,不僅富想像力,近於幻想,但卻是真的實例。該例子是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東北岸上的人與出海的船隻通訊,大家用上同一的波音頻率,引起混淆。高斯(R.H. Coase )問,波音頻率的產權誰屬?以看不見的頻率來論產權的界定,新奇過癮,而跟茧o展的產權理論就一日千里。

 在實證科學上,有想像力的例子重要,但同樣重要旳是要用實例。這不是說在推理時我們不可用空中樓閣的例子,而是推出來的理論的驗證,遲早都要用實例。因此,一開始推理就用上實例,可以省卻一重功夫。

 用上精彩、恰當而又有啟發性的例子,是想像力的表現了。然而,有些富於想像力的成就,其所用的例子過於直接,使人覺得沒有用例子。

 奧國和尚孟德爾(G. J. Mendel )在百多年前發現的遺傳三大定律,是在教堂的後園種豆,觀豆的高矮與豆花的顏色變化而想出來的。令我最心折的科學發現,孟德爾的遺傳定律僅次於相對論。作學生時我讀到孟德爾的貢獻,好幾個晚上睡不荂A不停地想,這個和尚怎會無端端地到後園種起豆來的?當時的世界,是相信由血遺傳或其他怪誕不經的見解。孟德爾的想像力使我越想越佩服。他以種豆推理,是用上一個大有想像力的實例。

 上文所談的想像力,都是與「例子」有關的。例子可以是實例,也可以是虛構。說一個人有強的想像力,是說例子選得恰當,扣人心絃,有啟發力,往往轉換了一個角度,使人看到一個新的局面,另有天地,可以看得更遠、更廣闊的。

 有些造詣的想像力是用不茖狺l的。說下象棋吧。這玩意主要是推理,但高手的神來之荂A往往表達茪ㄓZ的想像力。有時我們可以說下棋的想像是前人走過的例子,但國手胡榮華在文革期間所走的棋,常有前無古人的茠k,而這些無跡可尋的,似乎不是推理那麼簡單。無以名之,我稱之為「想像」。美國昔日國際象棋天才費沙(Bobby Fischer )走得天馬行空,專家的評論認為不可能是推理想出來,故又稱之為「想像」。數學的天分與下棋的不同,而一些超凡的數學天才,不用例子而無端地想出一些定理,驚世駭俗,又被稱為想像。用例子的想像力已不容易具體地說明,不用例子的更是無理說不清。

 想像力是一種天賦。但那不是智商,不是推理,不是記憶。當然,有了想像,以智商推理是很自然的事,但想像力的本身卻與智商無關。以花比美人,與智商有什麼關係呢?

 說了這麼久,那麼想像力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想像力是一種聯想。以例子想像當然是聯想,不用例子的下棋或數學的神來之筆,智商再高也不一定想得出,推理推不到,但聯想卻可以別開生面。

 聯想有一種特異功能。風馬牛不相關的事,可以被扯到同一問題上去。你說李賀,我想到愛倫坡;你說徐渭,我想到梵高;你說辛棄疾,我想到法國的印象派。這些聯想是想像力,雖然很平凡。你提出任何經濟上的問題,我都想到產權那方面去。這是高一點的想像力。不知奧國當年的那個和尚,憑什麼會想到以種豆為例子的?愛因斯坦怎會想到以一個人飛行快過光來作比喻?

 高斯曾經對我說:「不管你說什麼,我總是想到馬鈴薯那方面去。」這聽來是很蠢的吧!高斯的成就,以想像力勝。

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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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書法十變
2001-01-04 , 壹週刊 - 南窗集 

書法是一種視覺藝術,是比較奇特的:沒有畫面,而文字的內容不重要。沒有畫面,是指沒有物體為依歸。美國二十世紀的一些抽象大畫師,J. Pollock 、W. de Koonig 、S. Francis ,還可以加上我們的趙無極等,其畫作的哲理就與中國的書法差不多完全一樣。有兩點略為不同:其一是書法沒有色彩,其二是書法要讓識者能把字讀出來。那是說,中國的書法比西方的抽象畫作有較大的約束,所以困難程度比較高,要多求變化。

抽象藝術的主旨,是化能量為視覺(Energy made visible );書法的主旨是把感情以筆墨表達出來。兩者說的是同一回事。能量是奔放的感情,而書法要講震撼性。排山倒海的感情表達,不一定是狂放的。五代楊凝式的書法有時寫得很靜,如怨如訴,感情來得純而真,其表達茠滲銃q數世紀一見。

 沒有物體畫面及故事內容的藝術,表達感情主要是靠變化,中、外皆然。因為感情是多方面的,變化愈多愈好,但不可以亂來。可取的變化有規律,因為人的感情有內心和絃的規律。這些規律是藝術的真諦。我曾經說,以規律而言,莫札特的音樂與中國的書法是如出一轍的。

 書法的變化大致可分十種,要掌握就先要學用筆、用墨、用紙,要多看前人的作品,也要多用腦去想。有了這些基礎,體會到變化的規律,下筆時就心手兩忘,情之所至,意之所之,寫得怎樣就怎樣。好書法難於上青天!

 且讓我大略地談談書法的十種變化吧。行、草可以容納最多的變化,所以這些是從行、草那方面看的。

(一)大小

三個同樣大小的字,筆劃的粗細與多少差不多的,若相連在一起,整幅書法就廢了!通常來說,少劃的字寫小,多劃的寫大,但反過來的例外偶有奇效。每個中文字有多種寫法,一個書法家要記得三幾種。這對大小的變化很有幫助。

(二)粗細

指筆劃的粗細,是提、按的變化了。提按是用筆的一個重點,因為要一氣呵成,書者不能每寫一筆就到墨硯上整理筆毛。按下而粗寫,筆毛八字打開,跟荋ㄤ妓蚍g要練得筆毛會自然地收合起來。純羊毫的筆毛最軟,下按最易,但提筆時筆毛因為不夠彈性而收合最難。毛愈軟,變化愈多,但用筆是比較難學的。要提按自如,用筆要做到八面出鋒。

(三)寬緊

作畫既要密不通風,也要寬可跑馬——書法也是如此。一個字的結構要有寬有緊,或一個字寬一個字緊。有時書者可把兩個字作一個字寫,寫得緊緊的,再下去就突然寬敞起來。不僅上下要有寬緊,左右也如是。寫了一行,下一行要看上一行而變。其他的變化也是要上下左右一起顧及的。

(四)左右

書法常談的行氣,不是指一行寫得夠直,而是指字與字之間的連貫氣勢。上佳的行氣,可以寫得忽左忽右,好像醉酒行步似的。書法的字可以分開來讀,但卻不應該分開來寫。(就是字與字之間有大距離,也要寫得有連貫性。)書法要整幅看,所以下筆時的意識,是忘記字與字之間的分離,好像是畫一幅抽象畫作似的。能做到這一點,忽左忽右的困難就解決了。

(五)濃淡

這是今人勝前人之處。前人所用的墨色一樣,今人有寫得忽濃忽淡的,大有佳處。濃淡的寫法是水墨並用,而墨的質量就變得不大重要了。有時單蘸墨,有時單蘸水,有時先水後墨而後寫,也有時先墨後水而後寫,效果各有不同。過時而壞了的墨叫作「宿墨」,某部分的墨與膠分離,有沉澱,寫來大有奇趣。中國產的墨汁過了三幾天就變作「宿墨」,奇臭!日本的墨汁永遠不臭,但要等好幾年才有「宿墨」之效。我有三十瓶藏了四年的日產墨汁,成為壞了的「宿墨」,珍品也!

(六)潤枯

「潤」是多墨濕筆;「枯」是少墨乾筆。少人知道的是把這二者用到極端會有很好的效果。這是明末清初書法大師王鐸發明的。二者用到極端,潤的化開來以至筆劃不能分辨,枯的要細看才見墨跡。王鐸有好些精品,是每蘸一次墨寫到全乾才再蘸墨。要把潤枯極端化,有兩個重要的法門。其一是極潤而刻意地要墨化開來時,手的動作要把筆劃交代得很清楚——這樣,化墨而不辨筆劃,觀者還可以感覺到字意。其二,用筆要非常老到,否則一到枯筆筆毛就散亂了。宣紙有生、熟之分,也有半生半熟的。要增加墨的變化一定要用生紙,越生越好。生紙難用,但筆用得好就沒有困難了。

(七)快慢

書法是要有節奏的,寫時筆鋒好像是在紙上起舞。快筆剛健,慢筆婉約。時快時慢要有像音樂的節奏,而在快與慢的交替中不要稜角分明,以至有斧鑿痕跡。慢筆比快筆難。寫得好的慢筆,有很自然的波動,是足以扣人心絃的。

(八)狂靜

所謂動若脫免,靜如處子,上佳的書法也如是。「狂」不一定是指狂草——行書草寫也可以寫得很狂放的。有時狂寫是胡亂地寫幾筆,亂來一下,可有奇效,但這種寫法只可偶而為之,常用就變得真的是亂來了。從狂轉靜,可以漸變,但有時一下子狂、靜分明,感情的表達會使觀者喘不過氣來。

(九)真草

「真」是指楷書或看得分明的行書。全用楷書變化很少,不可取也。行、草並用是上佳的書法形式中比較容易表達感情的。純用行書不容易寫得好;純草也不易,但比純「行」易一點。在真、草之變中我最欣賞那據說是顏魯公所寫的《裴將軍帖》。這個名帖用上隸、楷、行、草各體字,是窮「體」變之道也。

(十)危安

以書法表達感情,若要增加震撼力,字不妨寫得「險」一點。險而不怪,是米芾說的。危而安,是孫過庭說的。以「中」字為例,垂直的一豎可以偏左,更好是偏右,若在中間就少了險意;那一豎可以上長下短,也可以上短下長,若上下一樣,就因為過於平穩而把字寫「死」了。「小」字的左右兩點是不應該對稱的。把「小」字右面那一點寫開些,增加了該字要翻轉的動態,跟茠漲r撫而安之,就是好書法。

 上述的書法十變,是意圖以一個整數來分析感情的全面表達可以有的變化。但學書法不要墨守成規。天真自然的感情流露,一下筆就禁不住不斷求變。意之所之,變得有人類內心和絃的規律,哪管是十種還是八種,又或是哪一種?好書法就是好書法,是用不茪尷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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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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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令人頭痛的唐詩三百首
2001-01-11 , 壹週刊 - 南窗集 

好些讀者知道我的中文是背回來的。這些年來,其中不少要求我把值得背誦的詩、詞、古文等選出來,輯而成書,好叫他們或他們的子女能依樣地背誦一下。選文背誦很重要,好的不容易選,而選壞了則弄巧反拙。記得四十多年前學英文,要選文章背誦,在朋友間左問右問,求教有什麼值得背的。

談到中國的詩、詞、古文,我想,背不背是另一回事,但選出佳作輯而成書倒有意思。這類的書籍在市場上多如天上星,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既然認為自己的品味有獨特之處(其實每個人皆如是),選輯一下可能有點滿足感。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的詞我不敢染指。不是因為我對詞不熱愛,而是龍榆生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出版的《唐宋名家詞選》,高不可攀,令我見而生畏。詩與古文呢?可能還有可乘之機吧。

 我於是想到重選《唐詩三百首》。該書是一七六三年一位別號「蘅塘退士」的人編選的,二百多年來,不同的版本數以十計。原來選輯的唐詩大約三百一十首,有些版本較少,但內裡的詩大致相同。這本書好而重要:它把唐代一項重要的藝術文化普及地推廣了。

 問題是藝術的品評會因時而異。舉一個例,四十年前我讀歐洲的藝術歷史,畫家重要性的排列,與今天的很不一樣。以法國的印象派來說,Renoir 當年很重要,今天就似乎不怎麼樣了。另一方面,名氣大升的有Cezanne 、Modigliani 等人。藝術畢竟是要受時日的考驗的。

 以我們今天的品味來衡量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有好些地方值得商榷。首要的是李賀的詩該書一首也沒有!今天看來,怎樣說這也是大漏。其他比較次要的,是杜牧的詩太少;韓愈之類的詩品太多;李白與杜甫的一些精品,竟然不入圍,而入圍的有些算不上是上選之作。還有其他可商榷的,不能盡列了。

 提到韓愈,我要發點牢騷。這個「文起八代之衰」的名家是個八股佬,與我的品味格格不入。然而,在《古文觀止》那本名著中,他的古文數量竟然多於蘇東坡的(二十四比十七)。不是我刻意低貶古人,而是時代有了很大的轉變。

 幾星期前我試行重選唐詩三百首,第一回選出來的佳作只有一百八十首,把我嚇了一跳。大名鼎鼎的唐詩,首選的怎可以那樣少?我事前以為可以首選四百,然後淘汰一百。淘汰容易,要加上去就困難了!我於是坐下來,細想出了什麼亂子。

 我想到的第一個解釋,是唐代之後,有很多以唐詩為範的詩寫得非常好,其中不少絕不在唐詩的佳作之下。我是今天的人,讀過的詩當然包羅萬有。選唐詩,我不經意地以唐後的佳作與之相比。這樣一來,唐詩就變得難選了。

 第二個解釋,是選唐詩我不想集中在幾個詩人上。這是個大問題,帶到我要說的第三個解釋。那就是整個以詩知名的唐代,算得上是偉大的詩人蚢磥ㄕh:我數不到十個。

 毫無疑問的絕頂高手,依我的排列,是李白、杜甫、李賀、杜牧、王維、白居易,一共六個。再數下去應該是李商隱,第七個。再下去可能是元稹,第八個。之後你怎樣選?我會考慮放進王昌齡。那一共是九個。再下去的不是不好,而是偶有佳作之輩,非大師之類也。

 我把李白放在杜甫之上,與一般專家之見不合,是因為我覺得李白的詩比較天真自然,而其才華不可方物。當然,杜甫的律詩是無與倫比的。高舉李賀,是受到毛潤之與舒巷城的影響了。李賀的缺點,是詩寫得太深。然而,這個二十七歲早逝的天才,寫詩的想像力無疑是古往今來第一人。讀李賀,想到美國天才詩人愛倫坡。我歷來高舉愛倫坡,但相比之下,李賀勝。除了李賀,我認為杜牧也是一個不幸地被低估了的大詩人。他有兩點過人之處。一、論詩意,沒有人勝得過杜牧。二、以中國詩中最常用的七絕而言,杜牧排第一,不需要爭辯了。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專業那方面去。經濟學是一門以選擇掛帥的科學。基本的經濟原理只有一種,叫作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 )。價格理論有另外一個名稱,叫作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 )。在經濟學上,找尋選擇對象需要費用,但選擇的本身一般是假設不需要費用的。

 你要橙還是蘋果,要咖啡還是茶?放在你的面前,選擇甚易。但要是我把幾個美人放在你的面前,准你免費選其一,那你可能花幾天工夫也拿不定主意。

 我們今天選詩是不用付出多大代價去找尋的。五千首唐詩放在你的面前,要選三百首,你怎麼辦?胡亂選的算不上是選,要選得似模似樣,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你先要對唐詩的整體有所認識,要考慮各種衡量準則,要研究每首詩的含意及可能不同的解釋,也要設計一個組合。

 這好比你要購買一部照相機。跑進商店,琳瑯滿目,可選的照相機數以十計,你怎樣選?要選得自己適用,你要知道不同照相機的性能,要明白自己需要相機的用途,也要考慮價格。若你真的要嚴格地選得稱意,那你就要花上一年半載的時間去作研究。簡單的就是去問懂照相機的朋友了。這樣做,可不算是你自己選擇的。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了《公司的合約本質》,其中一個要點,是一個顧客若真的要明白自己購買的每件物品其中的每一零件,窮畢生之力也不可能做到。這使一件物品的零件,分開訂價費用太高,於是有好利之徒站出來,把零件組合而訂一價,省卻了訂零件多價的費用。好利之徒要有一個機構才可以這樣做。這機構就是公司。

文:張五常 插圖:黃黑蠻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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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郎才盡
2001-01-18 , 壹週刊 - 南窗集 

有點後悔幾年前沒有答應《蘋果日報》寫副刊。每天只寫四、五百字,隨意下筆,談天說地,總不愁沒有話題。自己沒有嘗試過的事,胡亂地這樣說,不免開罪副刊的各位大師了。隔鄰的飯,人家老婆,似乎永遠可取一點。副刊短文比較容易寫的觀點,可能大錯特錯,但我有這樣的感受。 要寫一篇近二千字或以上的文章,有內容,有論點的,實在困難。要找到一個可以發揮一下的題材絕不容易。十七年來,我寫過六百篇,算是個小奇蹟。

想深一層,那應該是個大奇蹟。這是因為有好些我喜歡多寫的題材,讀者不多,就不便多寫。這不是要嘩眾取寵,而是在非專業的大眾刊物上發表,寫稿的人總要對刊物的老闆有一點交代。這些年來,刊物的老闆或編輯對我手下留情,怎樣寫也照登無誤,我是感激的。昔日《信報》的林山木,《香港經濟日報》的馮紹波,《資本》的鄭經翰,《Recruit 》的張玿于,與今天的黎智英,都給足我面子。

 「面係人]俾,架係自己丟!」我寫稿的困難還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山木每天長篇大論是吃了什麼靈藥的。聽說阿康每星期寫兩篇要叫救命,肥佬一篇也要撞頭埋牆!我自己的秘方,是實行慢性自殺——寫時要抽煙。

 想到一個值得寫的題材,但不可以長篇而大論的,怎麼辦?告訴你吧。起筆要瀟灑一番,東拉西扯,先拖它兩三百字。記荂A要拖得瀟灑,最好是才氣縱橫,好叫讀者不知道你是搜盡枯腸,希望他們會讀下去。

 一入正題,就要望天打卦!正題總要寫千多字,若這時你還刻意地拖長來寫,就很容易露了底,整篇文章就廢了。寫呀寫,寫到要說的快說完了,一數稿紙,還差兩頁,一身冷汗,就要來一招無中生有。好些讀者朋友說,我的文章最精彩之處,是毫無先兆地一下子轉換了題材!這就是無中生有,是瞞天過海的第二招。

 我要說的江郎才盡,是指找不到可以成文的題目。這「才盡」不是指永遠才盡,而是在一段時期想不到題材。有時彈盡援絕,無計可施,但卻時來運到,靈機一觸,想到了一個大好的題材,舉一反三,一連寫成幾篇比較滿意的文章。不久前,我突然想到寫《成就早遲論》。執到寶,因為我跟蚍g《成就的界定》、《傳世的思想》、《什麼是想像力》等,都是由《早遲論》引發出來的。

 《早遲論》有點新意,因為以天分、經驗、感情這三項來論成就的早遲,沒有誰談及過。稍有新意,思維就可以天馬行空一番,多帶出三篇其他文章算是少的了。我以為上述的四篇文章合併起來,有機會傳世。

 上文提及,有些題材我很喜歡寫,但因為讀者不多而不便多寫。這些題材是什麼不能告訴你,因為黎老闆若知道,我就不容易久不久交一篇出去。經濟學的文章我當然可以寫之不盡,但過於學術性的,多寫就與《壹週刊》的風格有所出入。董才子說《蘋果日報》不怕全是學術性的,我就替他們寫《經濟解釋》。

 評論時事的題材,差不多任何寫手都可以寫之不盡。但我有兩個困難。其一是我很少讀報章,也少看電視。其二是香港的時事往往使我反感。不喜歡的可以下筆評論,但有反感的,寫來不舒暢,不寫算了。還有一點是,時間性特別強的文章,很難寫得有存在性。

 本來是才高半斗,但因為各種約束,我變得連小半斗也沒有。阿康「八卦」,評論時事還要叫救命;肥佬不僅不滯於物,且不滯於人,也要撞頭埋牆。這些消息使我高興萬分。難道他們之才比我先盡乎?若如是,我又要瀟灑一番了。

 不久前我想到一個主意,多點旅遊,寫些過癮的遊記,或可解除江郎的困境。我對中國的文化歷史下過工夫,多到神州大地走走,題材應該俯拾即是。前些時發表的《赤壁行》就是例子。問題是自小逃難,跟茪S遠渡重洋(一九五七年時,出國留學也是逃難式的),使我對旅遊厭倦了。

 我本來可以寫歷史,且自信可以寫得別開生面。去年底我以《驚回首,感慨話千年!》為題寫了四期,沒有參考書籍,只憑記憶。殊不知一位年青讀者來信,指出我寫的鴉片戰爭之後的史實有錯漏之處(結集時作了修改)。真麻煩,人老了,記憶就棄我而去。寫歷史,總要參考一些書本吧。但我棄書三十年,六根清淨,不應該再染紅塵了。我也想過評論文學,但細想之下,評文學所需的記憶力,比寫歷史更甚。

 如果我不是什麼教授,或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以筆名下筆,可選的題材就廣得多了。既然那麼多讀者來信稱我是個鬼才,我當然可以寫怪論。林振強的那一種我寫不出來,但昔日哈公在生時,就曾屢次邀請我跟他一起「怪」一下。難道哈公是識英雄,重英雄乎?

 寫到這裡,阿康給我電話,說他跟一位專家詳談過,結論是在香港要推行學券制,困難重重,無可救藥云云。連一個多年來鼓吹學券制的人也扯起白旗,其哀可知也。

 十九年前我就為如下的問題想了幾個月:一個極劣的體制,對社會整體為禍不小的,可以持久地存在。那是為什麼?後來我找到答案,在八二年發表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向私產及市場的路,也準確地推斷了中國的國企特權會是最難清除的。

 今天晚上感到江郎才盡,無可奈何,就以之為題過一關。

相關資料: 

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請

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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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鑑證專家的困境
2001-01-22 , 壹週刊 - 南窗集 

不久前,唐代大書法家懷素的《食魚帖》在北京拍賣,竟然賣不出去。據說底價只是人民幣六百萬,而我和其他朋友的估計,應該值一千萬以上。懷素(七二五——七八五)大名鼎鼎,而《食魚帖》是他的名作之一。他的書法作品早就不能在市場上找到。如今《食魚》跑出來,怎會受到這樣冷淡的待遇的?

一些例子可以說明《食魚帖》的不幸。該作品的底價不到美元一百萬,這個價錢只能買到一幅梵高或塞尚的平凡之作,而梵、塞二師只是百多年前的人。近人張大千、傅抱石的畫作,越美元百萬的有的是,而在中國的文藝歷史上,這些名家是不可與懷素相提並論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食魚帖》為什麼賣不出去?市場上有兩個解釋。其一是該作品屬國寶,不僅不准出口,而又只能是國內機構才可以在拍賣中競投。這個解釋不可信。以國內機構的名義購買,存在國內,拍賣價格超越人民幣一千萬的作品時有所聞,而懷素的《食魚帖》可能是國內拍賣開始以來最重要的作品。(君不見,一件據說是清代圓明園的奇醜銅獸頭,在港拍賣越千萬,然後帶進國內去。)

 第二個解釋,是兩位有分量的鑑證專家說該帖不是懷素手書的真跡——一位說是唐人所摹,另一位說是宋人所摹。大家同意的有三點。一、拍賣的《食魚帖》就是那出版過無數次的《食魚帖》。二、該作品不是近代的摹作,而是一千年或以上的。三、該作品雖然有被填補過的痕跡,但不是雙u之類的複製。

 我個人的觀點,與另一個懂書法的鑑證專家的觀點一樣,認為《食魚帖》開門見山,是懷素之作無疑,假不了。我自己的分析是這樣的。一、當年沒有今天的影射印摹科技。二、臨摹是可以的,但臨摹草書臨得以假亂真,談何容易!臨摹楷書可以亂真,行書甚難,而草書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三、《食魚帖》的用筆與結字,擺明是懷素。要是有人能寫得以假亂真,這個人大可自立門戶,名留青史,但我們沒有聽過有這樣的另一個懷素。

 宋人米芾的行書,獨步天下。但米芾之後有另一個宋人,名叫吳琚,寫米體寫得難分真假,其書法功力不在米芾之下。吳琚自立門戶,要是他的作品今天在拍賣行出現,數百萬元人民幣一幅是相宜的了。

 鑑證中國的文物的確很困難。我自己因為要研究討價還價的行為,在鑑證文物的困難上下過功夫。我曾經打趣說,鑑證的專家大約有三級。初級的喜歡說假、假、假,因為這樣說會提高身價,誠「專家」也。中級的倒轉過來,喜歡說真、真、真,因為中級專家見得比較多,知道仿造得難分絕不容易。高級的在中間落墨,常說不知道,或不敢肯定,因為高級的見得最多,愈多愈糊塗,意識到鑑證文物實在困難。

 我認為在中國文物的鑑證上,今天在國外的專家大都是上文所說的初級人物,是凡物皆假的那一類。我的主要證據是二十多年前英國牛津大學發明的熱釋光鑑證法,以此法與專家的鑑證比較一下,前者常說真、真、真,後者常說假、假、假。

 熱釋光這個玩意,有不少困難,但其理論邏輯絕對一流。此法只能驗證陶瓷文物,量度的是多久以前一件陶器或瓷器被火熱達攝氏四百五十度以上。那是說,要是你將一件二千年的陶器放在焗爐內,把溫度升至攝氏五百度後,熱釋光的驗證就會說是新造的了。

 熱釋光的驗證程序相當複雜,而有些結果是有疑問的。但有一點很明確:如果驗證程序做得正確,那麼結果說是古老的就應該沒有疑問。(前些時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說X- 光可誤導熱釋光而復古,但專家不同意。)熱釋光的驗證近十年來在世界各地很盛行,其效果使傳統的陶瓷鑑證專家很尷尬。

 舉一個例,我的太太在上海的街旁跟一個小販購買了一件近於瓷器的人物造像,高約一呎,其藝術品味絕佳,分明是師級之作。這造像的皮面鮮得發亮,毫無破損,而像之手持一瓶,瓶上站小鳥,小鳥雙翼張開,破損甚易,但也是完整無損的。怎樣看,這瓷像也是新造的。

 我說是一千六百年前造的。朋友們聽得哈哈大笑,其中一位曾在北京上過正規的鑑證課程,肯定該造像是今天的產品。大家各持己見,到最後握手賭三千港元,那是熱釋光驗證的費用了。驗出來的結果,是一千六百年。

 不要以為我是個鑑證專家。不久前朋友給我看一隻三彩駱駝,我說是唐代的。殊不知驗證的結果,是二百年。怎麼可能呢?書中記述,二百年前的清人認為唐三彩是不祥之物,避之惟恐不及,怎會在那時複製呢?去年到北京幾家大學講話,順便拜訪黃永玉於「萬荷堂」。永玉是古物大方家,他說近今的電腦科技確實厲害,仿造瓷器可以假亂真。他拿出一個元朝的青花瓶,說是他的朋友仿的。我認為該瓶是元青花無疑,非仿也。

 三年前國內某大博物館的商場內有幾件細小的「古」玉琮出售,說明是現代仿造的,我說是五千年前的。四年前,另一間博物館有青銅器出售,說明是仿的,我說其中兩件是戰國的。

 朋友,你相信熱釋光?相信專家?博物館?黃永玉?永玉的電腦朋友?還是相信我?可以這樣說吧,先進的科技把鑑證文物搞得一塌糊塗。不是因為科技沒有幫助,而是只幫一部分,因而起了混淆。

 試想想吧,先進科技之前,傳統的專家說怎樣就怎樣。就算專家們錯的多,對的少,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大家相信專家的話,是真是假對市場半點影響也沒有!

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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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蠔與蜆的選擇
2001-02-01 , 壹週刊 - 南窗集 

如果你有一塊海灘地,是私有的,平坦而又有大約一半的時間在海水之下,可以殖蠔或殖蜆,但二者不可兼得,那你會選殖蠔還是殖蜆呢?這不是個膚淺的問題。讓我告訴你吧。

 你可能認為,自己喜歡吃蠔就殖蠔,喜歡吃蜆就殖蜆。錯了!一九八四年二月,我在《信報》發表了《養蠔的經驗》(見拙作《賣桔者言》),很受讀者歡迎。該文談及我在美國華盛頓州的胡德海峽買了一間度假房子,因為海灘是私有的,灘上繁殖的蠔有保障,就成為一個殖蠔者。問題是,我雖然愛吃蠔,但更愛吃蜆,那怎麼辦?

蠔是在灘上繁殖的,隨手可得。蜆呢?要挖掘,工夫不少。一九七七年,兒子五歲,我對他說:「爸爸喜歡吃蜆,但海灘上有的是蠔,你可不可以幫個忙,大家找點蜆來吃?」兒子答應幫忙。(為了好奇心,這類要求兒子從來不推卻。)於是,兒子和我每人拿茪@個膠桶,跑到自己擁有的海灘上去,拾蠔,只幾分鐘就載滿了兩桶。

 我跟荓a兒子駕車到數英里外的一個海邊公園去,走到那裡的海灘上。該海灘是公有的,沒有蠔,但掘蜆的人不計其數。我對兒子說:「這些掘蜆的人沒有蠔,物以稀為貴,你拿蠔去跟他們換蜆,一蠔換五蜆,試試看。」

 兒子聽荂A很有點懷疑,裹足不前。我說:「這是市場呀,你爸爸是教市場的運作為生的,你不相信我就做給你看吧。」

 拖茖鄐l的手,每人一桶蠔,去到掘蜆的人叢中,我大聲說:「一蠔換五蜆,有誰要換的?」言猶未了,要換蠔的掘蜆者一窩蜂地來交易。五歲的兒子樂得不可開交,忙蚋I數蠔與蜆的數量。過了不久,兒子說:「爸,我們快沒有蠔了,怎麼辦?」我回應道:「你怎會這樣蠢的?我們要加價。」「什麼是加價?」「一蠔換六蜆就是加價。」孺子也算可教,他明白了。到最後,一蠔換七蜆成交。

 給兒子上了溫馨的一課,老懷大慰,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沒有多大機會到胡德海峽的度假房子享受。數年前讓該房子給一位朋友的女兒居住,不收租金,但她的一家把房子維修保養,一家便宜兩家荂A倒也是一項可取的成交。最近回美與兒女度聖誕,順便到胡德海峽的舊房子一行,與朋友的女兒談到海灘上的蠔,她說出另一個故事。

 她說,隔鄰的蠔,不知怎的,在數月前都給外人在夜間偷盜清光,只有我們的仍在。現今有人願意出一千美元買我們海灘上六成的蠔(大約美元十五仙一隻,零售大約三毫),問我要不要賣。我當然不想賣。但她跟蚖﹛A也有人樂意免費到海灘上來殖蜆,兩三年後蜆有收成,由殖蜆者挖掘,給我們之價是每磅兩美元,而我們自己要吃蜆是可以隨意掘取的。我想:兩美元一磅是很高的價錢了。十多年前,蜆的零售價只六毫一磅,今天零售怎會升到三元多?

 美國華盛頓州最常見的蜆,與香港的一樣,叫作Butter Clam ,但比香港的清潔得多。這種蜆美味可口,而主要的鑑辨特徵,是殼上的紋作「井」字形。同類的蜆,較小的叫Manila Clam 。我喜歡吃較小的。

 問題是蠔與蜆不能在海灘上共殖,這是因為二者的營養皆由海水帶來而得。殖蠔,蠔與蠔之間有三幾寸的距離,只數月蠔肉就長得胖胖的。這是我多年前殖養的經驗。現在要殖蜆的人說蠔蜆不可共殖,我是沒有理由懷疑的了。

 近幾年來,華盛頓州的蜆價急速上升,而蠔價十多年來沒有變動,主要原因,是餐館以蜆作「頭^」食品愈來愈盛行。本來是賤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目前我在查詢,海灘賣出六成的蠔,還可否也殖蜆?若不可,我打算把蠔全部賣掉,殖蜆替之。這是市場、產權與個人品味的決定,不需要民主投票,也不需要政府策劃了。

 公有的海灘,殖蠔不可能有收穫——可以輕易地被外人拾取的,收穫是異想天開。公有海灘可以殖蜆,因為蜆的挖掘要大費工夫。私有海灘殖蜆當然有更大的保障,而更重要的是,私殖的蠔可以被偷盜,但盜蜆就不容易了。

 寫到這裡,我想到另一件有關的往事。一九七四年的一個晚上,我在西雅圖無意間看電視,見到十九世紀美國的加州發現了金礦,引起了舉世知名的尋金熱(三藩市又稱舊金山,可能由此得名)。那時墨西哥放棄了他們原先擁有的加州,該州正在無法無天之際,產權保障談不上,卻出現了尋金熱,金礦的租值豈不是變得煙消雲散了。電視中看到不少圖片躑z當年美國東岸的人蜂擁地到加州去,其中撈女與牛仔神槍手數之不盡,好不熱鬧。

 七四年我剛寫好了《價格管制理論》一文,否定了非私產的租值消散理論。過了一天,我對當時在華盛頓大學自己的一位最好的研究生說:「昨天晚上看電視躑z十九世紀加州尋金熱的往事。當時加州的金礦沒有產權,而競爭尋金所導致的租值消散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私有產權肯定會被迫出來,你不妨考查一下,說不定可以寫出可取的博士論文。」

 這位學生的名字是J.Umbeck 。他後來發表的關於加州尋金熱及私有產權的形成的論文,在國際上成了名。他的主要論點是:無法無天的社會,弱肉強食,力強者勝,但動起武來大家都沒有好處;而又因為大家都有槍械,使強弱之勢來得較為平均,所以大家變得有槍而不用,你嚇我,我嚇你,到後來大家以合約協議界定金礦的產權,減少了租值的消散。

 與殖蜆有關的,是Umbeck 在他的論文中提到,私有產權是可以由知識的需要或爭取的困難促成的。採蜆比拾蠔困難,所以私產的保障前者是比較容易的。

相關資料: 

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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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攝影藝術始於二十世紀終於二十世紀
2001-02-08 , 壹週刊 - 南窗集 

雖然攝影科技大約始於一八四○年,但作為一門藝術是一九○○年左右開始的。這門藝術的興起,主要歸功於兩個美國佬,一個是Alfred Steiglitz (1864-1946 ),另一個是Edward Steichen (1879-1973 )。最重要是Steichen :他的攝影作品帶有當時盛行的印象派畫風,而更重要的是他替雕塑大師羅丹拍攝的一系列造像,很有藝術性,於是有口皆碑,攝影就被當時的藝術大師接受為一門藝術了。

 攝影藝術的盛行,起於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那時Steichen 如日方中,而英國的皇家攝影師的人物造像,對光的處理與手的安排很了不起。英國的大師影響了加拿大的卡殊(Yusuf Karsh ),後者更上一層樓。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的市立圖書館中花了兩個月時間研讀這些大師的作品,獲益良多。今天我拍攝室內人像的光法與手的安排,在基礎上是從這些高人學得的。

我是一九六七年放棄攝影的。八二年回港任職後兩年,到馮漢復的攝影室重操燈光人像之藝。一別十七年,攝影科技的改變使我遇到兩個困難,也使我意識到昔日的攝影可能會變得面目全非。

 第一個困難是室內人像改用了閃光燈,而這是我在五、六十年代沒有見過的。細看他人以閃光燈拍出來的人像,皆是由發泡膠協助的所謂「世界光」,人像被拍得臉如白璧——昔日所用的光法早已失傳了。我想通了把先進的燈具復古運用,那就是除拍攝的燈具外,室內任何其他光線也沒有。後來何藩投訴,說以閃光燈拍室內人像,不用「世界光」效果不能預先知道,我就告訴他我的發明:除閃燈外,室內要伸手不見五指。

 第二個困難就無法解決了。那就是五、六十年代所用的比較上選的黑白相紙早已停產。黑白攝影有可取的味道,而若黑房工夫到家,色澤與層次可以搞得很迷人,但必須要有上佳銀膜的相紙才可以辦到。是的,昔日為人像而造的暖調、毛面的黑白相紙,六十年代中期就停產了,而其他還算可取的——暖調而黑位夠深的——也跟荌捲ㄐC

 市場的需求不夠大,停產在所必然。先進的科技是要付代價的。當年有誰會想到,今天彩色攝影的成本比黑白的便宜得多?

 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攝影藝術大有成就。說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攝影家在國際沙龍比賽上所向無敵,是對的,但這種比賽有負面作用。要比賽成績好,參與的作品要迎合三幾個評審員的品味,而用同樣的作品參加多個沙龍,作品要淺白,也要有通俗性。久而久之,一般的沙龍作品就變得俗不可耐,缺乏創意,算不上是什麼藝術。這個負面效果,與歐西的繪畫經驗如出一轍。是的,在歐西的藝術歷史上,凡是以比賽勝負為依歸的畫作,不管作者在當時怎樣大名,皆不能傳世。今天大名鼎鼎的塞尚,一百四十年前在歐洲屢次參加競選而沒有一張畫作被取錄過。

 香港攝影家的不幸,是沙龍成績太好而埋沒了他們的真功夫。何藩的街頭巷尾之作,當年舉世無匹,但較有深度的沙龍成績就不那麼好。陳復禮拍得比較大膽的作品,應該不敢寄到沙龍去。簡慶福自己最心愛的人物作品,沙龍不取也。

 值得一提的是,古往今來,沙龍比賽成績最好的,是五十年代張汝釗的十多幅金魚作品。從藝術的角度看,張氏的金魚攝影可受批評。問題是,在攝影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攝影家可以把金魚拍得那樣精彩。今天我們還是不明白張汝釗是怎樣拍攝他的金魚的。你不喜歡是一回事,怎樣也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了。

 我認為歷來香港及今天中國大陸的攝影家有成就,主要是因為攝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非常接近。我們的國畫明顯地影響了郎靜山等人的攝影,而我們的詩詞所描述的景物,是攝影的寫照。近人黃貴權所拍攝的一草一木,沒有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容易拍出來。

 作為一項藝術媒介,攝影的主旨是以光作畫,不是法國印象派的以光作畫,而是真的以光畫在紙上。這個明顯的特徵,好些攝影家不重視,或不知道這是攝影藝術的重心所在,失之千里。

 舉一個例,大名鼎鼎的街頭人物攝影家Henri Cartier-Bresson 的作品,雖然有口皆碑,但我不認為算得上是攝影藝術。說是某種藝術我不會反對,但此君從來不在黑房操作,對光的處理乏善足陳。他的作品對人物的描述很有兩手,但卻忽略了攝影藝術是應該以光畫出來的。

 在黑白攝影的日子中,研習了七、八年後,拍攝時我喜歡單看物體上的光與影,先以底片錄下來,然後在黑房中用一張有一個小孔的黑紙,在放大機下一筆一筆地把光塗在相紙上。進入了彩色時代,這個以光繪畫的方法就失卻了一部分重要的操作。這是因為彩色作品在黑房顯影時,作者不能在紅燈下分部處理:這部分用手多擦幾下,那部分用清水,那部分藥水加濃,又或某部分用熱水,某部分忽冷忽熱,忽濃忽淡,又或某部分以手電筒中途曝光。這些黑白沖洗的法門會帶來多種不同的效果,而作者做熟了手,可以預先知道怎樣做會有怎樣的效果,整張作品就可像畫油畫似的畫出來。

 今天的發展,是以「數碼」從事。質量較高的做法,是先以正規的相機攝得正片,交出去數碼分色、入碟,再以電腦修改,然後以鐳射放大在相紙上。這樣,攝影就失卻了八成昔日作者以光繪畫的意識。

 質量比較低的做法——而我們正在這方面改進——是以數碼相機錄得影像,然後放進電腦,在鍵盤上按呀按的,加加減減,左修右改後,再按一下,相片就跑出來了。這樣,以光繪畫之藝盡去矣!

 科技的發達是要付代價的。因為科技發達,攝影藝術終於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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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老兄漢復的攝影室與黑房最近被科技淘汰。我把他的一些工具接收下來,另開小室,將由我以古法拍攝室內人像。有興趣的顧客請與花千樹(電話2729 1208 )或馮漢復(電話9325 4505 )接洽。

相關資料: 

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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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士九百年(二之一)
2001-02-15 , 壹週刊 - 南窗集 

朋友,我要發一點牢騷。我們這個高舉先人的民族,是阿Q 也好,是一般的炎黃子孫也好,永遠都在談什麼孝義,什麼光宗耀祖,但拆穿了西洋鏡,我們得個「講」字,對先人沒有感激之情。

先說我們認為是無情無義的西洋鬼子吧。一九九一是莫札特謝世二百周年。西洋鬼子做了些什麼?什麼莫札特的音樂全集,什麼紀念音樂、歌劇大會,什麼追悼鴻文與書籍,應有盡有,目不暇給,你不可能全部欣賞或買下來。是的,一九九一年時,你不可能在歐美任何地區某一天的某一個小時內,在收音機上聽不到莫札特的音樂。

 今年是二○○一,是蘇東坡(一○三六——一一○一)謝世九百周年。我們做了些什麼?個多月前,我就知道二○○一是蘇學士的大日子。我持筆不發,看看炎黃子孫的感激之情。等呀等,等得不耐煩,就忍無可忍地自己動筆了。中國的文化起於蘇學士之前,繼於蘇學士之後,但立竿見影,主要是蘇東坡。我們是因為曾經有蘇學士的存在而可以在西洋鬼子面前高視闊步的。

 蘇學士是一個怎樣的人?讓我告訴你吧。論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論賦,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論詞,世稱「蘇、辛」。論詩,世稱「蘇、黃」。論書法,他是宋四家之一。論畫,視旁人如無物的米芾說他畫的竹石「運思清拔」。這樣的天才數千年一見,只有上帝才能解釋了。

 且讓我從一首蘇學士的六言詩說起吧。北宋畫羅漢渡江的大畫師李龍眠,精於繪人物。他是蘇東坡的好朋友,替蘇子畫了一幅畫像,留在鎮江的金山寺內。蘇子謫居海南島後北歸,途經鎮江,見到李龍眠替自己畫的造像,即席題詩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兩個月後,蘇子在常州病逝了,年六十六。

 我要說的,是古往今來沒有誰可以寫得出這樣的詩,更何況是即興之作。

 好一句「黃州惠州儋州」!儋州指儋耳,是海南島。蘇子因為不畏權勢,但求生命過癮精彩,被貶三次,謫居於黃州、惠州、儋州。後者是因為朝廷見他的名字是蘇子瞻,就把他貶到儋州去。有那樣混帳的朝廷,我們竟然還有一個蘇東坡,可算是天意了。

 回頭說蘇學士的那首六言詩,以被貶三次來作自己平生功業的總結,本來是悲不堪言的,但那六個字那樣瀟灑,那樣淡然處之,而又不渲不染,好像是自嘲,但卻蓋不蚚m達、幽默。我第一次讀時在大笑中流下淚來。

 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學者或詩人在生時能有蘇子那樣大聲望的。那是九百年前,是「雁來音訊無憑」的時代,一個還在生的文人,怎可以變得那樣大名呢?事實上,因為妒忌他的才華而說他壞話的人甚多:「吾生平遭口語無數……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另一方面,因為怕朝廷留難,他好些文章是偷偷地寫的。今天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館的蘇子手書的《前赤壁賦》真跡,可見如下後語:「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

 這樣偷偷摸摸,妒忌小人當道,被貶三次,最後一次儋州三年,算是被放逐於荒島上,但還能在生時名滿天下,是一個不容易相信的現象了。我唯一解釋,是蘇東坡這個人非常可愛。他豪放、曠達、瀟灑、幽默、過癮、仁慈、正直、極富感情。那是說,所有我們欣賞、喜愛的人的品性,都集中在蘇東坡一個人的身上。

 一個豪放地寫「大江東去」的人,瀟灑地「把酒問青天」,曠達地「一蓑煙雨任平生」,其感情深於大家所知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因為愛妾朝雲曾在唱他作的《蝶戀花》時下淚,朝雲死後,學士終生不復唱此詞。在海南島行歌田野,他「負一藥囊,遇有疾者,輒為發藥,便疏方示之」。也是在海南,學士曾盡傾所有金資,購一新居所。剛搬進去,晚上在路旁聽某戶有婦人哭聲甚哀,問其故,知婦人的兒子將房子賣掉,而這房子正是學士剛剛購買的新居!他於是立刻把屋契燒掉,「不責一錢,復返舊寓。」

 在蘇東坡平生數之不盡的軼事中,我最欣賞的是《南歌子》的故事。在杭州時,東坡的朋友大通禪師是一位以聖潔知名的和尚。據說要單獨見他須先行沐浴,而女人更不能進他的房間。東坡要跟這老和尚搞笑一下,竟然帶了一個歌女進寺拜訪。大通一見就慍然於色!東坡於是說,若老和尚能借木魚給歌女一用,他可以寫一首《南歌子》詞讓歌女唱給老和尚聽。一揮而就,歌女敲茪麭蔑菪X來: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大通禪師聽得笑逐顏開,後世傳為佳話。

 我的已故知交舒巷城,生時像我一樣,是個蘇東坡迷。大家談起蘇東坡,總要說到他那過癮可愛的品性。舒巷城是個才子,雖然遠不及蘇子,但卻遠勝於我。讀到《南歌子》的故事,舒巷城說他曾經想像蘇子黃昏時在山間迷失了路,向寺門投宿,遇到另一個正經和尚。巷城於是忍不住也寫了一首《南歌子》來和蘇子的,同樣過癮:

 誰及蘇公放,食齋講異經。大師無奈忍吞聲:為甚此人風貌遠馳名?

 借宿還幽默,哈哈唱不停。山僧無計暗心驚:但願霎時天亮客登程!

 這是要真的明白蘇子,衷心的愛,才能寫出來的。(二之一)
 

張五常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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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學士九百年(二之二)
2001-02-22 , 壹週刊 - 南窗集 

(按:今年是蘇東坡謝世九百周年,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大紀念日子,但竟然沒有炎黃子孫提及。筆者在前文為此大發牢騷,情猶未了,故續之。)

 九百多年來,評論蘇東坡的人不計其數,而絕大部分都用上無以復加的讚美形容詞。事實上,蘇子二十二歲時,比他年長三十歲的歐陽修接見了他之後,說:「此人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歐陽修當然是個「識貨」之人,但見到一個只有二十二歲的青年,傾談一下,怎可以就說這青年將來一定「獨步天下」?我想,歐陽大師必定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不是他說的蘇小子「善讀書,善用書」那樣簡單。這感受是些什麼呢?

說蘇學士的文字豪放,那是當然的,但文字豪放的人多的是。說學士的文字有創意,有文采,也是當然,但有哪一位在文字上可見經傳的沒有這些質量呢?幽默嗎?不容易成名。

 我認為蘇學士的文字能獨步天下,主要是一個原因:可愛。這是一個化境,是很難達到的。豪放、創意、文采、幽默,都不一定可愛。可愛的的文字要有其他三個因素:流、曠、真。這三個因素可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樣簡單,而古往今來,能夠達到三者合併的境界似乎只有蘇東坡一個人。

 「流」不是指流暢或通順,而是文字使人有自然地「流」出來的感受。學士的名言:「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不多寫文章的人不容易體會這種「流」的困難。我自己久不久有幾句文字是不經意地「流」出來的,其感受很特別,但我不能整篇文章這樣寫出來。

 蘇子在黃州時為赤壁所寫的一詞二賦,說是家喻戶曉、有口皆碑是低貶了。除蘇子外,沒有誰可以寫得出那樣的文字。「行雲流水」不是說很容易地寫出來。我知道蘇子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才寫成一詞二賦的,但我們讀來就有是「流」出來的感受。這是很特別的天賦了。

 「曠」是指曠達。這是天生的個性了。你說中國歷史上有哪一個文人真的算得上是曠達的?以隱逸知名的陶淵明來說吧。他說「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我就覺得他有點心有不甘。范仲淹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算是曠達了吧。但過不了幾句他又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何曠達之有?簡直是前言不對後語。

 還是看蘇學士的《定風波》吧: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才是毫無污染的曠達。這首《定風波》令人讀來海闊天空,其舒暢的感受難以形容。

 「真」是說純真,這是感情流露的重點了。也是十分困難的事,可能也是天生使然。純真的感情表達要完全不做作,沒有俗氣,也要扣人心絃。我很同意元好問對蘇學士的詞評:「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情之所至,應該是不知有文字的。

 世人皆愛舉學士的悼亡妻詞《江城子》為感情表達的代表作,但這裡我還是選《永遇樂》其中幾句:

 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朋友,多讀幾遍,你就不知有文字。純真的感情表達,是應該達到這個境界的。

 我不是搞文學的,以學院的規範來說,是個門外漢。只是數十年來,睡前我喜歡躺在床上拿茈j書欣賞一下,自我陶醉一番。學士謝世九百周年,專家們應該群起而出,盡訴他們的心中話。我自己是忍不住而班門弄斧,不自量力也要寫幾千字。不是因為我懂文學,而是這麼多年來為了欣賞享受,我對蘇子深深地有感激之情。追思既不用專家,也不要有見地。

 這些年來,在國內旅遊凡遇上蘇子的遺跡,我必定拜訪,流連一下,發點遐思。離開香港兩個小時車程的惠州,有一個重要的蘇子遺跡。蘇子被貶惠州謫居大約三年,今天在他曾經親自修葺的西湖旁的小丘上,有蘇東坡紀念館。重要的是那裡有王朝雲的墓。

 朝雲是蘇子的愛妾,年紀相差二十六歲,白髮紅顏,蘇子正室謝世後,朝雲就日夕陪伴茈L。這段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名的戀情,終於朝雲的早逝。她死時三十二歲。

 秦少游形容朝雲「美如春園,眼如晨曦」。所有其他說到朝雲的文字——包括蘇子自己的——都說得她是仙女下凡:聰明活潑,靈氣湧現,是蘇東坡的知心人。朝雲死後,蘇子以梅花為喻寫了這樣的悼詞(調寄《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花叢,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常嫌粉污,洗妝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十多年來我到過惠州四次,每次都到那裡的蘇東坡紀念館及朝雲的墓流連一下。該館太不成話,內裡沒有什麼值得一讀的關於蘇子的文字,也沒有什麼東坡全集之類出售。有的只是一兩個寫揮春水平的人在賣書法。最後一次到那裡時,我就大發脾氣。他們竟然在朝雲墓及六如亭之前,建一泳池,有高臺跳水板,其混帳思維可與北宋的朝廷相提並論。

 蘇子已矣,是九百周年啊!要是西洋鬼子今天能找到不知所終的莫札特墓地,你認為他們會怎樣做?我衷心希望惠州的主事人,或某富有人家,能明白要是我們沒有蘇學士,生命總要失去了一些光彩,於是慷慨地、有意思地把蘇子在惠州的遺跡,以學士當年的品味大事修葺一番。(二之二)

 南窗集- 學士九百年(二之一)

相關資料:

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features@nextmedia.com

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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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廣州閒話(二之一)
2001-03-01 , 南窗集 
▲插圖:黃黑蠻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我在佛山華英唸中、小學時,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廣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間三層小房子,地鋪經商,二、三樓是居住之所。每逢週末或假日,我都到那裡小住。解放後,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裡住了兩個月。其後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門富商何賢邀請一群香港唱粵曲的到廣州演唱,我魚目混珠,以攝影師的身分跟隊前往。
 
 

五七年那次到廣州,最難忘的是看大戲《搜書院》後替紅線女拍照。可能當時我還年輕,但覺得從來沒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這個女人的聲線之佳,說可繞樑三日是低貶了。

 我再訪廣州,是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了。是糊裡糊塗地坐飛機去的。(阿康也一起去,今天還欠我機票錢。一笑。)下機,見到離別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後餘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淚來。那次廣州行,有兩件難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華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學),一別三十多年,夢裡依稀,校園破舊。雖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裡的一個小學生,但七九年的校長竟然記得我的名字。我在華英時該校長可能還未出生,就是出生了還是個小孩子,怎可以記得我?原來我少小時在華英的頑皮破了該校的紀錄,因此成了名。

 那次訪華英(一中),問及四十年代的老師,回答是在文革期間,被鬥的鬥死,自殺的自殺,無一倖免。只是我小六時的一位呂老師,不知所終,也沒有誰記得起這個人。

 七九之行,還有另一件難忘的事。那時廣州一貧如洗,晚上烏天黑地,就是有錢也不容易買到飯吃的。好不容易左託右託,在某迎賓館訂得一席菜,請姊姊一家及一些幹部朋友吃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立叔。)宴到中途,我見兩位年青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雞骨。問她們拾來作什麼?答說要拿回家煲湯。

 悲從中來,回美後我出盡辦法,把這兩位外甥女弄到美國跟我唸大學。那是一九八○年。兩位小姐到了美國,隨地吐骨,有點像荒山野人。更頭痛的是,她倆對英語目不識丁,怎可以讀大學的?張家的基因要感謝上帝,六年之後一位成了藥劑師,另一位拿得電機工程碩士。今天她們是專業人士,自己有了可愛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到過廣州五次,大都走馬看花,乏善可陳。最短暫的一次,是大約五個月前,我被邀請到那裡會見王歧山。久聞王副省長是經濟大師,而年多來廣東的經濟大有起色,聽說都是歧山之功,就忍不住要去了解一下這個人。中午從港坐汽車,下午抵穗,吃了一點小食,會見英雄,步出大廈,回港去也。這樣,在廣州只勾留了幾個小時。

 王副省長的神功——其經濟神功說來話長,且談其他的——是能細說多項關於我的軼事,對錯參半。最奇怪的大錯,是他聽到我每次會談或演講之後,一言不發就立刻離去。把我說得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不對,卻會使人覺得我是個怪人,飄忽無常,非五常也。

 聽說王歧山因為在廣東辦得好,快要升官(不一定發財)到北京去。雖是傳言,卻也可信。「可信」是因為這些年來,凡是做得特別好的幹部,往往被調到北京去。我認為這樣做有點糊塗,也有點不幸。既然做得好,調之作甚?要獎賞王歧山,大可加薪十倍。升官是政治上的認可,除非王歧山能升至全國的經濟大師,否則單管廣東經濟為上也。

 能夠有空餘時間去體會一下廣州的實際生活情況,還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間的廣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氣並不可人:先是雨,後是寒。

 直通火車只需一小時三十二分鐘,晚上六時十七分抵達。廣州東的新火車站大而無當,要找約好了的接車朋友並不容易。訂好了白天鵝賓館,但朋友說那裡晚上燒煙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飯。飯後八時,駕車本來只兩分鐘的路程,但轉來轉去轉了兩個多小時。原來廣州燒的是慢煙花。相比之下,香港燒的是快煙花:十多枚一起放,滿天星斗,二、三十分鐘就燒完了。廣州是慢慢來,放三幾枚,停一下,又放三幾枚……

 不是要替他們作宣傳,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值得一讚。房間清潔,而服務的員工很有禮貌。難得的(而我認為是多此一舉的)是每層樓都有一位女侍應站在電梯門前,笑容可掬,款待賓客,晝夜不分。我問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說八個小時。「不很累嗎?」「站慣了。」雖然這是廉價勞力才能得到的服務,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個小時,心裡不舒服。應該不多管閒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無所事事,到白天鵝的酒吧聽歌去也。是六個菲律賓人的樂隊,唱四種語言,或緩歌慢舞,或吵啊吵的士高,震耳欲聾。一邊珠江無言空自流,另一邊燈光閃閃,好像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我想,曾幾何時?

 那酒吧內有一個不難理解的經濟現象。每位客人收費人民幣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飲品無限供應,不再收費。這樣,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飲品送到後,你要添飲,侍應千呼萬喚也不來。其後兩晚在廣州,所到之處,凡有最低消費的皆如是。每杯計錢的呢?你不添飲侍應就來麻煩你。(二之一)

相關資料: 

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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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廣州閒話(二之二)
2001-03-08 , 南窗集 
(按:農曆年初一到廣州小住三天,體會一下那裡的生活情況。)

 初二早餐後,到佛山文昌沙華英(一中)母校一行。同行的有《廣州日報》的兩位新認識的朋友。他們要替我作訪問。《廣州日報》銷紙一百七十萬份,四十版紙,零售人民幣九毫(報販只賺一毫左右)。該報館員工二千三百人,廣告收益每年十三億。這些數字顯示在國內搞刊物大有可為。
 
 

在酒店內我有機會拜讀這份報章,文字流暢,排版也算高雅,但似乎還是報喜不報憂。我向新認識的朋友提出這點質疑,他們的回應,是「報憂」沒有問題,但在國內辦報有兩大忌。其一是忌談政治,其二是忌談宗教。前者容易解釋,但後者就不容易明白了。朋友的解釋,是政府恐怕教徒生事,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宗教徒,所以不容許刊物言論開罪這些人。可能我聽得不清楚,但問題想來不是朋友所說的那樣簡單,是有學術研究價值的。

 到了文昌沙,百萬平方呎的華英(一中)校園有不少新建築物,四十年代的舊房子只留存三間。雖然是新春假日,正、副校長還能抽空出來見我。在最大的一所舊房子的後園有一株老樹,我對副校長說:這樹五十多年前不存在。他問我怎可以記得的?我說那後園是我當年每星期六被罰企的地方,一草一木歷歷若前日之物。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帶荌お晡齯帤X位朋友到鄰近的酒家吃午餐,是很大的酒家,像在國內我見過的其他一些酒家那樣,內裡設有「食街」。那是說,點菜時,顧客可到「食街」選購。這家獨出心裁,「食街」分五個部門:海鮮、小炒、家禽、蔬菜、湯類等。那是地價或租價相宜的玩意了。

 比起一九七九年,中國的人口上升了不少,但七九在廣州時,要在市場上買一隻雞蛋也不容易。今天所見,食品琳瑯滿目,就是蝦也分河呀海呀等五、六種。同樣的人,同樣的地方,只要制度一改,生活的改進簡直如天方夜譚。產權制度對民生有驚人的決定性,一字都冇咁淺,但為什麼今天還有那麼多的經濟學者不相信?我想,天下間的蠢才多得很。

 因為有高速公路,從佛山到白天鵝只需二十分鐘。在白天鵝的咖啡廳接受了訪問後,他們(訪者)請我和太太到一間吃住家菜的地方進晚餐。是要預先訂座的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內裡的佈置很古雅,據說裝修花了一百萬元。生意很不錯,大約有十個吃飯的房間,供應午餐、晚餐、及晚餐後的茶座——為喝茶清談而設的。菜式特別、新奇,我從來沒有見過,但味道並不怎樣。我想,以新奇取勝也是生意之道。

 飯後喝酒去也。天大寒,風如削,在小巷上走了一段路我凍到心底裡去。酒吧是新朋友的朋友開的。設計簡陋,目的是搞氣氛。用報紙造的燈籠,木造的^椅,音樂平靜,可見五指,但不能讀。我叫了黃酒,要熱的。老闆拿來用火酒的小熱爐,黃酒小壺放在上面,燒呀燒,我喝呀喝,喝個不停。朋友以為我是個酒鬼,但我是因為凍得厲害,以酒取暖。我從來沒有喝過那樣美味的黃酒,可惜喝了兩壺不好意思再叫了。

 初三起來,遊白雲山去也。此山我以前到過兩次。但這次見到裝設了送遊客上山的吊車,不以為然,因為山景破了相。我們是駕車登山的。每位遊客收十元,但收錢的人見到我的白髮,說:「阿伯,你不用付錢了!」我的太太聽到就搶蚖﹛G「我也是阿婆,不用付錢吧。」收錢的人不管,收她一份。

 我想,白雲白髮兩堪哀!我又想,六十五歲了,還沒有去申請香港的生果金,豈不是便宜了老友聖誕權?

 白雲山之行後,到海珠中路看五十多年前的故居。房子到今天還沒有改建,但鄰近的杏花巷,我兒童時放風箏的地方,已沒有空曠地,蓋茠漫苳l很舊,看來是六十年代的建築物。在故居斜對面,海珠中路與惠福路交界處的得心酒樓,竟然還在,還是五十多年前的老建築。睹店思情,我們三人進去吃午餐。那是一九四五年我第一次到過的酒樓,而那時可能已經營了很久了。

 這麼多年連名字也沒有改的酒樓,在香港恐怕一家也找不到,更何況得心歷劫滄桑,經過什麼日本仔呀,國民黨呀,公私合營呀,國營呀,承包呀種種。今天的得心,內裡的陳設比五十多年前清潔得多,而食品價廉物美,是我這次到廣州最可口的食肆。據說生意非常好,酒樓三層日夜全滿五次。管理的人聽到我在五十六年前到過那裡,把我看作武陵人,皆前來問訊。可惜一時間我忘記了問他們今天的經營產權是怎樣的。

 午餐後到上、下九路一行。那是昔日廣州最旺盛之區。今天改作「步行街」,人頭之多,可謂奇觀。所謂「步行街」,是禁止車輛行駛的街道。這概念可能起自日本,近幾年在國內頗流行,是一個聰明的生意眼。以陳舊不堪的房子掛帥,他們簡單地修補一下,而最重要的是把外牆塗上了各種不同的顏色,使人有新潮藝術的感受。去年在武漢見到以同樣手法處理的步行街,更有看頭,因為那裡的舊房子是古老的歐洲建築物。

 我認為香港政府要考慮把舊尖沙咀、旺角等地區的狹窄街道改作步行街,請一些色彩專家為之新潮一下。這會是吸引遊客的相宜玩意。

 到了晚上,在白天鵝賓館訂了酒席宴請姊姊一家。市場掛帥,再不用走後門了。俯視珠江,環境優雅,菜式平平,價錢三倍。(二之二)

 更正

 上期王副省長歧山之「歧」,乃「岐」之誤,特此更正。

 廣州閒情(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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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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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2001-03-15 , 南窗集 
▲插圖:黃黑蠻

二月二十日的《蘋果日報》有一個大字標題:《羅范椒芬舌戰張文光》。顧題思義,這是關於政府資助教育應多應少或應加應減的「舌戰」了。羅范椒芬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是政府的人,面對赤字財政,要節省教育資助是很自然的。張文光是教協頭頭,代表教師公會,要增加政府教育資助不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減,毫無原則的爭議,「舌戰」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決辦法。我說沒有原則,是一方面為教師爭取收入,這是與資助教育的本意脫了節的;另一方面要減少支出,也與資助教育的原意脫了節——難道政府大有盈餘,就應該樂善好施,大花納稅人的錢?

 衡量政府資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兩個原則是沒有誰可以合理地否決的。

 第一個原則是資助教育從來都是指資助學生——尤其是熱衷於求學但出不起錢的學生——而不是指資助教師或學校的。當然,政府資助學生,對學校的員工及教師會有好處。但學校不是出糧機構,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出售知識,學生是顧客。把錢交到學生手上,指明只限於求學的用途,就是資助教育了。至於學生要學些什麼,要進哪間大學,到哪個地方去就學,一般來說,其選擇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況本末倒置,資助的錢交到學校去,學生顧客沒有什麼發言權,而校方出售的知識是否有所值,沒有市場衡量過。要是資助教育的本意是資助學生的話,那麼老實說,張文光先生就沒有什麼資格在這方面發言了。他不是代表學生工會,而是代表教師工會的。但資助教育可不是資助教師,是多是少教師及他們的代表無權過問。

 不要誤會,我不是在搞什麼文字遊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認為兒童是應該多喝牛奶的。政府於是資助兒童喝牛奶,把換奶的憑券交到兒童的父母手中。如果當年美國的市政府把資助牛奶的錢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讀者認為會怎樣呢?

 要爭取多一點政府的牛奶資助,出聲要求的人應該是兒童或兒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當然,當年在美國,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張文光先生那樣,跑到政府作說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動了。事實上,有些城市中了計,要政府把牛奶錢交到商人的手上,換來牛奶價格管制,一塌糊塗,最後是取消牛奶資助。

 第二個資助教育的基本原則,像資助牛奶一樣,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場的判斷為依歸的。教育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場不值錢,說得怎樣高深,怎樣曲高和寡也無補於事。君不見,今天美國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場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愛因斯坦,要研究市場沒有價值的相對論,而你自己又沒有家傳的錢,那麼你要找點外來的研究金是不難理解的。在美國,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設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個研究者的申請,而香港政府對大學所供應的研究金大為可觀,在比例上遠高於美國。但這些是資助沒有(或看來沒有)市場價值的研究,不是資助教育。我們要資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們認為需要購買而又樂意購買教育的人出不起錢,政府就隨緣樂助了。

 不要以為有些學問或教育大有意思,對社會大有貢獻,但在市場賣不起錢,所以政府就應該資助這些教育了。你可能認為醫學呀、工程學呀、金融、經濟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學、藝術、歷史之類,很重要的教育,沒有市場,是需要資助的。這觀點不對。要是查良鏞講中國歷史,董橋講文學,黃君實講中國藝術史,黃永玉講中西藝術比較,黃苗子講八大山人——收入場費,你會見到我付錢聆聽。在美國唸研究院的兒子告訴我,在他的大學,凡是值得聆聽的學術講話,例必高朋滿座,要收入場費是沒有困難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學教育而言,絕大部分的學系是有市場價值的,但學生上課的習慣非常差。這一則是免費的學習搞不起學術氣氛(據說外間的中學補習社交了錢的學生一定到),二則是老師的教法提不起學生的興趣。香港的大學的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是自然科學(如物理等)的市場需求甚小。這些是我個人最佩服的學問,但在香港的就業市場,一個物理學畢業生不知道到哪裡才能找到與所學有關的工作。

 我說過好幾次了:政府應否資助教育,是主觀的問題,我們不能以客觀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們認為必須資助教育,那我們就要按原則從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亂說一通。我們要把研究的資助與教育的資助分開(香港政府是分開的,但到了大學就起了混淆)。我們要明白資助教育,是資助學生,不是資助學校或老師(這一點,香港政府大錯特錯,因為我們採用的是「直資」,把錢直接交到學校手上)。我們也要明白教育或學問是一種產品,其價值是要以市場為依歸的——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聖。然而,在龐大資助下的香港教育,因為市場顧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選擇,教育的概念變得「清高」、「神聖」起來了。

 無論怎樣說,來來去去我們只有一個結論:要資助教育,能遵守上述兩個基本原則的可靠辦法,是推行學券制。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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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語高行健先生
2001-03-22 , 南窗集 
▲插圖:黃黑蠻

一百年前,法國印象派大畫師莫奈說過這樣的話:「好些人老是要明白我的作品,要解釋一下。但我的作品根本不用明白,不用解釋。我的作品需要的只是他們的愛。」這是衷心話。莫奈說的是創作的本身不用解釋,繪畫如是,而我認為音樂如是,所有藝術皆如是,科學的創作也如是,而文學則更如是了。
 
 

莫奈的哲理有微妙的一面。你問我自己在經濟學上的《佃農理論》是怎樣想出來的,受到哪些影響,有什麼來龍去脈,我可以向你解釋得一清二楚,而外人是不可能比我自己更清楚的。但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在經濟學上搞些創作,那我就無以為應。我搞創作只是喜歡搞,別無其他。要是你逼我解釋為什麼要創作,我可能會胡亂地給你一些答案。不是真的。自己也不知道、不明白的事,怎可以向你解釋呢?

 莫札特是個偉大的音樂創作天才。他應該知道自己受到誰的影響,明白自己每首作品的思維。但為什麼莫札特要創作,那就只有天曉得。天分奇高,品味如是,朋友欣賞,就忍不住動起筆來了。奇怪,創作的人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做,但外人卻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偉論滔滔。莫札特自己不明白,外人卻說明白他,對外人的話,莫札特聽來會怎樣想?

 以上的觀點可不是我發明的。作學生時我讀到英國數學大師凱迪(G. H. Hardy )在三十年代所寫的《一個數學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書中的第一段使我茅塞頓開。這段人類思想史的名言不容易譯得好,故先讓我把英語原文給讀者參考: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譯過來的大意是:

 「一個職業數學家寫關於數學的事是悲哀的。數學家的本分是做點什麼,創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數學增加一點,而不是談論自己或其他數學家做了些什麼。政治人物鄙視評論政治的人,畫家鄙視藝術評論者,生理學家、物理學家,或數學家通常都有類似的感受。沒有任何嘲笑,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

 當然,凱Y在上文提到的,是數學的創作。他是說創作的人自己不應該評論,無需解釋,而創作的人鄙視解釋的人,是深奧而又合理的。

 在我所知的眾多造詣中,大部分既可創作,也可仿襲,或以技術取勝。但只有一項——文學——非創作不行。文學不創作就不是文學。所以我用《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為此文之題,也是說「創作是不需要解釋的」。我本來想用《文學創作是不需要解釋的》為題,但細想之下,「創作」二字可以省去。

 高行健先生拿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炎黃子孫,我當然高興。但當我聽到他的諾貝爾演辭題目是《文學的理由》,就嚇了一跳。心想:「糟糕!他怎可以此為題呢?他是要解釋,而更頭痛的是要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做文學創作!」這是犯了創作者的大忌,演辭不可能寫得好,而若一不小心,就不免冒犯了其他的文學創作者。諾貝爾獎是說高行健有一等的腦子了,何必自作解釋,把自己的腦子降為二等?

 最近朋友傳真給我高行健先生的諾貝爾演辭,一如所料,是「解釋」之作,犯了創作者的大忌,而以教授的資格來品評,該演辭的水平只是差強人意的學生習作。解釋為什麼要創作不容易寫得有水平,更何況作者是要解釋自己。這樣說,可不是說高行健先生的諾貝爾獎是不值得的——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以《文學的理由》為題是選錯了題目,落筆打三更。文學需要有什麼理由?創作需要有什麼理由?台灣的《聯合報》說得高行健先生的諾獎演辭怎樣重要,但我就是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同意數學大師凱Y的話,認為創作只是要做一點什麼,加上好奇心,就做一些比較新而又過癮的。我自己往往這樣做,因為覺得可以一舒胸懷,有點痛快感,而有時獨自思考,海闊天空,其感受很特別,有點自豪。我認為這是某些人的常情,而另一些人則喜歡做其他的事。我也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框框太多、太緊,使本來有創作之常情的學生,為了考試死記而被迫脫離了創作之途。

 不要清高地說創作或文學是與金錢無關的。人類歷史上,創作的盛衰必定與經濟的盛衰有正面連繫的。可悲的是,日新月異的今天,文學創作舉世都在走下坡。這是不容易理解的。炎黃子孫的命運更如是。昔日張愛玲在上海,久不久寫一篇創作文章,生活過得很寫意。其後就賺不到錢,不再寫了。舒巷城曾經告訴我,在報章上發表一首新詩的報酬,只換得一碗魚蛋粉。美國的情況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昔日海明威一篇短篇小說,其價高於一位大畫師的一幅精品。今天在美國暢銷的書,算不上是文學。

 文學無價,是文學走下坡的原因。然而,繪畫、雕刻、建築等藝術,今天的市場十分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那是為什麼?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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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演說的秘密
2001-03-29 , 南窗集 
▲插圖:黃黑蠻

我絕大多數的演說是事前毫無準備的。有時預先知道題目,有時幾分鐘前才知道,但要有兩三個選擇。沒有手稿,也沒有腹稿,要講就講。講正題的時間、聽眾發問的時間,任君選擇,我可以校得很準的。這種毫無準備的演說,可以講得掌聲雷動,但也可以大失水平。其中的差別,可不是碰巧使然,而是由一些明確的因素決定的。我經歷過多次的成與敗才找到這些因素。這些是我演說的秘密了。
 
 

回頭說,有小部分的演說我是先行寫好了手稿的。這樣的講話,效果永遠不稱意。最差的效果,是拿茪熀Z但不一字一句地讀出來,只是看茪熀Z發揮。效果比較好的是讀出來。我的困難是越讀越快,使聽眾聽不清楚。講得最好的是沒有準備之中的佳作。本文要談的是這後者的秘密,茲點列如下:

 (一)講時不能太疲倦,事前要多休息。重要的演說最好先睡一覺。

 (二)講前的三幾個小時,腦子要什麼也不想,最好是一片空白。要記荂A講前受到干擾就犯了大忌。前年在北京演說時(三天講了五次),因為交通擠塞,影響了情緒,就比不上在武漢的表現了。

 (三)講前要多喝水,因為講時會大量消耗水分。口乾是講不出來的。

 (四)這是最重要的。講場聽眾一定要人頭湧湧;站茠瑰蔣o水洩不通更妙。千萬不要要求大講場。較小的站滿了聽眾,可取也。當然,大講場站滿了人更好,但這是有點苛求的。

 老友佛利民口才冠天下,也是喜歡不準備的演說。他多次告訴我聽眾越擠迫越好,所以他也喜歡選用中、小的講場。佛老大名鼎鼎,就是大講場都有人滿之患。但他就是怕不滿,要選用較小的。

 (五)講場不滿,而前面的幾行座位若是空空如也,就可能有災難性的後果。要知道演說是要自然地對蚥必麥縑A好像是對朋友說話。在講台向下望,前幾排若是空了,你就要望天打卦。

 (六)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演說,一開口不要先作多項稱呼——什麼校長先生呀、主席呀、先生小姐呀之類的,可免則免。我常用的開場稱呼只有四個字:「各位同學」或「各位朋友」。要是你隆重其事地作幾個稱呼,你就會緊張起來,落筆打三更。

 (七)入正題之前最好是先說笑話。聽眾若不笑你就很麻煩!再說第二個笑話,聽眾還不笑你就要忙顧左右而言他,替自己鬆弛一下。若聽眾大笑,那你就「執到寶」,因為聽眾與你一起鬆弛起來了。

 (八)這項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那就是一開始講話時,你要在自己目光所到的舒適之處,找三四位聽眾的臉孔來直接地跟他們說話。不要找「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也不要找愁眉苦臉,或心不在焉的。你要找笑容滿面,細心聆聽的,要在不同位置找三幾個。找到之後,整個演說你的目光就集中在這幾個臉孔上,對他(她)們說話。其他的聽眾你是不需要顧及的。(他們不會知道你是在跟選定了的人說話。)

 從聽眾中選幾個「目標」不困難,開講後不久你會很自然地找到對象。要點是找到了之後,你要心安理得、時左時右地跟這幾位說話,好像是對朋友閒話家常的。要記荂A沒有任何演說可以比對朋友說話來得高明。你的「目標」在笑,你不妨說得輕鬆一點;「目標」似乎不大明白,你就多解釋一下。

 (九)這最後一點,是講者往往不能控制的。那就是講者要舒適。講台不要太高(俯視而講發音辛苦,過了二十分鐘你就會覺得疲倦);擴音器的聲浪要清楚自然,使自己聽得舒暢;坐蚆罹巹輊蚆翱珥n舒適。演說一、兩個小時——尤其是沒有準備的演說——是一項很集中的腦力活動。外人不容易明白在一兩個小時內講者的精力消耗量可以是大得驚人的。因此,舒適環境的重要性是不能誇大的。

 我可以用三次不同的演說例子,來說明上述的可靠性。

例一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高斯拿諾貝爾獎前夕的講話。是晚餐後的演說,在場的諾獎得主二十多人,加上其他重要的來賓,我雖然不用手稿,但腹稿是有的,而且想得用心。殊不知講時一位我敬仰的大名家坐在面前,合茞晰,愁眉苦臉,使我亂了陣腳,講得一塌糊塗。佛利民在晚餐的圓桌上坐在我的右側,我講時他笑容可掬地替我打氣,但我不能常向右看,而又避不了向前看到的大名家,於是飲恨瑞典。

 例二是一九九三年。港大校長王賡武搞一系列的「香港演說」,是準備出書面世的。我推卻了那次講話。殊不知事前一日,賡武給我電話,說已發了廣告,不能更改,我是非講不可的。是星期六早上十時的演說,我駕車回港大時掛個電話給女秘書才知道題目,是關於香港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關係的。

 會場有三百五十個座位,補加坐椅一百,但坐茠瘍必野u有大約三十人。賡武見到我,前來握手,說:「今天聽眾不少呀!」我看到那冷清清的場面,心想,上帝也救不了我。賡武安排我跟他坐在第一排。過了十分鐘,他跑到講台上介紹我。

 介紹講者,王賡武是個奇才。他可以不用手稿,恭維的話說得不露痕跡,瀟灑自然,一口氣地說了二十分鐘。到我上台了,硬蚗Y皮走上講台,聽得背後掌聲雷動。向台下望,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應該有五百人以上,把我嚇了一跳。於心大喜,作一下深呼吸,馬不停蹄地講足指定的兩個小時。

 後來這次講話的錄音整理成文,在兩處發表。港大輯而成書是由黃紹倫主理的。後來遇到他,他說想不到完全沒有準備我可以講得那樣好。我的回應,是主要因為沒有準備;有準備反而不成。但其實重要的是聽眾夠多。

 更為成功的第三個例子,是去年在武漢中南財經大學的講話。那也是毫無準備的。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但學生早上十一時就輪候。結果是三百座位的講堂擠茪C百多人,在講台前站得最近的倚台而立。用廣東話講,太太在旁翻為國語,舒適自然,而太太翻譯時,我有幾秒鐘的時間想下一句。那是最理想的安排了。後來該講話的錄音,整理後成為長文在國內發表,而我是不需要過目的。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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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震是怎樣的一回事
2001-04-05 , 南窗集 
幾位經歷過算得上是大地震的朋友曾經不約而同地告訴我,地震的恐怖不親歷其境不容易想像。既然不容易想像,那我就不想算了。我曾經在美國西岸生活了二十多年,地震的經驗當然是有的,但都微不足道。最近在西雅圖遇到的六點八級地震,是另一番景象,使我能切切實實地體會到朋友們的經驗之談。
 
 

是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五十四分發生的,雖然感受到地震的時間僅四十五秒,但我覺得很長,因為在那段時間內我想到很多的事。換言之,在危險時人的腦子想得非常快。這與一般小說所形容的是兩回事。

 我當時是在西雅圖市中心、美國西岸最高的七十六層大廈的二十多層,離震央三十多英里。不幸中之大幸,是這震央深於地下三十英里,損毀力大大地降低了,而又因為這深度,餘震甚微。當時是在朋友的辦公室,太太和我二人在一個小房間內。起初的兩三秒,我覺得地面在跳動,以為有工人在下一層大作維修工程。但不到五秒鐘,就明確是地震,大廈開始左搖右擺。我站起來,太太跑到我的身後。我一看形勢,就選站在門框下,雙手緊持門框,而太太在後支持荍琚C我否決太太要躲進^底去(這是一般人的做法)的建議,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認為要離開大玻璃窗;其二是我見天花是安全的輕膠之物,沒有燈箱在頭上;其三——最重要的——是我認為站茼h一點靈活性。

 震盪越來越大,搖擺幅度驚人,而以鋼架建造的高廈,金屬磨擦之聲甚響。二十多秒鐘之後,震盪使我覺得整個大廈可能倒塌下來。我想,這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建的先進大廈,有防震措施,其安全總要比較舊的好。我於是不停地向窗外望,看蚞F近最舊的兩三間大廈。心想,要是舊大廈不倒,我們就沒有問題了。

 有趣的是,朋友的辦公室有許多房間,工作人員不少,但所有的人都鴉雀無聲,絕不像電影中描述的人們大聲尖叫。後來電視播出的這次地震的幾個公眾場面,除了物體碰撞之聲外,所有的人都是鴉雀無聲的。

 為什麼地震會有難以形容的恐怖呢?事後我細想這個問題,答案是明顯的。

 (一)事發前毫無先兆,不可能有任何心理準備。颱風、水災之類的天災,先兆明顯,而往往有關的部門老早就作了預告。

 (二)地震的威力,不經歷過不容易想像。七十六層的大廈,一時間變得像輕舟那樣在大海中浮沉。大地震不是使你覺得如中巨鎚,或被大浪衝走,或像香港的十號風球。不是這些感受,而是突然間覺得自己很渺小。

 (三)在震盪中,除了迅速地看一下周圍的形勢,在幾步之內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你會感到束手無策,沒有什麼可以做或明顯地應該做的。聽天由命,是大地震的感受。

 以上三點加起來,再加上大地震的經驗不容易遇上,第一次嘗試,就更覺得可怕了。六點八級的地震,算大但不算很大,且震央於地深三十英里,損毀不大,但此前朋友說是難以想像的,這經驗使我容易想像。

 這次西雅圖地震的震央地點與深度,與五十二年前那裡的七點一級地震是同一震央。這次以後,恐怕要再等半個世紀才有機會「重演」了。然而,專家們可不是這樣說。我不是專家,但不同意他們事後所說的。且聽我解釋一下。

 可能是因為大地震很少出現,事後的報道誇大得不得了。電視不停地播,播了好幾天,但如果你細心地觀察電視上的損毀場面,你會發覺來來去去都是那六、七處。更誇張的是,地震專家們群起而出,說西雅圖將會有八級呀、九級呀的超級地震。

 我當然沒有資格說八、九級的地震不會在西雅圖那地區出現,但你敢不敢跟我賭一手?我認為地震專家的工作非常沉悶。大地震等來等去都不出現,等了半生,沒有傳媒問他們的意見。這與什麼股票專家、經濟專家或政治分析專家的經驗是不同的。大地震終於出現了,傳媒雲集作訪問、銀燈普照、相機閃閃,悶了那麼久,專家們語不驚人誓不休。

後記

在回港的飛機上看《明報》,讀到華叔在《三言堂》分析一首為岳武穆墳寫的對聯,是乾隆狀元秦大士寫的。聯云:

 人從宋後少名檜

 我到墳前愧姓秦

 華叔提及另一個版本,上聯的「少」字變為「羞」字。問題是應該是「少」還是「羞」。華叔又認為,上聯的「少」與下聯的「愧」同是仄音,「少」字應改為「無」字,以協平仄。

 以「羞」對「愧」,無論平仄、虛實,皆極工整,但我認為「少」字不能改。秦大士既然是狀元,當明其理。「羞」字太露骨,且有俗氣。「少」字含蓄,讓讀者多想一下,可圈可點也。「無」字也不恰當,因為過於誇張,難以置信。

 上聯的「少」與下聯的「愧」是第五個字。一、三、五不論,同是仄音沒有問題。但我認為秦狀元棋差一荂G下聯的「愧」字也太露骨,有點那個。我認為「愧」字應改為「懺」字。聯云:

 人從宋後少名檜

 我到墳前懺姓秦

相關資料: 

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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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一)
2001-04-12 , 南窗集 
▲插圖:黃黑蠻

屈指一算,我研習書法整整十年了。是十年前我決定嘗試書法的,這與我追求其他學問一樣,一決定了,就總要有一個結論。要是我追求某一種學問一段時期後覺得自己天分太差,或培養不出興趣,我會知難而退。但只要有興趣,有希望,我就要有一個「成就」的結論。然而,當年學書法的決定來得不易,因為我有孤注一擲之感。
 
 

五十五歲那一年,我認為自己在退休後要在一門藝術上下功夫,因為藝術與科學不同,前者可以很老還在創作。不是任何藝術家都是老而多妙,但先例有的是。中國的張大千、齊白石、朱山己瞻,法國的莫奈等人就是例子。問題是雖然我熱愛藝術,但沒有基礎,而且日常的工作很忙,要找一門藝術入手是不容易的選擇。

 我想過搞抽象彩色攝影。這方面我大有基礎本錢。但那時以電腦搞攝影作品開始流行,使我的舊基礎本錢大貶值。學畫嗎?太麻煩。學畫是要按時上課的。想來想去,覺得只有書法最方便:要人教,但不須按時上課;要練習,但可在工作中的休息時間寫十多分鐘,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寫。

 我當時的選擇困難是五十五歲了,不能再像年青時那樣,可以多試幾項才選一。我想,不論成就也要學得使自己有一點滿足感,但時間只能讓我選一項藝術來嘗試。選中了書法後,起初的一兩年我每天寫到滿室皆紙。

 求學,無論學什麼,我永遠是個幸運的人。學書法,我一開始就有明師指導。黃永玉給我簡述他對書法的看法。跟荈嶺]子給我示範,也教了我幾課,再跟茯O周慧珺,一教就免費教了十年。

 開始學時我可沒有想到書法是那樣困難的。事前我屢次聽到學書法很難,但自己心底裡總是有點懷疑。我是要到三年之後才覺得自己可能永遠學不成,所以有一段時期停筆不寫,花不少時間去細想困難的所在,然後改變了學習的方法。其後是寫寫想想,想想寫寫,進步快了。要是我今天從頭學起,以自己想出來的學法,可能快一倍。知道怎樣學可以事半功倍,所有學問皆如是,但怎樣學書法是不容易知道的。

 高明的老師可以教你怎樣寫,而更重要的是給你示範。問題是怎樣寫與怎樣學是兩回事。後者重要,而其中好些因素因人而異,所以怎樣學有好些地方是要自己想出來的。

 除了有明師指導,我還有幾點是比較幸運的。其一是周老師到香港來給我上第一課時,先教我學執筆,說執筆要學一年。我執筆寫幾個字給她看,寫得一塌糊塗,但她卻高興地說:「你執筆完全正確,不用學了,你學書法會比其他人起碼快一年。」

 我只是記茷e人說過的兩句話。一句是蘇東坡說的:「執筆無定法,只要寬而虛。」另一句是米芾說的:「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我當時想,蘇、米不僅是書法大師,而且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最有腦的其中兩個人。他倆是好朋友,曾挑燈夜談書法之道,而他們對執筆的看法一致,我是不用考慮其他的言論了。但他倆執筆也有不同之處:米提筆(即臂離紙),蘇不提。米說要提筆才可以用臂力,有道理,比較一下他倆的字,我就決定要提筆,然後自然地寬而虛之。

 第二點比較幸運的,是寫了幾個月後,書法還是難看之極,但苗子與慧珺都說我的字沒有俗氣。這等於老師跟學生說:「可以學下去。」第三點比較奇怪:一開始「行氣」就沒有大問題,其後在行氣上我進步得很快。

 我當時的主要困難是「結字」(字的結構)那方面,而這困難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解決。一個書法家對每一個字總要記得有三幾種寫法,寫時不用想筆劃,只是瞻前顧後地選用寫法,然後意之所至地以自然的變化讓感情流露出來。要是你連筆劃的寫法也不知道,要停下來細想一下,或去翻閱書法辭典,那就不能一氣呵成了。要一氣呵成,但若筆劃記得不清楚,字的結構就會有問題。臨老學書,記憶力退化了。要是我能早學五年,結字的困難會遠為容易解決。

 說到最困難的用筆,我是得到周老師的首徒李靜的一句提點,才算是大功告成!學書六年,周老師等人認為我用筆全部及格:提按自如,八面出鋒,而手的動作可以拿足分。問題是寫出來的字,撇開結字不談,總是有點用筆的毛病。毛病出在哪裡呢?想來想去也搞不清楚。

 有一天,在李靜面前寫書法,一向認為我用筆畢了業的她突然說:「你用筆背時不是真的劃下去。」筆背是指筆毛向外的那一面。得到李師姊的提點,我花了一個月練用筆背。

 學書法,跟任何學問一樣,不要集中在自己的長處發展。你要把注意力轉到自己的弱點那方面去。你要衡量弱點是否重要。不重要的可以不理,但重要的就要集中而攻之。

 舉些例子吧。「一」字不容易寫。有三種寫法,每種都不易,但只要你能細心研究一下,然後每種寫幾百次,困難就可解決。又例如,「寶」字第三筆的最後一轉相當難,但這一筆很常用,所以重要。你要在那一轉之前把筆輕提轉慢,然後輕按轉快。這一筆你要練上好幾天。再例如,「花」字的最後一筆轉兩次,也不容易。你要在最後一轉之後很自然地向前推,練習幾天,就差不多了。「也」字的最後一筆比「花」字的更難,要再加幾天的功夫。但周老師寫草書「有」字的最後一筆,瀟灑絕倫,我學了很久也學不到。可幸這筆草書不僅少用,而且有其他的代替寫法,所以學不到也就算了。

 非學不可的筆劃,加起來所需的學習時間充其量是幾個月。筆劃的本身不是書法的困難所在,孫過庭是說得不對的。(二之一)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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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二)
2001-04-19 , 南窗集 
初學書法時,一些朋友及專家建議我要寫自己的字,不用臨摹了。這聽來有道理,但周老師堅持我要從臨摹開始。她說我不妨賭一手,跳一兩級,不臨隸書、楷書,以臨行書開始。這是否決以隸書或楷書作為必需基礎的傳統看法。
 
 

周老師建議我先臨宋人張即之的行書,因為比較容易學,但過了兩天她就要我轉臨米芾,而那是最困難的行書了。教學生,周老師一方面是個性急的人,但另一方面她非常有耐心。後來因為她堅持要多臨、多臨,我在一個米帖上下了整整一年的功夫。

 臨摹而學的用途眾所周知,但我臨米芾不久後,就發覺眾所周知的不是臨摹的重心所在。書法的主旨是以水墨表達作者的感情,我們說書法寫得好是因為作者能按茪H與人之間的內心和絃下筆,使觀者得到感情的震撼。一個不寫書法的人,多看書法,就像多聽古典音樂那樣,漸漸地懂得欣賞。問題是,懂得欣賞一個書法大師的感情表達,不等於懂得這大師的感情是怎樣「流」出來的。學書法你要學感情是怎樣流出來的才對。你不臨摹,就不容易學得這最重要的一點了。

 是我之幸,我初學就選上了臨米芾。當時我覺得有點奇怪,不大明白為什麼我一看茼怍咫U筆,自己就變得心情起伏,很有點激動,而臨他人之帖這樣的感受遠為輕微。若干年後,我試臨蘇東坡、黃山谷,其感情的感受也很有分量。

 米芾三年後我臨了兩年王鐸。選臨王鐸,是因為我覺得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與臨米芾很相似。雖然感受程度王鐸明顯地不及米芾,但前者遺留下來的真[甚多,容易選臨。近五年來,在拍賣行鑑別王鐸作品的真偽,我採用的辦法是站在書法作品前,用手指在空間按荍@品一筆一筆地寫下去。旁觀的人以為我發了神經,但我是在印證王鐸書法的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偽作的字形可以亂真,但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可不一樣。

 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性格比較獨特,可能是臨得不夠認真,更可能是臨摹時我集中在感情的「流」法,我臨米芾不像米芾,臨王鐸不像王鐸。但感情的「流」法應該是一樣的。四年多來我不再臨摹,寫自己的字,表達自己的感情。近兩年來,我覺得下筆時的感情流露,越來越奔放。

 學書法初期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但六個月後,每幅總有兩三個字看來還可以。這點「小成」給我很大的鼓勵,但更可喜的是上了感情發洩的癮。學書法的方便是紙、筆、墨可以在家中常備,要寫是不需要做任何準備工作的。既然上了癮,每天總有幾段片刻忍不住大書幾筆。

 本來打算臨摹兩年,結果臨了五年。這延長是因為脫臨甚難,迫茧L可奈何地臨下去。有帖在旁,久不久看一眼地寫,可以寫得頭頭是道。寫熟了,記得帖的字,把帖拿開,以記憶下筆,還可以。但轉寫其他的,如某首詩或詞之類,就寫得一塌糊塗。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困難。我求教於周老師,她說她脫臨時也遇到同樣的困難,要好一段日子才能真的離帖。

書法的進步,不是直線斜升的。升一段,平下來,再升一段,又平下來。很多時再寫下去,明顯地有退步的[象。每見退步,我就停寫一段日子,轉作參閱前賢的書法。學了大約三年後,我發覺參閱書法對自己書法的幫助,比下筆練習還要大。這顯然是因為懂得怎樣看書法非常重要。不懂得看,不可能學得好。後來周老師說我眼高手低,看書法是懂得通透的,只是寫不出相近的水平。這是很大的鼓勵,因為眼夠高,總有一天手也會被提升了。

 用筆、用墨、用紙,是組合性的技術困難。不容易搞得好,但若有名師指導,多作思想、研究、只是時日的問題。要脫臨,也是時日的問題。學看,要看得很多,也要有一點悟性。但學看書法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困難,那就是好些書法名家根本就不懂得怎樣寫,而自己H側三本厚厚的前人的書法分析文選,九成以上都是胡說八道。這方面又真的要靠名師指導了。我學看書法大都是以長途電話與周老師研討,也花了兩年睡前在H上清除前人論著中的廢物。

 技術難,脫臨難,學看難,結字布局難,但最難的還是寫出變化——不做作,不俗氣的自然變化。自然者,天真也。變化難得出奇:明知要變,但變不出來。你可能沒有聽過如下的書法傳授。周老師在旁邊,我在寫。她不停地說:跟茠滬n大一點,或小一點;重一點,或輕一點;寬一點,或緊一點;濃一點,或淡一點;快一點,或慢一點。有時她會說:不要蘸墨,繼續寫下去;在硯上整理一下筆毛,但還不要蘸墨,寫下去。

 脫臨難,脫師更難。沒有老師在身旁,一筆一筆地教變,自己明知要變但奇怪地變不出來。是學書法八年後我才開始掌握到變化之道。那就是,拿起筆來,對荅、有點激動的感受,一下筆就不斷求變。那是說,感情要與變化融合在一起,由變化把感情自然地表達出來。

 上述感情與變化的融合,使我聯想到莫札特坐在鋼琴前作曲的情景。但有誰是書法的莫札特呢?今天,我寫得比較好的作品,全部是碰巧而得。十中無一,百中也無一。我不知再要花多少時日,才能達到五得其一的境界。是一種奢望,就是能達到也應該是自己天分的極限了。

 在中國的書法歷史上,十得其十的書法家只有一個。那就是北宋的米芾。是的,米元章是書法家中的莫札特。

 十年窗下,說是沒有成績是不對的。三年前上海中國畫院見到我的書法就給我「畫師」之譽,據說不是上海人而得此譽者只有我一個。我從來不論名頭,但這一次倒感到有點高興。

 書法如汪洋大海,沒有終點可尋。今後我要走哪個方向呢?一時間我想起啟蒙老師黃苗子十年前對我說過的話。他說:「五常,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既然在學問上我花了大半生,那麼對我來說,應走的方向我是不需要選擇了。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一)

相關資料: 

經濟解釋-張五常
 
 

張五常 插圖:黃黑蠻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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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狂生傲語 序
2001-04-26 , 南窗集 
▲插圖:黃黑蠻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句胡說八道的老話,我每次要起書名時都想到。書不可以無名,但起書名是一件頭痛的事。如果是一本小說,或一本論著,有歸一的內容,起個名字不太難。但若結集成書,內裡的文章百鳥歸巢,那就真的頭痛了。讓我細說一下吧。
 
 

替專欄的結集起名目,以我所知,有五種起法,而最後一種是我發明的,《狂生傲語》就是例子。

 第一種辦法,是簡單地以欄名作為結集的書名。《z闌集》、《隨意集》、《挑燈集》等就是例子。這種起名之法很常見,不過不失,但沒有大作為。依照書的銷售經驗來品評,以欄名為書名似乎是最差的。不知何解。這種起名辦法最不可取之處,是出書後要起新欄名。

 其二是先想好了一系列有連貫性的文章,專欄發表後的結集以這系列起一個名字。這其實是寫一本論著,起名的困難與一本論著相同。十多年前,我為《信報》的《論衡》專欄而結集的兩系列文章——《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就是例子。銷路很不錯。

 其三是百鳥歸巢一番之後,結集時想出一個不是欄名的書名。在我的十多本結集中,《存亡之秋》是一例。書的銷路可以,但比不上《中國的前途》那種起名辦法。

 其四是在百鳥歸巢的結集中,選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作為書名。《賣桔者言》與《學術上的老人與海》就是例子。奇怪,這樣起名,書最暢銷。我不知道那是因為名字夠吸引力,還是結集內的文章比較有趣味、比較可讀。

 最後的一種辦法應該是唯我獨尊的了。這就是在百鳥歸巢的文章結集中,先想好了一個書名,然後以該書名刻意地寫一篇以此為名的文章。《狂生傲語》就是這樣的嘗試。這結集還沒有收到市場反應,銷量如何不得而知也。

 這最後一種起書名的辦法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困難:自己明知書名將會是《狂生傲語》,跟茼茖茠漲妘壇k巢免不了寫得狂放一點!我這個人什麼也有不足之處,只是狂放從來沒有短缺過!《狂生傲語》於是狂上加狂,希望讀者能明白我只是為了過癮一下才這樣做,是不值得破口大罵的。

 說起狂放,我倒有一番哲理。狂放與狂妄不同。「狂」不一定壞;「放」可以;「妄」不可取也。

 「狂」字其實不易解。壞的一面是指發神經,智商零蛋,很有點亂來。但亂來可亂得非常好。這是不容易理解的天分了。明代的徐渭,書法亂寫一通,妙絕天下,神經發得可愛。另一方面,比較可取的「狂」要有點約束,有點節制,有點原則與規律。張旭與懷素的狂草書法,激動痛快,但細看之下,你會覺得他們法度井然。

 無論怎樣說,「狂」是含意蚇E動,不拘小節,不依禮法,旁若無人。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發神經的人,也不算得很激動。我的問題是用腦想時,往往忘記了其他的人與事的存在。

 「放」是指不滯於物,自己喜歡做的事,喜歡說的話,不願意多受傳統或世俗的約束。這樣的「放」,我是有的。我是個尊重傳統思想的人。然而,尊重歸尊重,傳統的思想可不能約束我。天馬行空地想,海闊天空地魂遊,這種悠然自得其樂的享受我是不會放過的。

 在課堂上教學生,課本說過的我不願意再說一次,雖然為米折腰,好些時我勉為其難地說了。老師艾智仁所寫的著名的課本,我從來沒有讀過。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他的思想我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清楚,而又受到他的啟發,再讀他的課本可能約束過大了。

 至於「妄」,我認為自己怎樣也算不上。主要的證據,是無論學什麼,我必定在基礎上痛下苦功。不一定是一般人所說的基礎,而是左問右問,細心考慮之後,自己認為是重要的。他人看來,我的學問或造詣基礎很偏,近於怪:好些他人必修、必學的,我可能知得很少,或只知大概。但我認為是重要的基礎,我絲毫也不放過。攝影如是,書法如是,經濟學如是,今天寫文章也如是。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一個要刻意地創新而創新的人。正相反,創見的本身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喜歡有時向朋友求教,有時獨自思想,獨自魂遊。魂遊之際,最令我有滿足感的是在茫茫的黑暗中突然間看到一點光。這樣,我不僅有滿足感,而且還可以回到朋友之間誇誇其談一番。

 問題是若要有這種魂遊的滿足,外人或朋友的見解越少越好。我求教的永遠是基礎上的事。思想毫無約束是發神經。思想總要有點約束,但我要把這約束限於基礎上。海闊天空,漆黑一片,見到一點光時,我要知道自己是站在磐石上。若朋友給我諸多見解,搞得滿天星斗,那麼魂遊云云,就再沒有什麼意思吧。不幸的是,這種魂遊選擇,往往使朋友覺得是獨行獨斷,不肯接納他們的見解,小看了他們。

創新非常容易,但大都是近於發神經。這是因為創者漠視了基礎或一些正確的傳統之見。接受基礎的約束,創新當然比較困難,但也難不了多少。如果是你能學我那樣,把思想的約束限於基礎上,要不創新反而不容易。但如果他人之見搞得滿天星斗,創新就要靠天才了。問題是,如果你學我那樣,他人之見聽而不聞,然後突然語驚四座,你就會被認為是個狂人。此乃世俗之見也。

 他人之見是他人的;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朋友,你要選走哪一條路?

 兩年來我出版過十本書,有新的,也有「修訂」或「增訂」的。這些是退休後的整理,「沙場秋點兵」。這十本書的書名全用周慧珺老師的書法題字。一貫的書法風格,很有意思。然而,到了《狂生傲語》,朋友們卻有異議。他們認為周老師的書法雖然好,但不夠狂,於是建議「狂生傲語」這幾個字應該由狂生自己寫出來。我不反對,一揮而就。讀者以為怎樣?

 《狂生傲語》是專欄《南窗集》的第二組文章的結集,其中有小部分文章放進了談教育、學術那兩本書。騙讀者一點,不騙得太多。編輯與分類組合的安排是用上了心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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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生傲語》已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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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科學說需求
2001-05-03 , 南窗集 
下圖▽

那天帶了一位香港大學的美人到雅谷進午餐,遇到了林山木。一如慣例,山木替我付賬,是所謂免費午餐也。

 餐後跟山木打個招呼,問他有沒有讀到我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他說想不到我在退休之際,還有興趣參考書籍來寫那本書。我沒有回應,因為不想說出自己的秘密。回家後細想,這秘密是應該公開的。

 其實不是什麼秘密。那就是我家中有的只是關於藝術或書法的書籍,一本經濟學的書也沒有。我寫《經濟解釋》完全沒有參考什麼,只是有時記不清楚前賢的論點細節或他們的生卒年期,就掛個電話給張滔。這些瑣碎問題,張滔是有問必答的。我自己老了,記憶力比不上他。
 
 

自從作學生時寫《佃農理論》之後,寫任何論著我都不喜歡參考他人之作。寫好後我會「參考」,加些註腳,充充場面。然而近二十年來,我這種事後參考的工作也不幹,只是要求讀文稿的同事或行內的朋友提供註腳資料。這種要求往往強人所難,而我的文章愈來愈天馬行空,不容易有參考資料。近十年來,我的英語論著註腳甚少,有時完全沒有。可幸國際上的學報編輯知道我這個人酐茪ㄗ戔`規,放我一馬,沒有註腳也照登無誤。

 在《蘋果》發表《經濟解釋》有一個好處,是不需要下註腳。這省去不少世俗的麻煩,再加上不用圖表,不用方程式,寫時就簡直如李太白,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話雖如此,《經濟解釋》是我平生寫得最辛苦的學術論著。困難是有幾方面的。

 (一)《經濟解釋》是我要寫的最後一本經濟學論著,絕對不能馬虎。問題是六十五歲了,精力有

 所不逮。十年前我可以一坐下來寫盡四枝墨水筆,今天寫盡兩枝也有困難。

 (二)人老了,對重點的判斷勝於昔日,但推理的本領江河日下,再不可以暢通無阻。推理的效果雖然不減當年,但卻要分段來想。以前一晚想得通透的小節,今天要好幾晚睡不荂C寫學術文章,要手起刀落,筆筆見血才是上品。昔日寫時如公孫舞劍,今天用的是大關刀。讀者可能還不會看出我的智力在退化,但那只是因為我往往想了好幾晚才寫一兩段,然後改呀改,改之不盡。

 (三)《經濟解釋》是綜合自己四十年來在一門學問上所學到的,但下筆時不管成見,自己認為問題應該怎樣處理就怎樣。好些思想是我三十年前想出來的新意。問題是這些「新」思想是數十年前的思維,今天才下筆,大部分記不清楚。只記得某些傳統之見當年認為大有問題,但問題在哪裡,今天夢裡依稀。於是又要輾轉反側,回想昔日自己想過些什麼。

 (四)數十年的專業,與眾不同的思想當然數之不盡。這些思想分割開來,好些論點獨立地不值得下筆為文,但合併起來寫書可能洋洋大觀。問題是這種合併要有系統地處理。先後的安排是個重點。十多年前這種處理我做來容易,但今天我往往要做回顧補加的工作。因為是每星期按時發表一篇,我逼茩n搶先寫好了六、七期,以免要回顧補加時發覺有關的部分已經發表了。

 (五)要是我在經濟學上有什麼過人之處,就是對真實世界的市場現象知得特別多。作過調查,對社會無足輕重,但很有趣味,而自己又成功地解釋過的,屈指難算。每個現象都可以為文發表,但我可沒有下筆。《經濟解釋》的一個重點,是將這些寫出來,算是對自己有個交代。不用大做文章,每個現象簡化地分析一下就算了。問題是這些「項目」實在太多,不可能全部都寫出來,所以在取捨上又要日思夜想。

無論怎樣說,經過了七個月,我發覺《經濟解釋》要分三至五卷,而第一卷的理想分界處我竟然寫到了。從科學的方法到基礎的定理到需求的規律到市場的交易,剛好是一個「段落」,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段落組合,而跟茼茖茠瑰雩茯O利息與成本的理念,帶到生產、競爭那方面去。以「利息理論」開始的第二卷,意之所之,寫到哪裡才終結,到時再作打算。

 第一段落(卷一)共寫了二十八期,每期三千多字,輯而成書,編得易讀一點,有二百多頁,可取也。我為這《經濟解釋》的「卷一」起了一個名目,叫作《科學說需求》,起得恰當。好幾天的晚上,我翻來覆去重讀那二十八期,再修呀修,改呀改,大喜若狂。說實話,這「卷一」比我事前所能想像的好得多。這可能是因為人老了,對自己還可以做到的沒有什麼期望。但《科學說需求》的整體,我很懷疑十多年前我可以寫出來。任何作品都要滿足讀者,但更重要的是要作者自己感到滿足。可能是老了,對自己不再苛求。但重讀又重讀「卷一」,我覺得難以苛求。

 讀者可能不明白我這種日暮餘功的感受。《經濟解釋》與我以前寫過的《賣桔者言》之類的不同。以前的中語經濟散文,自己認為某論點太深,讀者不容易明白,就說因為太深而不便多談。但《經濟解釋》是自己最後的一本經濟學論著,我不能以「太深」為理由而不論。我認為不重要的可以不論,但重要的我總要說個清楚,或詳加分析。問題是,《蘋果日報》是在街上銷售的大眾刊物,怎樣深奧我也要寫得讀者明白。不可能所有讀者都明白。我選定的讀者對象,是一個香港中學六年級讀過經濟學的中等成績的學生,或是一個沒有讀過經濟的成績比較好的中六學生,或是任何一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一個讀者不一定一讀即明,但細心地多讀一兩遍是總會明白的。

 說實話,《科學說需求》可以獨立成書,很有點碰巧,可能是鄭板橋所說的「難得糊塗」的效果。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覺得這卷關於需求的分析,塵埃落定,是一家之言。我曾經深研馬歇爾、費沙、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等「需求」大師的論著,想了那麼多年,替他們整理一下,把重要的與次要的以不同分量處理,然後在自己認為是不足之處作補充,是我的本分。那是說,青出於藍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要做到卻不一定是那樣「理所當然」。

 想不到,日暮黃昏,在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題材上,我還可以勒碑誌之。天助我也!

 (按:《科學說需求》將於三星期後面市。只出精裝版,書價港幣一百。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二十;海外加五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 1208 ;傳真2729 7162 )

撰文:張五常 插圖:黃黑蠻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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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學生何來免費午餐?—答黃有光大俠
2001-05-10 , 南窗集 
四月十四日到大連東北財經大學講兩天課,十七日飛北京到保定與石家莊再講,上機前王玉霞給我三月二日的《經濟學消息報》,內裡有關於我的文章。僅五十分鐘的飛程,坐的竟然是七四七,機艙空空如也,顯然是飛機周轉不靈,借來一用的。
 
 

有關我的文章的題目是《張五常〈佃農理論〉自述的試譯》,作者徐唐齡是湖南大學的一位前輩。徐前輩說讀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反覆讀了幾遍,擊節吟誦,慨嘆久之。」讀了他的「試譯」,我也慨嘆。我們這老一輩的人,記得中國近代的往事,能不慨嘆乎?

 徐前輩談及我分析的台灣一九四九年推行的三七點五租管(地主的農產品分成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說在大陸早有前科。那是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大陸提出(可沒有真正推出)的有名的二五減租(地主的市場分成率是百分之五十,減百分之二十五,就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了)。這項前科我當然知道,但地主的市場分成不可能剛好是百分之五十。到了台灣,國民黨認真一點。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平均地主農產品分成估計為百分之五十六點八,管制在三十七點五是減百分之三十四,非二十五。這可見國民黨到了台灣還是亂來:一九二六年說是三十七點五,一九四九推行的就是三十七點五了。

 說到卜賽教授的譯名,徐前輩說應該是卜凱。我也聽過卜凱之譯,但既然卜教授的老婆之名(Pearl Buck )被譯作賽珍珠,我就選「賽」棄「凱」。

 最令我慨嘆的是徐前輩談到卜賽教授當年在南京領隊而作出的中國農業調查。這個我認為「包括之廣,探討之深,史無前例」的調查,曾經有一巨冊,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載茬o調查的原本數字資料,稀世之寶也。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機緣巧合,我出高價買到一冊。幾年前南京大學的多位同學到港大作訪問,我就把那巨冊送給他們,要他們放進該大學的圖書館中。隆重其事,我花了一晚工夫在巨冊前的空白紙上寫了一大段回憶,皆慨嘆之言也。

 徐前輩說當年的南京大學是金陵大學。這是很深的學問了。今天既有「南京」,也有「金陵」。當年究竟用上哪個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因為曾經轉來轉去。英文名字是University of Nanking ,而南京者,金陵是也。

 我感到慨嘆的,可不是南京不南京,而是我認識而又喜歡的錢俊瑞先生(已故),徐前輩引經據典,說一九三四年錢老大讚卜凱的調查研究,但到了一九八一年,就轉了口,說該調查「抹煞農村階級矛盾,……代表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欺騙是相當大的。」數十人合作的調查,要欺騙蚢磥ㄝe易。靈魂何價?錢先生的靈魂何價?

 讀完了徐前輩讚我的文章,很有點飄飄然,向右一看,是黃有光專欄,題目是《寫推薦信為何不收費——答熊秉元巨俠》。黃有光說他自己被稱為大俠,而熊卻被稱為巨俠,「巨」高於「大」,似乎有點不服氣。

讀內文,黃寫道:「台大經濟系熊秉元教授,不愧有巨俠的號稱,學生請他寫推薦信,他竟敢問學生願意付多少錢,雖然錢是給慈善機構。他(熊)也膽敢提出:『為什麼土地估價師可以為土地估價收費,而老師不可以為推薦信收費?如果寫推薦信可以收費,老師們會不會寫得更認真一些?』」黃大俠的回應是:不收費是為了避免老師替多給錢的學生講誇張的話。

 我自己老眼昏花,思想遲鈍,這爭議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後生一輩發明的新經濟學,我一竅不通,但傳統的經濟學我還記得一點。依照傳統之見,熊、黃巨、大二俠是讀錯了劍譜,練壞了功夫。且聽在下道來。

 大學教授或老師的薪酬,是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的。那是說,私立大學所收的私人學費,或公立學校所收的納稅人的錢,購買的是老師的多項職責,其中當然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當然,老師有權像考試評分那樣,對不同分量的學生寫不同分量的推薦信。

 一個成績奇差的學生,請教授寫推薦信,教授大可忙顧左右而言他,或婉拒。要是學生不識時務,看風而不懂得駛 ,堅持教授要寫,就會大難將至。是的,教授收了薪酬要替學生寫推薦信,但他有權作很大的分歧。一個好學生他寫得格外用心,甚至滔滔不絕;一般的他就一般地寫;差的最好是不寫,無謂誤人子弟。

 在港大作主任時,聘請新教師,我喜歡委託年輕一輩的同事辦理。我給他們一個錦囊妙計(可惜年輕人往往不聽老人的話):不要看推薦信的形容詞,重要的是看寫信的人花了多少心血來寫那封信。那是說,寫信的人若擺明是花了不少心機,長信而大論,細說他推薦的學生的思維、文章內容等等,就是很高的推薦了。

 是的,老師替學生寫推薦信,不僅老早就收了錢,而且好的學生他要付較大的寫信代價。較為用功的學生等於多付了錢,老師當然要寫得精彩、認真一點,甚至誇張一下。這與熊黃二俠所說的有雷同之處,只是熊巨俠說的是收了錢要再多收一次,黃大俠說的是學生應該吃免費午餐。學生何來免費午餐呢?

 遙想昔日作學生時,我苦讀,代價不菲也。找工作時請教授寫推薦信,他們不僅樂意寫,而好些我沒有開口邀請的教授,跑來問我要不要他們動筆。我比一般學生付出了較大的求學代價,教授們就要較為落力地給我寫推薦信。這是市場的規律,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吧。

 黃大俠似乎不知道,教授替學生寫推薦信,可不限於時間的代價。要是教授誇張得太厲害,或言不由衷,或胡說八道,使聘請該學生的機構中了計,那麼這位教授就會有很大的麻煩。胡亂的「吹水」信會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行業,使下筆者失信天下。

 記得在芝加哥大學招收研究生時,我是評審委員之一。差不多所有申請的學生的推薦信都寫得天花亂墜。後來還是經驗老到的G. Lewis 教我們怎樣讀:這封信寫得用心,有斤兩;那封信的作者從來都大讚學生,作不得準。

 有一封從以色列大學寄來的信,大名的作者簡單地說他推薦的學生是可以的,而該學生的成績只是中上。Lewis 一讀該信,大聲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位推薦者說一個學生是可以的,於是把該學生排名第一。後來這位學生不到芝大就讀,究其因,是美國幾家頂級大學都給他獎金。

 是的,一般而言,名家寫推薦信是否可靠,在行內傳得很快。要是熊巨俠收了巨金而替學生寫得格外「認真」,他可能成為「超俠」,或「原子飛天俠」,但一個回合就玩完了。

撰文:張五常 插圖:黃黑蠻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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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
2001-05-17 , 南窗集 
記得在加州大學考博士筆試,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當然是經濟理論了。一科考三個小時,理論那一科題目五條,沒有選擇,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學。進入了考室,大家有說有笑。監考的教授進來了,一手拿虒旍驉A另一手拿茪@本小說。
 
 

派了試卷,我坐在那裡讀題目,讀完一遍又一遍,讀呀讀,讀了三十分鐘,墨水筆還沒有脫套,還不打算寫什麼。讀清楚了題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來,走到監考面前,輕聲地問:「我要出外喝咖啡,回來才作答,可以嗎?」他在看小說,連看也不看我一眼,輕聲地回應:「當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鐘後才回考室。還有兩個小時,答了三題,只用了四十分鐘。餘下兩題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考最重要的一個筆試的情況。監考的教授當然知道,考博士理論的準備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時要作弊根本不可能。要是考生準備不足,拿試卷回家作答,翻書參考也無補於事。請高人代筆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試卷回家。但兩年前兒子在美國考試,其中一科有了進步:考生可拿試卷回家作答。兒子回家後卻去看電影,比我當年喝咖啡勝了一籌。

 不久前太太買了一套《雍正皇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舉的過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監管如囚犯,而洩露題目的要被殺頭。我想,不可能吧!中國的科舉試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夠,讓你先知題目又怎樣了?殊不知我以為是拍攝影集的人的誇張,原來真有其事。

 最近到昆明一行,到雲南大學講話,校長帶我去看校園內的明代考舉樓,據說是整國尚存的三間中保存得最好的。

 朋友,你道科舉是怎樣考的?一間一間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間大約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張,桌、椅各一,馬桶一個。一個考生被鎖進這樣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來。

 俱往矣,但小程度上舊習仍在。幾年前在大陸訪某大學,改試卷的老師要被關進樓中一個星期,卷改好後才能離開。這與美國的情況有天淵之別。香港的情況比較自由,但港大考試,考生的座位皆有編號,不能亂坐,監考的有好幾個人,而考前主監者要宣讀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奇怪,我參與香港中七經濟學會考出試題的工作,凡十八年,從來沒有遇上試題外洩的事。(考試局本身曾經闖過禍,但與出試題的無關。)我說「奇怪」,是出中七試題的有好幾個人。我那一組就有四個中學老師協助,而他(她)們的協助是重要的。試想吧,除我以外,中學老師是常常更換的。十八年換來換去,那麼多的參與者,而試題沒有外洩。這是一種文化,或一種習慣,大家互相尊重,知道職責所在,看得起自己。(試題若外洩,考後不難發現,要斷定誰外洩是比較困難的。)我還要指出的,是我那一組人從來沒有受到什麼警告,也沒有刻意地秘密從事。不言自明的工作規例,大家都知道,新參與其事的老師是用不荋點的。

 我為中國古時(清代也算是古了)考科舉的近於無稽的約束這個怪現象想過好一陣,不想了。但最近昆明之行,到那有名的大觀樓一走,讀到樓內關於那天下第一長聯的作者孫髯翁的簡短生平事[,知道孫才子因為進科舉考場要被搜身,認為是奇恥大辱,不考,不仕,潦倒落拓以終。我於是又再想到科舉試這個怪現象了。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為什麼要那樣嚴峻?被考的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主考的可能被殺頭?區區考試,怎會搞成這個樣子的?前思後想,我想出如下幾項因素,讓讀者考慮一下——我自己既不肯定,也沒有什麼高見。

 (一)歷史上,神州大地考試作弊成風,加上貪污的協助,考生大出其「術」,考官其「術」不正。這個解釋顯然有問題。第一,科舉試考的是文字題,大做文章的那一種。這種考法不容易出術,就是預先知道試題也幫不到多少忙,更何況有三日三夜的時間作答。第二,昔日歐陽修考蘇東坡,皆君子也,不可能是作弊的那種人。事實上,歐陽修見到蘇子的答卷,誤以為自己的門生,為了避嫌而把蘇子降為第二。這是說,昔日參與科舉試的人,可以有高尚的品格,作弊之說是誇張了。

 (二)科舉試中了個進士,姑勿論狀元、探花,升官發小財差不多是慣例。這點比較有分量:牽涉到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隆重其事地處理不難明白。問題是,說比較隆重,可不是說隆重到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今天的社會,考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牌照也牽涉到財富的分配,但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考試有近於昔日考科舉的規限或約束。

(三)這點似乎最有分量,但也最難明白:在中國歷史上,要做官或要走上仕途,除了考試似乎沒有其他的重要準則。以今天的西方學術來比較一下吧。在西方學術上要有一席之位,或要找一份學術工作,考試成績怎樣了不起也幫不到多少忙。名校畢業幫一點,不太多。大教授的推薦信很有用處,但比不上一篇精彩的博士論文,而這二者通常幫助找第一份學術工作。之後要爭取學術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發表的學術文章決定的。不論文章的多少,也不大重視文章發表的學報的名氣——主要的是作者說過了些什麼話,或提出了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觀點。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學術不重視考試,是因為有很多其他的衡量準則被採用了。要是西方的衡量單憑考試,那麼考試就會變得隆重其事,雖然不一定會隆重到要把考生關起來。

 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除了科舉試,其他的——通常是遠為可靠的——衡量準則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可能我對中國的文化歷史知得不多,其他多種重要的準則被採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在直覺上少用其他準則是我的感受。

 這裡我還有一個疑問。今天我們在西方學術上寫了一篇好文章,大喜之餘奔走相告。然而,昔日蘇學士寫好了《前赤壁賦》,自己明知是神品,但恐怕開罪朝廷而不敢示人。要是因為朝廷的混帳而廢除了文章發表的重要準則,那麼大做文章的科舉試究竟是考些什麼呢?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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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大陸文字行業的發展
2001-05-24 , 南窗集 
先此聲明,我不是什麼文字行業專家,對中國大陸的情況更是一知半解。但畢竟我是寫稿的人,靠賣文度日,所以比行外的知得多一點。最近我到大陸講學八次,去了六個城市,遇到的是文化人士,傾談的是大陸文章市場的發展,因而知道多一點。很明顯,近兩年來,大陸的文字行業有茷瘜t的轉變。再過幾年,今天我知道的應該大為不同了。正因為如此,寫下今天的情況,雖然不一定可靠,他日回顧會有一點依憑來比較一下。
 
 

此前我提及,在大陸私營出版是不可能取得牌照的,今天也如是,而什麼買書號或其他非正途的出版,雖然有的是,但不是可取的辦法。此外,盜版或未經許可而轉載的行為不少,所以香港的寫手要在大陸賺點錢,絕非易事。這些是負面。

 另一個更為嚴重的負面,是言論還受管制。比起十年前,言論是自由得多了,但管制仍嚴重。最頭痛的地方,是作者或搞出版的不容易知道什麼可以寫,什麼是大忌。明顯的「可」或「不可」是知道的,但灰色地帶很大,一不小心就會被「點名」或被封閉。據我所知,北京當局是有給搞出版的人一些指引的。問題是「指引」得不夠清楚,或根本不能夠說得太清楚。

 我很懷疑在正規的刊物上,一個作者會刻意地違反北京的指引。這是因為一旦被點了名,或刊物被封閉,要重見天日並不容易。問題是灰色地帶那樣廣,而在這地帶下筆讀者會增加。

 最後的一個負面,是刊物的售價是有管制的,據說通常是以紙張的頁數來定一個價的上限。這解釋了大陸出版的書籍的質量為什麼那樣差——紙質與設計皆乏善足陳。書價有上限,質量怎可以有看頭的?

 還是轉談正面的新發展吧。最明顯的是近兩年來,大陸出版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越來越多。這反映茖潃茈翮情C其一是言論有了較大的自由,文字因而較為可讀。其二是大陸搞刊物有錢可賺。大陸的讀者市場甚大,只要文章可讀,賺錢似乎比香港容易得多。據說一些報章的廣告收益非常好。

 有錢賺這個正面,是正、正、正!報章或週刊之類的刊物,因為有廣告的收益,價管的約束不大。這解釋了為什麼近兩年來,大陸報章的設計與紙質皆直線上升,比較高級的絕不在香港之下。另一個賺錢帶來的正面,是為了爭取可讀文章,作者的稿酬也直線上升。據說今天較高的稿酬,每千字達五、六百元人民幣。(與香港的工資調整後,大約等於香港每千字四千元。)雖然這是最高的稿酬,但這幾年來的急升應該在五倍以上。

 想不到,文字有價竟然會在中國大陸出現。這是個可喜可賀的現象。價是最有效的鼓勵:今天大陸較為成功的報章,其文字流暢的水平不僅高於香港,也高於台灣。更令我驚喜的,是一些作者確實有才華,而文字也寫得過癮生動。這發展若繼續下去,不出數年,文字精英會雲集於神州大地矣。

 在這個可喜的發展中,我自己也有一點小功勞。據說是受到《賣桔者言》的影響(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那樣說),經濟學散文今天在大陸大行其道。經濟學以散文體表達,是十七年多前我被《信報》所逼而寫出來的。歷久以來,經濟學被稱為「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 ),其文字讀來苦悶,絕不過癮。但若以散文體處理,時而談天說地,時而閒話家常,時而睹物思情,時而公孫舞劍……加上生動的變化,文章有趣味,大眾讀者就可以接受了。愚見以為,所有學問都可以這樣處理的。

 今天大陸的經濟散文越來越多,其中不少大可一讀。老實說,政治散文也可以寫,但不容易。昔日香港的三蘇與哈公,寫政治是寫怪論,寫得好,但算不上是散文。政治易寫怪論,難寫散文;經濟易寫散文,難寫怪論。這是我發現的一個定律。為什麼會是這樣,讀者想想答案吧。

 我也認為,要是大陸容許政治怪論的自由出現,言論就真的是開放了。其實北京當局所擔心的,是自由的言論可能推翻政權,或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我個人當然不是那樣看。可能我這個人對政治毫無感受,但我就是看不出今天北京的政權有什麼不穩定之處。只要經濟有長進,言論越自由應該越增加政權的穩定性。當然,有些作者在自由中會痛罵政府,或要平反這樣那樣的。但這樣的文字不容易有價,而就算有價,為害不大。七十年代台灣數之不盡的地下書店出售的刊物,罵政府的激烈不親眼見到就不會相信。但當時台灣的經濟增長大有可觀,這些刊物起不了半點作用。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罵了好幾年,來來去去都是那樣的,刊物再也賣不出去,不寫了。

 我自己的文字,對中國的政權從來都沒有惡意。我的困難是在言論管制下,瑣碎的詞或句不能用:「私產」一詞有問題,「共產」一詞也有問題;不能說馬克思「蠢」,更勿論毛潤之了。這些瑣碎的約束不足以影響我文章要說的內容,但因為下筆時要左顧右忌,影響了文氣與文采,寫來難以流水行雲。

 在我寫過的多篇經濟散文中,自己比較喜歡的是一九八四年初在《信報》發表的《鄧家天下》。這篇文章不容於大陸。該文以閒話家常起筆,跟蚑秅羆矰妒漱慦騿A讚鄧小平的開放,但主角是鄧麗君。入了正題,我突然反手一刀斬馬克思,瀟灑利落,讀者嘩然。

 經濟散文是應該那樣寫的。我刻意地把該文放在《賣桔者言》之首。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那「反手一刀」會被禁。說「蠢」不容,說「錯」也不容嗎?

張五常請參考《壹週刊 時事及財經冊》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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